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不只是交际的工具，它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语言中存留着无数种族文化历史的踪迹，它是种族历史文化的直接现实。如洪保特（Karl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说过：“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①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语言承载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赫德尔有近似的观点：“一个民族怎样思维，就怎样说话，反之亦然，怎样说话，就怎样思维。”②语言即思维。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③一种语言就是一种生存历史，语言的形成发展史就是文化的积淀史。爱德华·萨丕尔认为：“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这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④索绪尔相信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但能指与所指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却是经由语言共同体长期的生存历史与交往史约定俗成的。这种约定俗成就是一种文化体现。
注释：①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7。
②胡明扬主编《西方语言学名著选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57。
③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三联书店1988，19。
④［美］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7，196。
这些现代语言学观点，是韩少功创作《马桥词典》，反思中国语言现代性追寻的知识背景。①“马桥”位于南方，湖南汨罗县境内，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那里“随便踩一脚，都踩到汉代以前去了，脚下吱吱吱不知要踩掉多少文物珍品”，②语言上属湘方言区。湘方言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以长沙话为代表，使用人口约为汉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属中国南方典型的小语种。湘方言与普通话距离极大，如“吃”字，发上古的“qia”音，而不用中古的“qi”，更不用近代以来即普通话中的“Chi”。现代民族共同语的追寻，就是以普通话中的字词、读音、语法规范等置换方言字词、读音与语法规范，这意味着方言的大量消失。
注释：①在《编撰者序》中，他严格区分了“语言”、“言语”这对现代语言学概念；在文本中又谈及了“话份”即现代语言学中的话语权力；在《语言的节日》（载《新创作》1997年第2期）一文中，他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并不能认识世界，我们只能认识在语言中呈现的世界。我们造就了语言，语言也造就了我们。《马桥词典》无非是力图在语言这个层面撕开一些小小的裂口，与读者们一道，清查我们这个民族和人类处境的某些真相。”他这里所谓的“语言也造就了我们”，是一种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观点相同的现代语言观。由此可见，《马桥词典》的写作与现代语言学的启示密不可分。
②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339～340。
③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398。
韩少功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在《后记》中他不无忧虑地陈述了方言“绝大部分无法进入普通话”③的事实。在作品中，他所思索并着力表现的便是方言的消失意味着什么？为此，他从马桥方言中选择了一百多个词，逐一释义、还原，将目光投向词语后面的人，感受词义中的生命内蕴，将词语的形成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积淀过程来表现，努力开掘词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将词的释义与文化叙述统一起来。如词条“醒”的描写，“醒”在马桥具有与普通话
全然不同的含义，它不是普通话中的“觉悟”、“理智”、“梦觉”之意，普通话中“醒”字没有贬义；但“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的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词义是怎样形成的呢？作者以为它源自马桥先人对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理解。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但他自以为众人皆醉而自己独醒，于是马桥人将这种神智失常称为“醒”，也就是蠢的意思。作者还揭示出正是屈原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经由屈原，马桥人开始使用具有独特内涵的“醒”字，尽管他们误解了屈原，但他们对“醒”字的理解和运用，却“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他们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在韩少功看来，“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①“醒”字含义的生成与马桥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历史场景、生存观念分不开，它是一段历史的凝结，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然而，遗憾的是，附着于“醒”的历史文化场景、要义却因“醒”的“蠢”义无法进入普通话而被无情地遗亡。又如“流逝”一词，形成于多水的南国，“表现了南国人对时间最早的感觉”，这种感觉与水相关，“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流逝”中灌注着一种生命短促的紧张感、恐惧感，但普通话却取了北方方言中的“马上”一词，而“马上”形成于多马的北国，与“流逝”一词只能算是近义词，缺乏“流逝”一字所负载的南方人独特的生存体验。在韩少功看来，以“马上”取代“流逝”，实际上意味着南方人对水与时间关系的独特感觉的消失，这是一种文化场景、文化联想的消失。再譬如 “蛮人三家”一词，马桥人习惯上称男子为“蛮人三家”，而其来历，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却不可考，原因是与之相关的“罗”字在历史上曾成为禁忌，即语言的禁忌造成了历史文化的流失、不可解。面对这一文化之谜，作者只能根据古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而慨叹：将“三家”与蛮人相连，“是不是楚地先人的传统，也不得而知。”这是历史上因语言的消失而导致文化流失的例子，它给韩少功以极大的震动，使他对南方方言的逐渐消失产生了深深的忧虑，并由此激起创作《马桥词典》的冲动。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作家出版社1996，7。
他对马桥词语的阐释与还原，向读者敞开每个词所承载的独特而丰富的南方文化。而这些南方文化，或者因其所依附的词语无法进入普通话而逐渐被遗亡；或者因其所附丽的词进入普通话后读音的改变而被扭曲、萎缩乃至消亡。①这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一场潜隐的文化灾难，因为南方文化属于幅员广大的中华文化最重要的部分，是中华文化中极具生命力的部分，是民族现代性追寻中可以依靠的重要的文化基石，其潜在的积极性无可估量，然而它却随语言的置换一定程度地被遗弃，这无疑是语言现代性追寻的一大负面效应，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
注释：①索绪尔说过：语言“好比一张纸，思想是其正面，声音是其反面；我们切割一面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切割另外一面。同样，在语言中，我们既不能使声音脱离思想，也不能使思想脱离声音。”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巴黎，1965，157。
〈三〉
困境之二：普通话未能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做到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实现全民沟通；特别是对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它并不具备一种普通交际的功能。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提出了“是否就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呢？”这一问题，①也就是质疑普通话的普通交际功能。他从普通话的推广与应用等角度进行了探讨。“你老人家（以及其他）”词条，描写了普通话在马桥的推广及马桥人对普通话语词的理解、运用。在马桥，诸如“革命群众”、“全国形势大好，越来越好”、“在上级的英明领导和亲自关怀下”、“讲出了我们的心里话”、“进一步大大提高了思想境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等，是“不可认真对待的”，它们失去了在普通话语境中的本义，变成了一些没有具体指涉的空洞能指。马桥人是在修水利、积肥、倒木、斗地主、学校开学、疯狗咬死人的追悼会等时候，使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四震荡风雷激”、“在全国革命生产一片大好形势下”这类普通话语的。普通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实指的插入语，一种对于交流思想、抒发情感没有实际意义的多余话。他们发泄内在情绪、抒发真情实感所使用的仍是方言。如作品写本义在堂堂皇皇的追悼会上讲完那一大套普通话语后，颇感语言不适，于是回到方言，情不自禁地大骂了一句“我嬲起你老娘顿顿的呵......”，顿时“觉得周身血脉通畅多了”，似乎只有方言，他的私人体验才能得以表现，只有回到方言，他才有一种生命的自由感、安全感。这表明普通话在马桥失去了普通交际功能，更谈不上表达个人化情感。
韩少功几乎是不厌其烦地讲述着普通话在马桥的被误读以及由此导致的意义萎缩。“打玄讲”词条中，描写了“哲学”这一普通话概念在马桥的运用。它已失去了原有的语义，而与马桥俗事联系在一起，马桥人对“哲学”的全部理解包含在“再让他到公社或县里的会上去出哲学工”这一话语中。“科学”词条描写了“科学”在马桥如何成为“懒”的同义词，如何“成为了马桥人惟恐避之不及的邪恶”的情景。词条“懒（男人的用法）”，描述了普通话“懒”在马桥词义蜕变的现象：“我所憎恶的‘懒’字，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一枚勋章，被他们竞相抢夺，争着往自己胸前佩戴。我正在指责的怠惰，在他们那里早已成为潇洒、舒适、有面子、有本事的同义词，被他们两眼发亮地向往和追慕。”“懒”的本义被肢解得面目全非。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400。
普通话在马桥被肢解、误读，能指虚空化、自我指涉化，变成了远离生命存在语境的言说，这样，马桥人无法以普通话与普通话世界进行正常的交流，他们的言行由是无法被普通话世界所理解、接受，强行进入普通话世界后，他们也只能失语、寸步难行，如魁元到城里后，难逃进“民主仓”（坐监）的命运。即使在马桥，他们也常常做出“完全不是出自利益的权衡，而是出自他某种理解的惯性”的不合常理的事。如姓张的后生违背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行为，就是源自对“违法乱纪”的误读，而不是出自任何利益考虑，所以作者将之归结为“不过是一次语言事件，是一次词义错接和词义短路的荒唐作业。违法者最终使自己丢掉了饭碗，为一个或几个极普通的词付出了代价”。一切源于话语交流的错位，而错位又因为普通话词义的篡改。这表明普通话在马桥失去了在普通话场景中的作用，不具备“普通”交往的功能。
马桥人接受不了普通话，他们无法由普通话获得一种生命的自由感，以至于常常因词义错接而引起“语言事件”。不仅如此，一个普通话化的人，也同样难以接受马桥话，无法与马桥人沟通，进入不了马桥世界。因为马桥话作为一种典型的南方方言，有着自己独特的语法规范，即“栀子花，茉莉花”词条中所谓的：“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一种模棱两可性。马桥人“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象话，不大合乎逻辑。他们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有时不得已要将话说得明白一些，那只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在“你老人家（以及其他）”词条中，他将马桥话语原则归结为“言过其实、言不符实、言实分离”。与之相比，普通话遵循的则是科学化、逻辑化原则，追求的是清晰、澄明的境界。正是这种区别，决定了两种语言的不可通约，决定了一个普通话化的人进入马桥后势必出现心理不适，乃至情感冲突，也就无法真正走进马桥世界作自由交往。如“你老人家”一词，在马桥只是一种谦词，对老幼均适用，“说多了，客套的意思也渐渐流失，相当于言语间咳嗽或哈欠的插入”，没有实际意义。如有人问供销社杀了猪没有，答者可回答：“杀了你老人家”。然而，一个普通话化的人对此会不适应，如罗伯对一个普通话化的插队女知青友善地打招呼：“担秧呵你老人家？”立即引起了女知青的反感。她由普通话无法进入马桥世界，在马桥她有一种因语言的不通而导致的恐惧感。
由是，韩少功对普通话的“普通”交际功能持怀疑态度，认为所谓“共同的语言”，“永远是人类一个遥远的目标”，认为“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广义普通话的时候，在克服各种语言障碍以求心灵沟通的时候，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①正在层出不穷地出现，认为在推广、运用普通话的同时，“一个非普通化或者逆普通化的过程”，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何以如此？在他看来，原因有三：
一是语言现代性建构的政治走向导致了普通话承受力、表现力的内溃。在文本中，作者充分描写了自40年代起逐步进入普通话系统的革命政论词语、革命口号、套语，如“在上级的英明领导和亲自关怀下”等，所导致的语言枯燥无实指的现象。建国后政治运动频繁，普通话的功能逐渐萎缩为表达政治革命的手段，整个词库中政治词汇使用频率最高，离开它们，人们甚至无法交流，无法描述出意义世界的秩序、图景。而那些北方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富有生活实感、指向私人经验的词汇，则被抑制以至于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口语表达及书写的需求。普通话严重地政治革命化，造成了语言的单调无实指，不仅麻木了一代人的语言神经，使他们语言知识贫乏，以至心灵干枯；而且使普通话远离实际人生，无法叙述个人化的感受、经验，尤其难以满足南方方言区人们的语言需求。如马桥人就误以为普通话只是一种“官话”，一种政治场合如“开会”时使用的“官话”，将普通话等同于一种公共场合的语言仪式，对它有种敬而远之的感觉。在这种情形下，一种“逆普通话的过程”也就在所难免。
注释：①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作家出版社1996，4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