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认为：“在任何既定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由它和既定情境中的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所决定。总之，任何实体或经验的完整意义除非它被结合到结构（它是其中组成部分）中去，否则便不能被人们感觉到。”①我们由此得到的启示是，在周作人那里，蔼理斯的“生活的艺术”观、夏目漱石的余裕论、有岛武郎的文学寂寞说等的意义，是由它们共同构成的共生互动的结构关系所决定的。换言之，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渗透，构成一个新的结构体，上述它们各自的作用便是在这个结构体内完成的，而且结构使他们各自的功能得以充分地发挥，由此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功能力量。正是这种力量使周作人的文学观念发生了质变，即由渡人转换为渡己，由为社会写作转换成为个人写作，贵族气绅士风度的追寻取代了对平民文学的倡导。
注释：①［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8～9。
五、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派小说
1930年代中国的现代派小说，指的是19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一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黑婴、杜衡、徐霞村、禾金等，围绕《新文艺》、《现代》等杂志创作的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他们虽未发表宣言成立社团，但其艺术实践活动，包括外国文学译介、艺术主张和小说实践等，均表现出现代主义倾向与特征，所以当年傅东华就称他们为“现代派”。①他们的小说是以中国现实为土壤，在与日本和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对话中创作出来的，表现了他们对日本和欧美现代派的认同与变异，而变异实则是建构中国现代派的一种自觉行为。
〈一〉发生论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是必然性、反必然性因素与偶然性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
注释：①傅东华：《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抗战十年前之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这里需强调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新时期，大多数论者将这批作家称为新感觉派，这是与创作史实不相符的。我之所以称其为现代派而非新感觉派，文中有详论。
发生的必然性。从历时性看，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有其必然性。首先，20世纪以来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译介，为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必然性。由于译介的自由性和多向性，使西方各种非理性主义哲学大量涌入，如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它们虽一定程度地被误读，但主观意志与非理性主义这两大内核却一定程度地被领悟，并逐渐转化为一种新的思想因子，影响着施蛰存等“五四”后一代知识者的思维方式与观念，成为他们在特定语境中走向现代主义的一种新的思想根基与驱力。其次“五四”以来对外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介绍，尤其是“五四”作家的现代主义实验，为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必然性。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等在不同的期刊杂志上被介绍与评析，使中国的文学家们找到了更新的艺术参照对象，接受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艺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许钦文、杨振声、许杰等一大批作家在创作上作了有益的试验，《肥皂》、《残春》、《月蚀》、《玉君》以及郁达夫的一些作品，均为中国早期现代主义作品。尽管当时的介绍与接纳，还不彻底，实验还不尽人意，但它必然影响到中国作家的艺术思维方式，为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在艺术上作了准备。再次，由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现代主义，这是西方近现代文学历经的几大阶段，它体现为文学进化的一种普遍规律。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正体现了这一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从共时性看，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同样有其必然性。首先，从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方兴未艾的外国现代主义小说，必然影响到中国小说的发展。1920年代中后期，不仅日本出现了新感觉派小说，而且欧美现代主义小说已由文坛边缘移向中心，涌现出了《尤利西斯》等一大批优秀的现代主义小说，它们影响到了同时代的中国作家，①加速了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其次，1920年代后半期中国的政治生活，为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历史的机遇。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使施蛰存、杜衡、叶灵凤等第一次真正地体验到了理想破灭与精神家园失落的孤独感、寂寞感，意识到了社会与人生的荒诞性。这是他们将兴趣转向现代主义的心理基础。再次，1930年代文坛上，革命的左翼文学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法西斯文学之间形成了对峙的局面，而这两者之间的空隙地带，为施蛰存等自由主义作家的活动提供了场所。他们利用这一中间地带，既不想成为左翼作家，又不满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希望走一条疏离具体政治运动的“第三种人”式的“创作者之群”的道路，进行一种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探索。另外，在经济上，一方面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中小资本家以及依附于他们的职员、知识分子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在精神上迷惘不知所措，这种客观现实为穆时英、刘呐鸥、叶灵凤等现代派小说家提供了描写对象；另一方面，上海这一现代洋场的存在，为现代派小说的发生提供了客观场所。
反必然性因素。在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过程中，与发生的必然性同时存在着的还有某些来自历史与文化的阻力，这些阻力可称之为反必然性因素。它们与必然性之间构成矛盾运动，影响着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出现。从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中国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现实环境来看，这种反必然性因素，首先表现在整个国家经济的落后与上海的畸形繁荣之间构成矛盾对立，使施蛰存等在上海这一大都市中所获得的现代主义情感受到遏制，一定程度地阻碍着现代主义的发生。其次，“五四”以来所倡导的科学的理性精神与同时引进于西方的现代反理性哲学之间存在着矛盾，它使施蛰存诸人无法如西方现代派那样理直气壮地以非理性哲学拷问历史与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他们走向现代主义的步伐。再次，救亡与启蒙这一时代主题，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距离。救亡与启蒙要求高扬民族集体意识，将个人生命贡献于民族大业。而现代主义的出发点，则是个人主义，一个重要主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分离，社会对个人的压迫。所以整个时代主题并不要求甚至极力阻止现代主义的发生。最后，读者的接受反馈也有不利于现代主义发生的一面。中国大多数读者对现代主义是陌生的，对现代主义那种荒诞的情感体验与形式上的翻新，他们也难以接受。《现代》杂志上那些具有现代主义色彩的诗歌和施蛰存的小说《黄心大师》等曾受到一些读者的诘难，正是读者接受心理滞后的表现。
注释：①施蛰存、玄明、赵景深等人曾在《现代》杂志上，大力介绍日本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
在梳理了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的必然性与反必然性因素之后，我们必须明确的是，在必然性与反必然性因素的矛盾运动中，必然性占主导地位，它决定了现代派小说的终将出现，这是不可更改的大趋势，但也仅仅是一种大趋势。反必然性因素似乎永远没有消失，它虽不能起决定作用，但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五四”时期现代主义的介绍程度本不低，作家们的热情也很大，如鲁迅、郭沫若等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上都作过热情洋溢的探索。然而，他们最终并未走向现代主义，鲁迅后来多次否定了弗洛依德的思想，郭沫若自1924年起由表现主义倾向转向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就是说，反必然性因素尽管改变不了现代主义终将在中国出现这一大趋势，但它在一定时期对某些作家的影响却相当大，从而导致了现代主义小说在中国出现的艰难性、曲折性。而且正是反必然性因素的存在与作用，决定了偶然性即大量的偶然因素对于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发生的重要性。反必然性因素使现代主义小说终将发生这一必然性变为现实充满某些困难，在这种时候，偶然因素为必然性的现实化起了催生作用。
发生的偶然性。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本质”。①纵观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确实存在着许多偶然性，并起了相当的作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的出现，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作家队伍，二是可供发表作品的刊物。从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历程来看，这两者的出现均有偶然因素的作用。1926年，施蛰存、戴望舒、杜衡等同在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学习，这可说是偶然的历史相聚。倘没有他们这纯属偶然的同学关系，那么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基本作家队伍在当时则不可能形成。他们都是进步的青年，杜衡、戴望舒曾加入左联。他们的创作一开始就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倾向，如施蛰存1922年自费出版的《江干集》中的作品，均为现实主义之作。现实主义对他们始终有着较大的诱惑，但他们为什么与左翼现实主义擦肩而过呢？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文艺观与性格，在于他们出生的偶然情形。施蛰存在半个多世纪后曾谈到他们的文艺观：“我们几个人，是把政治与文学分开的，文学上我们是自由主义。所以杜衡后来和左翼作家吵架，就是自由主义文学论”。②这种自由主义文学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走上左翼现实主义道路。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自由主义文学观呢？在我看来，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在旧家庭中所形成的淡泊政治、性情自由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③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出生本身的偶然性情形有关。施蛰存多次论及此事： “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为。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①三人均为独子这一偶然情况，使他们对家庭都有一种传宗接代的责任感，不敢再参与政治，不敢以文艺去触动政治这一敏感的神经，于是只能退向文艺，去构思文学梦想，以安慰寂寞的灵魂。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人民出版社1972，393。
②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81。
③马克思说过：“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人民出版社1972，393。
然而，他们这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同沈从文、周作人颇为相似，但他们为什么没有走上沈从文、周作人式的道路，而是最终选择了现代主义这一艰难之旅呢？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偶然因素起了作用，即刘呐鸥的作为。
1927年后，施蛰存、杜衡、戴望舒三人办了同人刊物《文学工场》，本来光华书局同意出版，但后来却因内容激烈遭拒绝。就在这时，刘呐鸥突然从台湾回上海，找到施蛰存诸人，愿意出资办刊，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于是他们在1928年创办了《无轨列车》这一初步显示出现代主义倾向的刊物，其意义在于为施蛰存等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从而将一班灰心的文艺青年组织起来，使他们不致于在动荡的年代各奔东西。如果没有刘呐鸥突然从台湾归来，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也许在孕育期就流产了。刘呐鸥的作为还远不止这些。他深谙日本文学，他这次带回了当时日本最新倾向的作品，“如横光利一、川瑞康成、谷崎润一郎等的小说，文学史、文学理论方面则有关于未来派、表现派、超现实派”。②这些作品对施蛰存、杜衡、叶灵凤诸人的影响相当大。当时，他们的思想很混乱，文艺观处于变动之中，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都有一定的兴趣。创作上既有现实主义作品，也有现代主义倾向的作品，处于创作走向的十字路口，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正值此时，刘呐鸥带回的那批现代主义作品，影响了他们文艺观的形成，无意中将他们由十字路口引向了对现代主义的孜孜不倦的探索。那些“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偶然性的事件加速了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发生。
注释：①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29。
②施蛰存：《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127。
〈二〉泛现代主义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泛现代主义。所谓的“泛现代主义”，指的是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宽泛的理解，在创作上并不局限于只学习西方某一种现代主义，而是兼容了多种现代主义流派的特征，具有杂糅性。这一结论显然是在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比较参照中得出的。关于西方现代主义，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等人有一个高度的抽象，他们认为，“现代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风格，不如说是高度个性意识上对一种风格的探索”。②他们在这里强调了三点，一是创作主体的高度个性化的创作心态，二是“一种风格”，三是“探索”。与之相比，中国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家在第一点与第三点上与他们的西方“先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但在第二点上却完全不同。从上世纪末以来的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流派，都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旗帜，发布自己的宣言，也就是说，他们都定有一种先验的风格作为目标。而中国1930年代的现代派小说却没有以一种先验的风格作为目标，他们追随西方现代主义，但并不只专注于某一种流派风格，而是对整个现代主义潮流感兴趣，他们的艺术指向宽泛的现代主义。
注释：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人民出版社1965，338。
②马·布雷德伯里等编《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