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都表明吴桥杂技从艺的一个变化，即家族式杂技从艺的解体，从艺单位由家庭、家族向个人转变。家传的作用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历史上，杂技家庭的孩子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跟随在外演出的父母、祖父母学艺，学艺的目的很明确，加入家族杂技团，一家人、家族共同经营这个杂技团。而现在，杂技家庭的孩子面临很多选择，走杂技之路只是诸多选择中的一个，所谓家传式学艺大多以培养孩子爱好的形式进行，家长教孩子学艺，只是考虑为其提供一种人生选择，这种教与学都变成业余的，特别是附属于普通小学文化知识的学习或者杂技学校的学艺。学成后，也不一定非要为自家的杂技团效力，如果有正规杂技团体和学校招聘，家长会毫不犹豫地让学成的子女舍弃自家杂技团而在正规杂技团校就职，即使不是正规杂技团校，如果某个民办杂技团校待遇更好、更有前途、地方更好，家长也会支持孩子，所以，在今天的吴桥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是，虽然一个家庭、家族中有多人学艺或从艺，但他们却是天南地北，不一定在一个杂技团。比如赵凤歧7个子女都是杂技艺人。长子赵泉涛，曾为吴桥县杂技团团长、县杂技团学员队队长、杂技学校教师，他编导的节目《小晃板》在1987年首届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获得最高奖金狮奖；二儿子赵炳义曾是铁路杂技团的演员；三儿子赵炳文曾是桂林杂技团的演员；小儿子赵炳正也曾在齐齐哈尔马戏团工作；长女赵秀华曾是齐齐哈尔马戏团的演员；二女儿赵红旗曾是铁路杂技团的演员；小女儿的工作单位不详，但可以确定的是也曾是杂技演员。笔者在调查中遇到过赵凤歧的两个孙女，长子赵泉涛的女儿，她们现在都是杂技艺校的老师。与历史上举家常年在外演出、家庭成员都会杂技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的家庭是部分成员会杂技，家庭其他成员从事其他工作，一个家庭中选择其他工作的人员越来越多这个趋势越来越强。
笔者在调查中深切地感受到一个家庭的变化。②L大爷大娘一家。L大娘出身杂技世家，父母、哥哥、弟弟、姐姐、姑姑、叔叔都是杂技艺人，从小跟随家族杂技团到处漂泊。上世纪90年代，杂技大篷复苏，看到许多人干大篷发财，夫妻二人和大儿子也干起了大篷。夫妻二人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最小。三个孩子小的时候，夫妻二人都曾教过他们杂技。开始教大儿子杂技是在70年代，下放农村期间，虽然当时杂技是被严格限制的，他们还是偷偷教大儿子。L大娘是这样解释她的考虑的，“我们是练杂技的，成分高，（政府）孩子不让上大学，我又不希望孩子种地，农民生活条件差、挣钱又少。可是，我们被下放了，孩子估计也当不了工人，怎么办呢？为孩子找条出路，学杂技的好处是什么时候都饿不着。有几个玻璃杯什么的就能演出。”这样大儿子学了杂技，后来70年代一些杂技团挑选演员，8岁的大儿子去了南方一个地级市杂技团。到了二儿子的时候，他说什么都不想学，大娘说，“虽然我不断跟他说学杂技的好处，小时候下苦功，为了离开农村，不种地什么的。为这事，没少打他，可他就是不想学。我就跟他说你上学考第一就不让你练。二儿子开始拼命学习，真考了个第一，后来考上了大专。”这样二儿子没学杂技。老三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作为最小的孩子，从小就被捧在手心上，身体又不太好，也嫌受苦，不肯练，况且有二哥反抗成功的例子，她更有信心，夫妻二人也就没强求。这样，三个孩子只有一个孩子学了杂技。大娘说，“我们就是心软，让俩小的给治住了，由着他们的性子，我小时候，我爹根本就不管我怎么想，我也不知道什么，就知道打记事起就会简单杂技、基本功都有了。”笔者继续问他们家庭第三代的情况，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一个都不会。笔者问他二人的看法，二人都表示随他们吧，愿意学就学，不愿学就算了。夫妻二人对学艺的态度变化还可以从他们现在对当初逼两个儿子学艺的矛盾心情看出来。大爷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逼着孩子练功，也不知道值不值。孩子学了，自己老了，孩子在外地，身边没人。”所以，他们似乎有时候很得意孩子会杂技，可有时又心疼孩子怪自己狠心，有时又“不愿孩子干这行，干这一行成天东奔西走，不是有句话说练杂技的没家吗，自己老了身边没人，想见孩子一面都难。”大娘说，“看着自己孩子那么辛苦，受罪，别人的孩子还被妈背在背上玩，心里就特别难受，觉得自己狠心。”跟笔者讲的时候都哭了。
从这个家庭可深切地体现出学艺在一个家庭中的纵向变化。世家出身的L大娘，幼年的记忆都是跟随家族杂技团漂泊的痕迹，父辈和兄弟姐妹几乎都是杂技艺人。而L大娘的儿女却只有部分从事杂技业，即大儿子。到了孙辈，无一学艺。此外，还能感受到的是L大娘家庭不同代际学艺态度的变化，L大娘的父亲对子女学艺的态度是认为理所应当、根本不征求子女的意见，即强令其学艺。L大娘夫妇的态度则有个转变的过程，从延续父辈态度强令大儿子学艺，到二儿子学艺时的妥协、思考学艺的利弊，直至顺其自然，接受孙子女无人学艺。
二、纳入正统的尝试——团带班培养方式
有一定实力的杂技团一般都有自己的学员队，主要是为了补充后备力量。这是鉴于国内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学校能为其提供的后备人才有限，在没有其他途径满足需求时，往往需要自己培养学员。
1950年中华杂技团成立后，各地纷纷建立杂技团。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建立的重庆杂技艺术团，该团成立伊始就成立学员班，着手招收学员，开设文化课，聘请戏剧家、舞蹈家、曲艺家开设表演课。1954年，中国杂技团也创办学员班，首届学员37人。参照戏校、舞蹈学校的模式，开设专业课、艺术修养课、政治文化课，学制5年，前两年教授学员基本功，从目课。各地杂技团纷纷创建自己的学员班，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全国各地杂技团共培养一千多名学员。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戏剧舞台的单调枯燥给了杂技发展机会，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办学员班成为杂技界一个热点问题。1972年，中国杂技团一次招收学员54人，上海杂技团60人，广东杂技团五十多人，山东聊城杂技团四十多人，各地杂技团都把学员班规模大幅度扩大。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员班这一特殊的教育模式得到了确立和发展。1980~1990年，中国杂技团招生6批，共101人。学员班的管理工作也得到一定改进。体制上，大多改为隶属于当地文艺学校，称杂技班、杂技科。
吴桥县杂技团团带班学员队成立于1966年。由于一系列的合并团体、下放艺人，导致吴桥杂技从艺人员数量骤降，为了补充后备力量，1966年，吴桥县向沧州市申请招收学员，市里的回复为，“经请示省劳动局，同意吴桥县招收一定数量的新学员，但必须有来有去，即按照条件安置出多少去，就招进来多少，不准增加编制。退职人员要回原籍安家落户，不得因此而增加非农业人口。”③按照这个指示，吴桥县3个杂技团下放了29个演职员，从而招收了29个学员，这是团办学员班第一批学员。具体做法：凡招进来的学生，有一年的考察期，对于适宜学杂技者，录取为正式学生，办理粮食、户口关系签转，原为农业户口的转为非农业户口；不适宜学杂技者，送回原籍继续上学。驻团全日制培训3年后，随团外出演出，以实习的方式边学边演。学生在学艺期间的待遇为：生活费自理，团体给予适当补助。第一年生活费每月12元，第二年15元，第三年18元，第四年20元，第五年24元，此外，每人每年还可以得到24元的服装费。1972年结业，全部充实县杂技团。第三期学员1976年入学，13人，1979年以这些学员为主体，建立吴桥县马戏杂技团第二演出队，1981年毕业后转为县团正式演员。1980年招收第四期学员17人，11人为城关少年业余体校的学生，1983年也成为第二演出队成员，边演边学。截至2002年底，先后招收11期，250名左右学生。毕业学员绝大部分留在县团，也有的被输送到济南杂技团、邢台杂技团、铁道部杂技团等几个单位，也有很多在县团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单干。
一般来说，学员班（队）有明确的学制和待遇，学习期间以学为主，较少上台演出。每班学员少则几名，多则三五十名，学制三年左右，有固定教师授课，教师主要来源是杂技演员。以专业课为主，普遍设有舞蹈、音乐、表演、文化等基础课。
因此，“当代中国杂技教育结束了两千年师带徒、父传子为主要模式的自然繁衍，形成了以团办学员班为主要模式的教育格局。”④团带班的方式成本较低，也利于保持优势项目，是传统教学模式的更高一步的发展阶段。其进步意义在于，有固定的学艺场所、专职教师、学艺与演出相分离、增设文化课等基础性课程。团带班的传授方式相对师徒传授方式有着明显的优势，它首次把杂技传授纳入正统，成为新时代杂技为正统认可、杂技得以在新时代传递下去的保证。其次，它改变了以血缘关系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旧的家长式教育，代之以新型的师生关系和有计划有目的的教学活动，学生能够得到较为全面的培养和较为严格的训练。
然而，团带学员班由于本团人力、财力、艺术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有一定局限性。第一，团带学员班形式下，培养学员附属于杂技演出，学艺尚非独立行为，在教学研究开展、教材编订、教师编制解决等方面存在限制，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县杂技团学员班文化课老师的编制属于后勤人员，完全无法像普通学校老师一样享受国家对教师的优惠。第二，学生文化水平低，文化课时常让位于练功，遇到有重要比赛、活动时，文化课往往被停掉，特别是学生外出演出时文化课更是停顿下来，除了少数学生演出结束回到团里主动要求补课外，大多数直接跟班往下学，被落掉的部分就这样被落掉了，至于会不会影响下来的听课质量是不言而喻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学生经常会外出演出，所以这样的情况实际上是很普遍的，而且很多时候演出时间在两三个月甚至更多。毕业时，学生完全以练功为衡量标准，文化课没有评价指标，这就更加影响教师、学生本身对文化课的重视程度。因此，大多数学生毕业时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极少数读到初中，初中毕业水平的更是凤毛麟角了。文化水平低不仅影响到杂技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影响演员和观众的交流，更妨碍杂技演员在艺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领军者——公立杂技学校
鉴于团带班传授方式的种种不足，杂技界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即不断探索向正规教育的方向发展模式。但杂技教育向科学化、正规化、现代化教育的探索的飞跃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1958年11月，在天津市召开的河北省马戏现场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代表向政府提出《关于成立马戏杂技学校》的建议，这一建议引起了文化部和河北省文化局领导的重视，建议被写入《河北省马戏现场会议大会结论》中，这说明在当时已经意识到建立专门杂技学校的重要性。
1959年4月，文化部建议在河北省建立一个马戏杂技学院，面向全国培养人才。当时天津市属于河北省管辖，吴桥县属天津专区，因此河北省委决定把学院设在天津市，计划首批招收学员200名。由于缺乏招生工作经验和其他一些原因，只在吴桥、东光和天津招收70名学员，杂技学院改为杂技班。由天津市群众艺术学校管理。该班开设了大量专业课，同时还开设文化、政治、音乐、舞蹈等课程。1961年，天津、沧州分开，该班十几个天津籍学员留在天津市，吴桥和东光来源的几十个学员回到沧州，其中二十多人归入沧州地区星火杂技团，其余学员加入吴桥县杂技团和肃宁县杂技团。
1977年，经河北省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在河北省艺术学校开设了杂技科。招收46名8岁至12岁学员，学制6年，毕业享受国家艺术中专毕业生待遇。
1989年3月，在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下，上海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的杂技马戏中专学校，创立校团联合的社团办教育的模式。杂技团为马戏杂技学校提供部分经费，为学校提供教练和学生的实习机会，学校为杂技团输出学生，培养演员。
在吴桥，也有一所公立的杂技中专学校。它在创立之初是民办的，1985年创立，是中国第一所民办杂技学校，学校办校经费大部分靠自筹，借用县团校舍、设备，学生毕业不包分配，第一届招收35名学生。现在的副校长齐志毅说，改革开放后，吴桥个人办学被许可，大批民办杂技学校、杂技团涌现，却长期没有公立杂技学校，在这种情况下，从县杂技团分派人手，政府拨款建立这所学校。1991年，该学校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为中国第二所正规杂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第二届招收48人。
1988年3月10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批准，吴桥杂技学校改为吴桥杂技职业中专学校，1992年改为河北省艺术学校吴桥杂技分校。不久后，正式更名为“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学校”，被当地人简称为“艺校”。
从形式上看，成立之初，这两所杂技中专学校，和杂技团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和杂技团团办学员队差不多。不同在于，培养学生被独立了出来，学员队是杂技团的附属单位，二者存在隶属关系；而上海马戏杂技学校和杂技团是平级关系，杂技马戏学校是独立的，从这个层面上讲，杂技学校从杂技团脱离出来，取得独立资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