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个刺激了所有中国人100多年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在近100年来始终处于一个弱者的地位？
我们始终在受刺激，法国商人仅仅用了两个被抢走的故宫的水龙头，就差点卷走了中国几个亿的现金，最后是政府出面制止了这场闹剧，还引发了一场涉及整个国家的大讨论。
这个事件表明了国人的爱国心，但争议更表明了这个民族的进步。人们开始看出，中国公众的爱国心，正在被利用。我们不应该这样被利用。
那么，什么是爱国？答案是，我为这个国家做了些什么。这是《希望永行》一书重新出版的原因。关于这个原因，本书的策划人吴晓波补充说：“推动社会进步。”
我们不应该为两个水龙头受刺激，不管猴首、鼠首或者是其他什么首代表着多少民族感情和尊严，说到底都不过是一个象征物而已。真正应该让我们受刺激的是本书中那个韩国厂长含蓄的批评。
那句话说：“中国人做事不到位。”
可以说，这是本书的主人公刘永行先生代中国人征求来的最重要的意见。刘永行受了刺激，作者也是，相信读者也是。
正是因为中国人做事不到位，所以我们的产品才会被退回，被抵制。我们用尽资源和人力制造的产品，被放在地摊上卖。我们的产品价格便宜本来是应该为世界所接受的，但就因为品质问题，却始终被当成低档货，还被人唾弃。
曾经热播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有一句把整个抗战都说尽了的话，那就是“我们是用人的生命在拼”。用血肉长城，换取整个民族的尊严。那种胜利固然悲壮，但却不是我们应该要的。
任何一个创业者和企业的经营者都应该明白，领导就意味着责任和服务。本书中出现过的另一个企业家郭广昌曾经很自豪地说过：“我们现在可以告诉世界的是，以前中国人有很多事不会做，现在中国人不会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这句话诚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果的最好总结。由于开放，整个中国的经济要素几乎被重排了一遍：工业化的组织方式、产业的重要顺序、技术的传播途径、资本的来源、市场营销的通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几乎一切都正在日益合理化起来。但我们得说，也只是初步合理化起来而已。因此承担着社会功能的企业经营者都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这30年里，作为国家基石的企业，我们是在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这种进步的？是不是与抗战一样，用人的生命--在现代商业竞争里，这种代价是以财富的损失和时间的耗费来计算的--来换取这种胜利（进步）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决策诺曼底登陆时的犹豫可与之相比，将军不是不知道盟国一定会赢得这场战争，但他还是犹豫。对将军形成真正考验的东西，来自于他的内心，士兵们可以为胜利而牺牲，这是他们的光荣，但将军要考虑的，却是用尽量小的代价赢得胜利。相比之下，一寸河山一寸血换来的抗战胜利，显得多么辛酸。同样，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的工业国家在这30年里取得的成就，也充满了辛酸。
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的胜利，是他作为将军的光荣，而作为创业者和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明白的是，只有像刘永行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那样，用更少的社会资源，换来更多的社会财富，才是作为经营者的光荣。
社会总归要进步，只要不发生战争。但进步的快慢，取决于时间因素。当我们在进步的时候，不要忘了别人也在进步。过去也许是落后就要挨打，而全球化下的规则变成落后就要为别人工作，用自己的血汗，换得别人的快乐生活，还落得个倾销的罪名。已经发生的诸多事实，正在反复证明这一点。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企业经营者的耻辱，而不是获得财富的光荣。而要避开这一点，关键是要有效率地、合理地去做事。
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竞争的需要。
二
曾经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做过这样的归纳：中国人能忍。但是忍耐的最终目的是为什么？为了学会做事？为了用血汗换来一个世界工厂的名号？或者是用血汗换来一个名义上的大国崛起？还是换来一大笔控制权掌握在他国手里的美元储备？
这些显然都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所以什么大国崛起，世界第几，都是幼稚的，当国人自豪于这些的时候，也正是别人用“某首”来骗取我们辛苦积累的那一点点小财富的时机。一个大国的崛起，应该建立在人民健康、快乐和富裕的基础上，有一大批企业成为真正强有力的跨国公司，取得产业核心地位；建立在工业和信息化可以源源不断地造就社会财富，而工业与资源能力让别人不寒而栗的基础上，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我们这个国家，离这样的境界还很远。
我们是一个农耕文明的民族，历史上曾有过的工业化萌芽，分别被战争和无知而自大的统治阶层所湮没，过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造就了这个民族小富即安、组织和接受组织的能力都差、精于小算计而缺乏全局观、做事随便而善于斗争……种种的缺点归结为国人的农民性--装起来是一袋土豆，倒出来则是各归各的一堆。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进行得非常缓慢。而正当这个民族的工业化文明开始它的进程的时候，信息化时代又使得工业化的进程变得更加复杂。
工业化，其实不仅仅是物的文明，更是一种精神的文明化过程。它要求的是合作和协同，在个体效率提高的同时，提升组织效率，最终去满足社会的福利要求，它要求的是整体性和系统性。而中国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后来者，刘永行领导下的东方希望集团又作为这个后来者中不受重视的民营企业，则无疑要承受更大的考验。
正是在这种差异化里，《希望永行》这本书有了存在价值。刘永行之所以成为首富，只是东方希望集团作为一个工业化组织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优秀组织。它的存在缩短了自己所处的产业中中国企业与世界企业的差距，而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企业的文化传播，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脚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推动中国进步。
三
仅仅25年的时间，刘永行以个人身份坐上了中国财富榜第一人的位置。刘永行和他的同事们用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些差异点是正确的道路。
首先，人的潜能确实是无限的。东方希望“在其中，随其后，随之而来”的企业文化，要求这家企业中的人先奉献后得到。在得失之辨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是得到者；而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个体，东方希望的员工在发挥自己潜能之后，他们不管是在企业内还是离开东方希望，都受到社会的尊重和欢迎。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家企业是社会的一所“黄埔军校”。这家公司从人的成长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财富。可以说，以工业化的精神和效率塑造人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是东方希望作为一家公司组织财富来源的根本。
在此之上，作为一家公司，东方希望之所以能得到财富的回报，在于组织的优化对于企业的整体效率提高的帮助。国内大量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存在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错误永远是员工的，老板永远正确。这种观念是极度错误的。事实上稍加观察，不难发现的是在这些企业里，真正犯错误的，常常是管理者和组织者。而且他们犯的错误通常是战略性的和结构性的，是大错误。作为一股新生的力量，民营企业在组织上解决了产权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们可以一劳永逸地在竞争中胜出。解决产权问题只是建立了一个风险承担机制，即竞争失败有惩罚，惩罚的机制使整个企业以破产而告终。但甚至这个有益的机制，也常常被政府善意的扶持而扭曲。现在，一些地方政府给民企以扶持，从政策的公平性转化为对大企业的“个别照顾”，这是极其错误的。东方希望在组织结构优化和管理者优化方面的工作，远远走在了前面，正是这种优化，极大地激发了普通员工的激情和信心；正是这种优化，使得员工的智慧得以发挥和及时地被吸收，保持了企业的领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