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令人讨厌至极的声音经过听觉神经的传递反射到了大脑，那是定点倒班的电铃声。我明明知道现在必须要有所行动，但是身体却全然无法动弹。有人推了我一下，我勉强睁开了眼睛，看了看站在床边的小班长。
“我日你大爷！日你大爷！”
“中咧！都睡5个小时咧！抓紧洗漱上班呗！”
“上你个大爷上！”我把散发着酸馊味儿的棉被蒙在头上。
小班长见没人响应，便把那只黄铜哨子放在嘴里，顿时一阵极其刺耳的声音击穿了脑膜。
“三班集合！动作快！动作快！都麻溜滴！”
我们4个小兵半睁着眼睛梦游一般凑在一起。
“班长，你在哪儿呢？”陈松扣着眼睛上的呲麻糊。
“这儿涅，都瞅这儿！陈松！向后转！都精神精神，全体都有了！洗漱！吃饭！”
1969年10月15日，我们把一座竖井打入地下370米，现在距离目标深度还有67.5米。埃芬博格每天都要到工地上监督施工进度，每次来都要叽里呱啦的说上一堆让人泄气的话，还好！还好！跟在他身边的小翻译员每每都把半分钟的德文替我们浓缩成短短几个字，所以我们只当这个外国老灯是在放屁。
我们班本来还有两个人，两个月之前的一次坠罐事故那哥俩交代了，本来还会分配两名新兵过来，可是一直人都没有到位。就这样我们5个人干了7个人的活，而施工进度明显低于埃芬博格的预期，低下的工作效率直接导致了无休止的加班和赶工。我们的睡眠就成了弥补工作懈怠的代价，在井下闷热潮湿的环境中，心性再好的人也会变得狂躁不安，何况是这样一群神经衰弱的人呢？
掘进工作由我们3班和5班互相交替进行，而2班主要负责用速凝混凝土捣制井壁，我们每掘进4－6米2班就会下来编扎一圈钢筋网片，再支上钢模板，最后浇筑速凝混凝土。这种施工方法在没有盾构机的当时应该算是效率最高的，然而埃芬博格却不以为然，几次三番要求从西德引进先进的大型掘进机械。谁都知道那根本就是不现实的，因为当时珍宝岛事件刚过去没几个月时间，中苏关系已经全面崩溃甚至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人几乎把所有核导弹都瞄准了中国，这种时期我们面对全世界的封锁和打压，就是一根针都运不进来更不要说什么大型设备。
这里漫天遍野除了黄沙碎石几乎见不到任何其他的东西。刮起大风来那真叫一个带劲！有一辆来送给养的后勤补给车，新司机缺乏经验，结果只有10来公里的路程却愣是走丢了。风停下来已经是半个月之后的事，全基地能动的车辆都被派出去寻找，这一找又是几天，最后人们在距离基地200多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那辆后勤补给车，油箱空了，司机也已经变成了干瘪的人干儿。
为了尽可能的防止风沙的侵扰，营地暂设房都被建成密集的一片，门与门之间用木板封闭出了简易的通道，甚至连井口也被包裹进了室内的空间。这样即使再恶劣的天气也影响不到室内工作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