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陈老在世时，刘先生的工作是随着陈老的时间表运转的，那么1971年之后，刘先生就可以自主安排时间了。凭着刘先生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如果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集中精力，潜心治学，一定能独树一帜，取得更加突出的成就。但她为了祖国文化教育建设这个大事业，把个人的名和利一概抛在了脑后。正如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著名学者李修生教授所说：“她搞学术工作绝少个人的目的，她有自己准备研究的课题，但当有学术组织和个人请她为一个项目的计划、一部书、一篇文章提意见时，无论是给她一个顾问的名义，或无任何名义，她都会全力以赴的开始工作，为别人的书或文章查材料，核对原文。有时她写出的意见书，比她看的文章还长。”（李修生《忆刘乃和先生》）
还应强调的是，刘先生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社会责任感。早在解放前，她就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刘先生参与发起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并先后担任副会长、会长。近二十年间，她不顾腰腿疼痛，和学会会员一起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发掘地方历史文献，研讨乡邦历史文化，推动了当地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1989年任会长和《历史文献研究》主编以来，刘先生更是殚精竭虑，为使学会成为国内外颇具声望的一流学术团体而废寝忘食，辛苦操劳。近十年来，她带领学会全体会员辗转祖国各地，先后在上海嘉定、广东汕头、陕西西安、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南充、河南驻马店、贵州贵阳、江西乐平、江苏苏州等地开展以地方历史文化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这些学术活动在各地引起了深入、持久的影响，有力的促进了当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先生以一个史学工作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新时期学术科研活动如何为社会服务积累了经验，寻找到一条比较成功的道路。”（周少川、邓瑞全《先师的学术精神永存》）
海南大学文学院张三夕教授所撰挽联很能说明刘先生所做的贡献，特录于此：得援师真谛，弘扬中华典籍，日日校雠，精神永在；
接舜老帅旗，执掌文献学会，年年奔走，功绩长存。
教书育人——师德的典范
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研究室敬挽刘乃和先生的挽联云：
人生八十秋，为人为文为师范；
杏坛五五载，育桃育李育英才。
刘先生自1943年毕业留校，至1998年病故，在高校教师岗位上整整工作了55年，可以说她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1985年为庆祝第一个教师节，刘乃和先生作诗一首，题为《教师颂》，诗云：
为师忧道不忧贫，粉笔生涯寄此身。但得群英德才备，满园桃李自芳芬。
乐在其中只自知，身穷志富驰神思。良材他日擎楼厦，应念昔年辅教师。
1992年教师节，江泽民同志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师生，与十几位教师代表座谈。刘先生即席发言，其中吟诵了“为师忧道不忧贫”的诗句。江泽民同志将这句诗记录在笔记本上，并在总结讲话时两次引用这句诗，给予了很高评价。“为师忧道不忧贫”，这是对承担着培育下一代重任的教育工作者提出的要求，也是刘乃和先生“为师”的基本原则。这里的“道”，是指思想、学术、事业、道德，“贫”是指物质待遇和生活条件。“道”是“为师”者应全身心投入，为之努力奋斗的大事，而“贫”则不必过分关注。刘乃和先生执教五十多年，将毕生精力都献给了伟大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为师忧道不忧贫”是她发自肺腑的心声，也是她一生的真实写照。
笔者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第一学期刘先生就为我们开设了《中国历史知识讲座》，讲授了历法纪年、地理沿革、姓字名号、科举制度、历代官制、古代史书等六个专题。四年级第一学期又讲授了《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刘先生讲课面带笑容，神采奕奕，声音洪亮，语言流畅，旁征博引，谈笑风生，条理清晰，板书秀美。本来所讲内容较为枯燥，但我们都深深为先生渊博的学识和学者的风范所折服，为先生生动的举例和幽默的语言所感染，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时间，总觉得一节课过得太快了。毕业多年后同学们相聚，谈起刘先生的课，还都印象深刻，如同昨日。
刘先生除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授课外，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大学、云南大学、兰州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校讲学，受业弟子遍及全国，可谓桃李满天下。对这些学生不分校内校外、毕业前后，她都帮助提携，不遗余力。
笔者1982年毕业分配到包头师院历史系，担任《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教学工作。此课须有深厚的史学史、文化史、历史文献学和古代汉语的功底方能胜任，难度较大，故向刘先生请教。先生回信指出：“这个课，对学历史的同学来说，是很重要的基础课，学好此课，对将来学哪段历史都很重要，尤其对历史文献或史学史关系重大。”教导我认真钻研，搞好教学，并先后三次复信，对教学方法和主要参考书作了具体指教，使我较快地适应了教学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笔者提炼教学体会，写了40多篇评论历史要籍的短文在报刊发表，其间将部分文章寄刘先生审阅，先生回信对拙文给予肯定：文章“短小精炼，极得要旨，选题面广，为同等书所未选者也不少。”并鼓励道：“望继续写下去，一方面可以帮助别人，另一方面，通过写作必然可以提高自己，有助于深入研究。”1990年跟随先生访学，根据自己的情况打算以“焦竑研究”作为课题，先生尽管有许多需要助手协助的研究工作，但仍然毫不迟疑地支持我的选择，并指出：“焦竑是明代学者，著书多，藏书富，校书不少。他除去思想上有引佛入儒主张，希望调和儒释这一思想特色外，并在经学、文学、史学、哲学诸多方面都有著述和成就，但过去对他全面地、深入地研究尚少，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得到先生的首肯，增强了信心，先后完成了多篇研究焦竑著作的论文。其中最初的两篇，先生作了字斟句酌的修改，使我获益匪浅。二十多年来，笔者在教学和科研上取得一些成绩，是与先生始终一贯的帮助和鞭策分不开的。特别是先生“为师忧道不忧贫”的精神，时时警策我为人做事。
刘先生不仅对学生在学业上严格要求，而且在生活上也关心体贴，无微不至。笔者学兄张立生曾撰写《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怀念导师刘乃和先生》一文，其中谈到：1983年他师从刘先生读研究生，为方便到刘先生家问学（其时刘先生住在校外），需买一辆自行车，但囊中羞涩，是刘先生为他补上车款缺额，才“购买了第一部个人的自行车”。
对身边的学生如此，对其他求教者刘先生也是满腔热情。江西省乐平市委副书记黄辉富在“洪皓、马端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刘先生相识，之后每有文章都寄刘先生过目。刘先生看后，“除针对文章说一些鼓励鞭策或商榷性的意见外，还把文中的错别字、错别标点符号列成表，第几页第几行，一个个标得清清楚楚，再寄回来。”他深有感慨地说：“这种诲人不倦、严谨细致的长者兼学者风范，实在令我敬佩不已。”（黄辉富《悼刘乃和先生》）
由于刘先生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就连一些著名学者也尊她为师。上海大学来可泓教授曾撰《缅怀刘乃和先生》一文，其中谈到：“她是陈垣先生的及门弟子，我是陈垣先生的长公子乐素先生的弟子，在学术上均属陈垣体系，有较多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同在文献会活动，先生的道德文章，负责精神，更令我敬慕。我尊他为师，向她学做人为文；但她却以我为友，不倦教诲和鼓励。”文中还记了一件刘先生为来先生改诗的事：
1997年杭州大学百年校庆，我写了一首贺诗，诗曰：“梅花迎春百度开，蜂蝶莺燕纷飞来，为我中华酿佳蜜，撒在大地化良才。”事先寄给刘先生审阅。刘先生为我指出：“从仄起而论，此诗有13字平仄不合，但其中一、三可不论，因此‘梅’、‘为’、‘中’、‘莺’、‘大’可不改，其余8个字必改。”于是在不改原意的情况下，字斟句酌，改成“梅花迎春百度开，蜂蝶莺燕远飞来，年年酿得甘芳蜜，撒向人间育俊才。”使我得益匪浅。
这件事不仅说明刘先生熟悉韵律，精于诗法，在中国诗词学会占据一席之地当之无愧，而且反映了刘先生诲人不倦的高尚品质和师德风范。
每逢新年，海内外的上百张贺年卡就如雪片般飞进刘先生的补拙书屋。仅此亦可说明，刘先生令人叹服的学者风范，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尊敬和爱戴。
简朴生活——高尚的情操
刘先生长于诗词，常有感而发，作诗抒怀。在年逾古稀之后，曾有一首《生辰自咏》登在《中国老年报》上，其诗云：
独茗独坐，独起独卧，独行独止，独忧独乐。人生过隙白驹，转眼七十已过。忙忙碌碌半生，赚得孑然一个。三餐因陋就简，穿着缝补旧破。有时引吭高歌，有时赋诗吟哦。有时满座高朋，有时孤单寂寞。有时埋首撰著，有时挑灯备课。对坐四壁图书，兴来挥毫翰墨。千里求师来访，仍然登坛授课。廿载腰腿疼痛，运转尚超负荷。虽说精力渐衰，且喜勤而不惰。待人接物以诚，办事言而必诺。际遇风风雨雨，工作有成有挫。八宝山头已近，莫作匆匆过客。珍惜桑榆晚景，岂能白白度过。
这首诗是刘先生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既说明日常生活的简单质朴，也可看出先生胸怀的豁达大度。
刘先生对物资生活一直“因陋就简”，无所追求。1986年以前，先生住在北京西城区能仁胡同36号，笔者曾经去过一次，条件十分简陋。笔者师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汝启和教授曾撰文加以记述：“先生住的是四合院西北角的两间小平房，房子年久失修，夏天常漏雨，而屋子里最多的‘摆设’就是排满了书的书架。每逢雨季，这些书架便都披上了‘雨衣’——各色各样的塑料布，屋子里的潮湿程度也可想而知了。先生的膝部、腰间有严重的骨质增生，每到这种时候，疼痛就会加剧。冬天就更不好过了：屋子里只有一个蜂窝煤炉子，纸糊的顶棚在寒风中发抖，玻璃窗上方既不是方砖，也不是木版，而只是一层薄薄的纸，屋里的温度常在十摄氏度以下。生活条件如此艰苦，先生的脸上却从未出现过愁容，每次见到她，都是正埋头于一大堆线装书和稿纸中。谈起学问，先生的话语带着我在上下几千年驰骋，小屋里常常回荡起她那朗朗的笑声。”（汝启和《永恒的微笑——追忆刘先生的生活片段》）1986年，刘先生搬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住进了楼房，条件改善了许多。但三居室的房屋，除了放床处外，沿墙摆放的全是老式的书柜和书架，既没有豪华的家具，也没有时髦的摆设。
至于饮食穿着更是简单。一日三餐，只吃三四两粮食，青菜豆腐是看家菜，而且往往是做一顿吃一天，上顿剩下的下顿热热再吃。衣服很少更新，往往一穿就是十年八年，毛衣袖子上的补丁连成了片，“穿着缝补旧破”一点也不夸张。如此简陋清苦的生活，而工作负担又十分繁重，生命在高度超负荷运动，可刘先生仍然是无怨无悔，笑口常开。这充分显示了先生胸怀坦荡，乐观豁达的高尚情操。
1992年，启功先生将他义卖字画所得的163万多元人民币，捐赠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励耘讲学助学基金”。（“励耘”是陈垣老的书斋名，陈老的朋友有称他为“励耘书屋主人”或“励耘主人”“励耘翁”者，故“励耘”可指代陈老。）刘先生写作了《祝贺启元白先生设立励耘讲学助学基金八绝句》，其中第七首云：“肯为援师播爱心，新苗成长得甘霖。尊师重道高风在，火种薪传直到今。”这是对启先生不为名，不图利，爱国爱师，提携青年的高风亮节的赞扬。其实用这四句诗来形容刘先生，不也是十分恰当的吗？
哲人其萎，薪尽火传，吾侪后继的“为师”者，将以刘先生为榜样，继承和发扬先生不朽的精神，沿着先师的道路继续前进。
（原载《文史知识》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