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黎虎先生从事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都颇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纵观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依其研究重心的变化和主要研究成果的面世，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集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确立了学术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领域扩大到秦汉至唐代，完成了《汉唐外交制度史》、《汉唐饮食文化史》等多项开创性的力作，推进了学术发展。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是一部属于中国现代史范畴的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是一项特殊的学术贡献。
关键词：黎虎；史学家；中国古代史；史学成就；学术道路
黎虎先生籍贯广东省兴宁市，1936年8月22日生于北京。1955年9月从老家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1959年7月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包头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黎虎先生从事高等教育近半个世纪，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在史学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是海内外都颇有影响的著名史学家。黎虎先生是笔者1978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时，讲授《中国古代史》的第一位老师，也是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毕业后，仍不断得到先生在学业上的提携和关怀，获益甚丰。本文就笔者所知，对黎虎先生的学术道路与主要史学成就作一简略介绍，以期对后学有所启迪。
学术研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个学者所走的研究道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连续性，也有阶段性，但要准确把握内在脉络、明确划分研究阶段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黎虎先生在多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史学成就，而纵观先生的学术道路，依其研究重心的变化和主要研究成果的面世，则笔者以为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下面分别叙述。
一、奠定学术基础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时间跨度较大，但由于其时极“左”思潮盛行，特别是文化遭受浩劫的“十年动乱”包含其间，大部时间无法从事正常的学术研究，黎虎先生的学术成果也不多，故可算奠定学术基础时期。
黎虎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前二十多年，主要承担先秦史的教学工作，自然学术研究也侧重先秦史。这一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鄂伦春族的研究。黎虎先生大学毕业前参加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到内蒙古自治区对鄂伦春族进行了考察，与他人合作完成了《对解放前鄂伦春族社会性质的探讨》和《鄂伦春人的文化生活》两篇文章，发表于《民族研究》1959年第2期和第8期。前文的基本观点——解放前鄂伦春族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村社”阶段，是黎虎先生在调查组内部讨论时提出的。1983年出版的《鄂伦春族简史》，黎虎先生又承担了古代部分的撰稿工作，是这一研究的继续。二是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夏商周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2月出版）一书，并发表了几篇先秦史的论文。如《<书？盘庚〉“于今五邦”解》发表于《史学评林》1982年第3－4期；《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其中后者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1982年总第17期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4期王永顺《殷都屡迁原因研究概述》，将该文所提王位纷争是殷都屡迁的主要原因列为自东汉郑玄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八种有代表性观点之一。此外，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的《“游农”不能解释殷都屡迁原因》和发表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的《殷代外交制度初探》，亦为先秦史研究的延续。
这里需提及的是，70年代后期黎虎先生接受其他学者的建议，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到魏晋南北朝，并与何兹全先生成立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开始了长达七八年的《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等基本史料的研读，为第二阶段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确立学术地位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90年代中期，黎虎先生的研究集中于魏晋南北朝史，而且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一阶段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的学术论文有40多篇，涉及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重要人物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论文都是黎虎先生潜心钻研的结晶，均富有新意。大体划分，可分为三类。
1、就尚未引起学术界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设性意见，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和采用。如过去学界论三国时期的经济主要讲屯田和依附民，不讲自耕农。黎虎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发表《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一文，论证了汉末三国自耕农经济及其作用与地位，认为它对于三国时期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具有不下于屯田的重要意义。该文人大复印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史》1984年第4期、《经济史》1984年第3期分别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一九八四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第三期《建国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都评介了该文的基本观点。《中国史研究文摘》一书详细摘登了该文的基本内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323页）。1987年10月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总结建国以来三十五年史学成就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一书第四篇《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评介并肯定了该文的基本观点。涉及这一内容的学术专著，如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赵文润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新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都采用了该文的观点。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一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发表，首次提出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导致江南农业结构由单一的水田农作转变为水陆并举农作，是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取得突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的看法。该文《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88年第4期作了内容摘登；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8年第5期全文转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1988－198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对该文作了较详细的评介。该文的基本观点已被学术界广泛吸收和采用，如简修炜等著《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版）的第106页至109页约二千字的内容即注明为采自该文；曹文柱著《中国流民史》亦采用了该文观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13－114页）。
过去对北魏前期的经济一般只讲畜牧及其向农业的转变，未涉及狩猎经济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1期发表的《北魏前期的狩猎经济》一文，论证了拓拔族早期的狩猎经济及其在北魏建国后的残存，提出其由狩猎经济而畜牧经济而农业经济的发展路径。该文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7期《一九九二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较详细评介了该文的基本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1992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对该文作了详细评介，认为所论“为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问题。
此外，《客家聚族而居与魏晋北朝中原大家族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六朝时期江左政权的马匹来源》（《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崔浩军事思想述论》（《北朝研究》1990年总11期）等也都是具有开拓创新性质的论文。
2、对一些传统学术观点提出质疑，表达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如发表于《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的《蜀汉“南中”政策二三事》一文，针对传统观点多所称道的诸葛亮南征“攻心为上”、“兵战为下”、“七擒七纵”、“即其渠帅而用之”、“南方不敢复反”等说法，以大量的史实说明：“诸葛亮平定南中，对于祖国的统一，对于西南地区的开发和促进南中少数民族的发展，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历史功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是，这种历史的进步同样是以战争和民族的压迫剥削作为代价而换取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同时代的政治家并无根本区别。”该文人大复印资料《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史》1984年第11期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3期《一九八四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详细评介了该文的基本观点。《中国史研究文摘》一书详细摘登了该文的基本内容（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第322－323页）。1987年10月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一书第四篇《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中，也评介了该文的基本观点。
关于曹魏屯田，传统观点认为是曹操克服群雄、统一北方的决定性措施；对解决当时的流民问题，恢复中原社会经济起了决定性作用；是曹魏政权赖以建立的雄厚经济基础。黎虎先生于《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发表了《略论曹魏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地位》一文，认为屯田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虽有过重大作用，但最终起决定意义的还是自耕农经济，应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估价屯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该文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史》1985年第4期、《经济史》1985年第4期分别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5期“古代史研究文摘”中详细摘录了该文的基本观点。文中所提出的看法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如林甘泉主编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即采用了这一观点。
西晋的占田、课田的含义、性质及两者关系，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黎虎先生《论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一文，从占田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渊源入手进行论证，提出了西晋占田制从战国以来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才逐步完备和法典化，以及从古代到唐中叶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经历了井田制、占田制、均田制三个依次更替阶段的观点。该文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1985年第12期、《经济史》1985年第12期分别全文转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期《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述要》一文详细评介了此文的基本观点，认为“颇有新意”。《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11期《建国以来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研究述评》和《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通讯》第三期《建国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也评介了此文的基本观点。
3、对于学术界虽已有所论述或部分涉及，但还意犹未尽的一些史事作了补充和拓展，也都得到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如武汉出版社1988年1月出版的《古代长江中游的经济开发》一书，收入黎虎先生的论文《六朝时期江沔地区的屯田和农业》，《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6期发表的唐耕耦同志的书评中，对该文作了介绍和肯定。
又如，《东晋南朝与西北诸国的交往》和《东晋南朝与西北诸国交往的目的和意义》两篇论文，相继在《汉中师院学报》1989年第3期、第4期发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1988－198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对两文作了较详细的评介，认为“西北诸国与中原地区的交往古已有之，且史家论之已详；西北诸国与江左地区的联系，则自东晋南朝始，而史家注意不够。”此“两文则以翔实的史料、透辟的分析弥补了这一缺陷。”
再如《六朝时期荆州地区的人口》一文，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又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版）。《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6期《一九九一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概况》较详细评介了该文的基本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1991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对该文也作了评介，认为所论“颇有启发作用”。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主粮作物品种的增加》（《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总11期）、《六朝时期江左与东北地区的交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孙权对辽东的经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魏晋徭役制度三题》（《何兹全先生八十五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等论文，也都为学术界多所评介和转载。
这一阶段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主要成果，黎虎先生于1998年结集为《魏晋南北朝史论》一书，学苑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全书38万字，除已发表过的论文外，还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如《魏晋南北朝时期饮食学的确立与发展》即为新作，文中提出了“饮食学”这一范畴，并阐述了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到魏晋南北朝已形成一门学说粗备的饮食学的观点。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梁满仓副研究员在2000年1月19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题为《广、新、实、深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的书评，认为本书具有“广、新、实、深”四个特点：“广”是指“研究范围之广泛”；“新”包括三层意思，“研究了不少前人注意较少的新课题”，“从新的角度重新探讨前人较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文章的观点和结论，新意迭出”；“实”，“就是资料扎实、翔实”；“深”，“是就书中所论深度与难度而言”。华中师大周国林教授在《书品》2001年第2期发表《评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认为本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视野开阔，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二是“阐幽发覆，论从史出”；三是“独立思考，勇于立异”。首都师大蒋福亚教授在《许昌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魏晋史研究”专栏发表《贵在求真和创新——评黎虎著<魏晋南北朝史论>》，认为本书“是一部史料丰富、引征翔实、考证细致、思路明晰、观点鲜明、论述精辟，熔求真与创新于一炉的佳作”，“各篇论文都有新意和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