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和先生(1918——1998),天津杨柳青人,出身书香门第,祖父刘学谦曾点翰林,父亲长于金石书法,外祖父徐坊是著名藏书家。刘先生幼承家学,喜好文史。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1943年毕业留校,1947年辅仁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讲师。1952年院校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从此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先后担任历史系和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历史文献教研室主任、陈垣研究室主任等职;并兼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辅仁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全国妇女历史资料编委会委员、《中华大典》常务编委、《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顾问、《续修四库全书》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津贴,被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列入《世界5000名人录》和《世界妇女名人录》。刘乃和先生是一位国内外均具有崇高声望的女学者,也是一位师德高尚深受学生爱戴的教育家。
笔者197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即开始成为刘乃和先生的学生。1990年回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再次拜在刘先生门下,更成为入室弟子,耳提面命,随时聆听教诲。至刘先生仙逝,整整20年,一直向先生求教问学,先生有问必答,除在京时当面指点外,所赐书信亦达30余封。先生已长眠西山十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浮现在眼前,她的谆谆教诲亦犹在耳际萦回。为了缅怀恩师,发扬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执著追求,默默奉献,淡薄名利,奖掖后学,甘于清贫,乐观豁达的不朽精神,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勤奋治学——学者的楷模
刘乃和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在五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先生继承励耘主人陈垣先生的学术和治学精神,在陈垣学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历史文献学研究以及史学的普及与提高方面,做出了令人叹服的成就,在有关学科的理论建设上提出诸多重要见解,为世人瞩目。”(周少川、邓瑞全《先师的学术精神永存》,载《刘乃和教授纪念集》1999年内部发行。以下出自该文集的引文只注篇名。)
谈到刘先生的学术,必须提及我国现代史学大师陈垣老先生。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青年时期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从事学术研究。1913年开始从事教育事业,1926年起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的我国已故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先生,学识渊博,治学勤奋严谨,著作等身,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于宗教史、元代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奠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先生为人胸襟坦荡,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他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堪称我国一代史学宗师。”(拙文《一代史学宗师——陈垣先生史学成就述略》,原载《阴山学刊》199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0期全文转载。)因此,研究陈垣,继承、弘扬他的学术和求真、爱国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刘先生自1939年考入辅仁大学起,就被陈垣老博大精深的学术造诣所吸引。1943年毕业留校,并跟随陈垣老攻读研究生课程。1947年研究生毕业任辅仁大学历史系助教并任陈老助手,1955年起任陈老校长专职秘书,直到陈老1971年去世。数十年间,刘先生追随陈老问学请业,深得陈老学术之精奥,并且一直把记录、整理陈老生平资料,总结弘扬陈垣学术,作为她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八十年代以来,刘先生陆续撰写了数十篇文章,对陈老的学术特点、治学态度、教学实践、史学贡献、爱国精神、思想发展和工作生活,进行了全面阐述和发挥,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并主编了三部纪念文集和一本纪念画册。“在刘先生的大力提倡和组织推动下,陈垣研究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所取得的成果对研究中国现代史、现代教育史和现代史学史多有裨益,对当代学者读书治学也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邓瑞全《励耘承学,休光垂世——记刘乃和先生的生平和学术》,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须提及的是,刘先生一直在进行《陈垣年谱》和《陈垣评传》的撰写工作。遗憾的是天不假年,两部书稿尚未完竣,先生却因病长逝。薪尽火传,刘先生的三位弟子,即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周少川教授、邓瑞全教授、王明泽研究员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整理完成上述两部书稿的任务。他们编撰的一部60多万字的《陈垣年谱配图长编》,已由辽海出版社于2000年10月正式出版,相信全面系统的《陈垣评传》不久也将面世。
陈垣老的学术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善于总结和开拓,在继承和发掘中阐扬精华。刘乃和先生的学术研究也具有这种精神和风格。刘先生治学范围甚广,其中主要有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妇女史和陈垣研究。大体说来,中国古代史和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是在继承陈垣老的基础上,加以扩展和发挥;中国妇女史和陈垣研究,则是先生的开拓和创新。先生曾主编《〈册府元龟〉新探》、《〈资治通鉴〉论丛》、《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司马迁和〈史记〉》、《历史文献与民族文化》、《中原文化与传统文化》、《太湖文化研究》等多部学术论文集,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创新之论,主要见于《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和《历史文献研究论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两部著作。其中,继承发扬陈老学术方面,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避讳学、年代学、职官制度、历史地理、文献学理论等诸多方面,已为学界熟知,此不赘言;陈垣学研究,上已述及;下面仅就中国妇女史研究略加说明。
刘先生是我国女界精英,长期以来,一直从事妇女史的研究,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不仅写了广为人知的古代女界人物,如我国最早的女史学家班昭和东汉才女蔡文姬等;也评述了鲜为人知的唐代农民起义的女领袖文佳皇帝陈硕真、能诗善咏的女道士鱼玄机,以及清代光彩照人的弹词女诗人陈端生等;撰著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教育、地位、奉献》等很有学术分量的论文;还整理了清代杰出的女天文学家、女才子王贞仪的文集《德风亭集》。并且主编过一部妇女辞典和妇女史资料汇编,请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雷洁琼题写了书名,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付印,这是刘先生深以为憾的一件事。除自己研究外,刘先生还大声呼吁全社会重视妇女史的研究。早在1984年,刘先生就撰文指出:“占中华民族人口半数的妇女,在历史上是做过重大贡献的,其成就是不可泯灭的。……但妇女事迹,则因散见各书,多不为史家注意。写通史、专著,也未注意对妇女历史的探索,史书无专章,论述少专著,这是很不应当,也是很不公平的。今之治史者应有意识地更多地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以补过去的遗漏和不足,这是史学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一个课题。”(《要重视古代妇女史的研究》,载《光明日报》1984年10月3日。)近几年妇女史研究蓬勃开展,渐为社会重视,许多研究妇女史的作者都尊刘先生为元老,尽管刘先生抱着“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态度,不以元老自居,实则当之无愧。正如《光明日报》1993年8月10日发表刘先生《探骊巾帼史,屈指二十年》一文加的编者按所说:“建国以来,女性研究长期只限于妇联系统,至80年代初,才逐步进入学术领域。一位学者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2期)中回顾这段进程时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最早呼吁研究中国妇女史的,应属史学界的老前辈刘乃和先生。’”
刘先生作为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受到广大学者的尊重,问学、求序、索文者络绎不绝,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因而有写不完的回信,偿不完的文债,开不完的讨论会。即使如此,自己的学术研究仍然取得突出成就,这与她加倍的勤奋分不开。刘先生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节假日。“她曾说过:我是把别人每天遛弯、聊天、打太极拳的工夫都用来工作了。先生的勤奋的确是出了名的,用‘手不释卷’已经不足以形容。她的案头上永远摆满了打开的书籍资料,书房内所有家具的大小平面上都摞放着书。先生每天晚上很晚才睡,为了赶稿子,有时还要熬夜。但是无论睡得多晚,早上都是四五点钟就起床,往往是别人都还在梦乡时,她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了。”(王明泽《先生与我》)
默默工作——无私的奉献
刘乃和先生逝世后,国内外著名的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教授送上一副挽联,其词云:
令誉流传,统战辛勤人共仰;长眠论定,平生业绩自无私。
启功先生亦为陈垣老的弟子,是刘乃和先生的同门学长,同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密切交往长达半个世纪。因而,启先生对刘先生了解至深。“平生业绩自无私”是对刘先生一生高度的精辟概括。刘先生从不考虑个人得失,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确确实实是无私奉献的一生。
刘先生的一生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71年前主要协助陈垣老工作;1971年陈老逝世后,全身心教书育人,研究学术,还承担了繁重的社会工作。
刘先生在陈垣老身边学习和工作三十多年,始终把照顾、帮助陈老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特别是院系调整后,陈老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组织上派刘先生做他的专职秘书,而其时陈老已年愈古稀,因此除了帮助陈老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外,每天照顾陈老的日常生活起居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刘先生的工作。为了照顾陈老,刘先生放弃了家庭的天伦之乐,即使是逢年过节都同陈老在一起,没有在自己家里度过一次新年除夕。对于刘先生的无私关照,陈老非常感动,曾说过“今生得一知己则无憾事”的话。后来又多次动情地对刘先生说:“没有你,我活不到这么大岁数!”师生情谊之笃深古往今来难逾于此!
陈垣老除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外,还兼任中国科学院史学二所所长和全国人大常委等职,日常工作和社会活动都非常繁重,作为助手,刘先生承担了其中绝大部分工作。陈老的许多讲话、文章都由刘先生起草,还经常仿陈老笔迹书写墨笔条幅,以满足社会各界之索求。这在北京师范大学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刘先生从不自我夸耀。有一件与此相关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是在1994年,《阴山学刊》第1期将发表笔者学兄邓瑞全先生《默默的奉献,执著的追求——记刘乃和教授》一文,笔者做责任编辑。其中有一段写到:
解放之初曾引起巨大轰动的《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是陈老回答胡适有关《水经注》问题的复信。信中热情歌颂了共产党进城后师生群众欢欣鼓舞的局面,揭露了反动派的造谣和诽谤。许多海内外学者从报上看到这封信后都非常兴奋,认为像陈老这样的史学大师都留下来,证明新政权是可以信赖的,于是纷纷投进了新中国的怀抱。这封公开信就是刘先生第一次为陈老代笔。
起初刘先生不同意发表此段,给笔者来信指出:文章“由于是小邓写的,是你发的,都是我亲近的人”,恐容易引起误解,笔者只得删去。但反复考虑后,认为还是应把这件45年前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事件中刘先生的贡献公之于众,于是把校样寄去请先生再次审定。后来刘先生同意不删此段,但在最后一句增添“根据陈老的意愿”七字,改成“这封公开信就是刘先生根据陈老的意愿第一次为陈老代笔。”可惜的是,由于书信来往耽误了时间,正式发表时未能增入此段。仅此一事亦可看出刘先生严谨的学风和无私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