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的目录学研究工作，是从对《四库全书》彻底清查开始的。1915年，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四库全书》移贮北京京师图书馆，已定居北京的陈垣先生极为高兴。他早出晚归，前后用了十年工夫，把我国这部最大的丛书通览完毕。“陈垣先生是近代后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通览《四库全书》的学者。仅此，足以震惊学术界，教育后来人。”（刘国恩《陈垣先生<四库全书>研究述论》）在对《四库全书》全面而详尽了解的基础上，先生前后撰成十多篇文章。其中除了《编纂四库全书始末》、《四库撤出书原委》等研究论文外，还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全书过万页之书》、《四库书目考异》、《四库撰人录》、《四库书名录》等多种便利研究、便于查检的目录和索引。经过这番苦功夫，先生不仅为此后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为他人提供了可靠的研究资料，其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陈垣先生的目录学专著还有《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敦煌劫余录》及《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尤以后者堪称力作。
《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完成于1942年，“是近代以来，第一部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书，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以近代史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佛教典籍的专著。”（周少川《史学研究的拓展——读<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全书分六卷，著录六朝以来佛教典籍35种，从内容、编纂方法、史料价值和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应用等几个方面作了详尽的介绍和评述。陈垣先生在该书“缘起”中说：“中国佛教史籍，恒与列朝史事有关，不参稽而旁考之，则每有窒碍难通之史迹。此论即将六朝以来史学必需参考之佛教史籍，分类述其大意，以为史学研究之助。”这里明确表达了目录学著作当为史学研究服务的思想。该书每著录一部佛教史籍，均指出其史料价值及如何具体运用于史学研究，这是以前的目录书所不具备的内容，是先生目录学著作超轶前贤的创举。此外，前人目录著录版本时仅限于罗列一书的各种版本；而《概论》既详列各种版本，又考证出各种版本之间的先后翻刻关系，创立了目录学的新型典范。这些也都高出前代目录学家之上。正如白寿彝教授所指出的：“这是在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年代学——--奠基铺路
年代与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没有时间观念和年代学知识，历史研究便无从谈起。我国古代纪年与西历不同，一年相差十多天至五十余天，西历岁首一般都在中历的岁末，如只是简单的以中历某年对算西历某年，则在岁首岁尾之间常会有一年的误差。在研究西北边疆史、伊斯兰教史和中西交通史时，还会遇到与中西历纪年方法都不同的回历。回历平年354天，闰年355天，与中西历对算，每经三十余年就差一年，一千余年就会多出三十几年。年代学问题在历史研究中既无法回避，又往往难于掌握，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年号纪年废除，西历广泛使用，学术研究日益国际化，年代学的建设便成为历史学家的当务之急。
陈垣先生在研究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过程中，深切感到历法不清则一些史料无法得到解释，前人的一些明显错误也难以澄清，“苟欲实事求是，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中西回史日历？自序》）于是殚思竭虑，历时四年，五易其稿，编成《二十史朔闰表》和《中西回史日历》，并于1925年和1926年相继出版。二书各具特色。《日历》以西历为主，中历、回历为辅。自公元元年至公元2000年，每天都并列中西历日序互相对照；自公元622年后加入回历年、月、日，三历并列，编排精密，使用方便，解决了换算问题。《朔闰表》是《日历》的蓝本，又是它的简本，但体例并不相同。《朔闰表》以中历为主，西历、回历为辅。所以称“二十史”，指的是西汉、东汉、三国、晋、刘宋、南齐、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20个据以推算历法的朝代。此书作用与《日历》相同，但将各分裂朝代的朔闰异同一一注明，比《日历》详尽；另增加了对有关中西回历各家著述的考证，凡各家推算错误的地方均有所说明和纠正。二书是历史年代学的集大成著作，其编排在许多方面比前人有创新和提高，是我国最早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历表。
“《日历》和《朔闰表》的问世，是为历史研究建筑起的奠基工程，在历史年代的确定上打下可靠的基础，化纷乱为清晰，变繁杂为简洁，对于研究中国回教史及我国与东南亚和西方的交通史有极大帮助，既是便于使用的工具书，又是重要的学术专著。二书之后有人编制通代、断代和不同用途的各种历表，尽管这些历表在编制排列和各自侧重上有所不同，内容繁简不同，查找各有自己的特点等等，但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参考先生这两部书的。可以说他这两部书既有开创之功，又是奠基之作。”（刘乃和、邓瑞全《为历史年代学开辟了道路——陈垣先生在历史年代学上的贡献》，载《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版）
校勘学——承前启后
校勘是纠正古书传抄或翻刻过程中致误的重要手段。我国古代对文献注意校勘由来已久，清代学者校勘之风更盛。陈垣先生也很注意文献校勘问题。他认为：“校勘为读书要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1930年，他带领几位学生，用五种版本将沈刻《元典章》详校一过，发现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处一万二千余条。运用这些材料，次年写成了《沈刻<元典章>校补》一书。为了把校勘工作总结出带规律性的结论，又在一万二千余条中选取十分之一，加以分类和说明，撰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六卷。这是归纳校补《元典章》的心得体会以及前人有关校勘的经验，在理论与方法上为传统校勘学作了系统的总结。胡适称此书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并说“陈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作，也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上科学的路。”（《校勘学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载《胡适书评序跋集》）
《校勘学释例》依据的虽然只是一部《元典章》，但总结出的“校勘四法”却是对校勘学基本方法的全面概括，它实际上已包含了对校勘内容、校勘性质和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校勘四法”首先是“对校”，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校，客观、全面地校出底本与祖本或别本的异同，暂不论其是非。其次是“本校”，即以本书的前后互校，主要勘正著述本身体例上和文字上的错乱。第三步是“他校”，分三种情况：其书有采自前人者，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载者，以同时之书校之。前两种情况是补对校、本校之不足，是形式上的他校，实质上的对校。第三种情况重心在于审定该书所记史实的正确与否，是真正的他校法，其意义在于明确了校勘的科学含义及其工作性质，即校勘不仅要审定文字，而且也要审核其内容。最后是“理校”，即如果上述三法还不能解决问题，便运用专门知识从义理上加以校正。陈垣先生认为理校“最高妙”亦“最危险”，必须非常谨慎行事，不可轻易使用。这四种校勘方法，前人都分别在校勘实践中使用过，但把这四种方法综合在一起，并作出简要明晰的阐述，构成校勘学完整而系统的理论，则是先生的创造。正如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所说：《释例》“既是总结前贤心血结晶的承先之书，也是旁通西方近代文献鉴定学的启后之作。”
“校勘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广泛影响。1959年我国组织一批专家点校《二十四史》时，其校勘体例就是依据“校勘四法”制定的。（参见赵守俨《陈援老对基础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视》）
避讳学——系统总结
避讳是我国古代特有的现象，也是专制皇权的一种反映。自周代开始，人们遇到当代皇帝或尊长之名，不能或不愿直接称呼、书写，往往用改字、空字、缺笔等方法以避讳。长达两千年的避讳，使我国古代的历史文献许多内容发生混乱，甚至难以索解。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避讳之字仅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避讳又可视作时代的标志，如果利用它辨识古籍真伪和成书的年代，又往往能产生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
陈垣先生认为：“研究避讳而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者，谓之避讳学，避讳学亦史学中一补助科学也。”（《史讳举例？自序》）但是，关于避讳的论述虽前人早已有之，然或“散在诸书，未能有系统之董理”，或“迄未刊行”，以致亡佚。今通行者则“与俗陋类书无异，其所记录，又只敷陈历代帝王名讳，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也。”（同前）鉴于此，先生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搜集了历史上种种避讳的史实，归结为82例，于1928年撰成《史讳举例》一书。书的前半部分是对避讳的分类，揭示了避讳所造成的古籍记载上的紊乱讹误；后半部分是对避讳学的概括总结，讲述避讳学的注意事项、掌握避讳学的重要性、如何利用避讳学知识来考古及历朝避讳的历史沿革等，举凡避讳学的内容无不包罗其中。因而完全可以说：“本书是对中国避讳制度史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从而使对避讳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
史源学——独辟蹊径
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经辗转传抄常会出现许多误差，要想准确地揭示历史真相，必须以最原始的第一手资料为据。这就有了探寻史料来源的问题。
陈垣先生治学十分注重追寻史源，它的史学论文无论长短，几乎没有一篇不涉及史源问题，因此总是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很少出现史料错误。为了训练学生寻考史源的能力，先生于三四十年代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新开设了“史源学研究”（后改称“史源学实习”）课程，从而创立了“史源学”这门学科，为史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陈垣先生的史源学融目录、版本、校勘、年代知识于一体，是一门鉴别史料的学问。它的功用在于通过探索前人著述所根据的史料的来源，考察其根据是否可靠、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无错误、判断是否正确，从而对其书之史料价值和取舍标准作出恰当的评价。这既有助于历史研究建立在准确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也有助于形成严谨的治史态度。当年曾蒙受先生史源学训练的学生都深感获益匪浅。已故香港中文大学牟润孙教授1980年曾撰文说：先生“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历史的各种途径与方法。我学了先师的方法，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些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励耘书屋问学回忆》，载《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总之，先生“系统总结了历代史家重视史源的优良传统，首先提出了史源学这一新学科，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方法，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灭的。”（《中国历史文献学》第302至30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敦煌学——-功德无量
敦煌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它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联接着东西交往的丝绸之路，从而成为中西各族文化的汇聚地。自本世纪初以来，以敦煌艺术与藏经洞出土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敦煌学”在全世界兴起，已成为当今国际上的一门显学，陈垣先生作为“敦煌学的先驱和杰出的敦煌学家”（包敬第《二位陈夫子与敦煌学》），在敦煌学研究领域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23年，先生所撰《摩尼教入中国考》面世，校录京师图书馆及伦敦博物馆、法国图书馆所藏敦煌莫高窟摩尼教经残卷两种，也作为附录同时发表。刘铭恕《书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后》评论说：“摩尼教输入中国一事，在中国宗教史上，占有甚重要的地位。……从事于此事之研究者，颇不乏人，如蒋伯斧、伯希和、王国维与陈援庵等，皆著者也。……具体之解决者，只有陈援庵先生一人，陈氏著《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折衷旧说，附益新知，体大思精，得未曾有。”（《北平晨报？思辨》1936年第40期）这是先生用敦煌所出汉文摩尼教经考证摩尼教取得的成功。作为最早把敦煌文献运用于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称陈垣先生为“敦煌学的先驱”并非虚誉。
先生对敦煌学的最大贡献，是1930年编成反映北京图书馆馆藏八千余轴敦煌经卷的专题目录《敦煌劫余录》。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池田温指出，这是“最先完成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敦煌汉文文献目录”。（《加强敦煌汉文文献编目刍议》，载《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陈寅恪先生为此书作序，推崇备至，称“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须强调的是，此书还设“附记”一项对每轴经卷作了考证与说明，其中含有许多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考据成果，因而也可以说此目录是一部敦煌学的专门著作。总之，《敦煌劫余录》“内可以不负此历劫仅存之国宝，外有以襄进世界之学术于将来”（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真可谓功德无量。
结束语
陈垣先生不仅在史学研究中硕果累累，而且道德精神也特别值得称道。但限于篇幅，不再具体阐述，仅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中的一段话略加说明。其《编者的话》说：“我们的陈垣老校长，一生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久为人景仰。他一生勤俭，不慕虚荣，胸襟坦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一生勤奋好学，勇于探索，治学严谨，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他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
综上所述，陈垣先生成就辉煌，道德高尚，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堪称中国史学界一代宗师。
笔者晚生，踏入史学大门更晚，既未亲聆先生教诲，亦未全面研读先生著述，加以篇幅限制，概括陈垣先生学术贡献难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原载《阴山学刊》1993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2期全文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