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国宝”的我国已故著名教育家、史学家陈垣先生，学识渊博，治学勤奋严谨，著作等身，其史学成就硕果累累，沾被后学良多。其于宗教史、元史、医学史、目录学、年代学、校勘学、避讳学、史源学、敦煌学诸史学领域的研究，均有承前启后和重大的开拓、奠基意义，深得海内外学界推重。先生为人胸襟坦荡，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先生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为我们树立了楷模，堪称我国一代史学宗师。
关键词：陈垣；教育家；史学家
1990年10月29日，学术界一百余位名流、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隆重集会，纪念该校已故老校长、卓越的教育家、历史学家陈垣先生诞辰110周年。年逾九旬的著名历史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也出席纪念会并讲了话。与会者怀着崇敬的心情，盛赞陈垣先生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和历史学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笔者作为先生的再传弟子，有幸参加了会议，深切感受了当代学界对先生的景仰之情。时过三载，一切仍记忆犹新，特撰此短文，对先生的史学成就略加叙述，以祈对后学有所启迪。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自1898年开始在广州教学馆，至1971年逝世于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任上，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达70余年。陈垣先生先后从事过中小学教育、医学教育、工读教育、平民教育、师范教育，曾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担任教授，并在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连任校长达46年之久，这在中外教育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解放后除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外，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等职。陈垣先生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科研和教育管理人才，特别是当代文史学界许多著名学者，如郑天挺、蔡尚思、牟润孙、甲凯、史念海、葛信益、翁独健、单士元、郭预衡、杨殿珣、赵光贤、启功、柴徳赓、刘乃和、史树青、张恒寿、许大龄等都出自他的门下。先生作为一个名闻海内外的教育家，为我国教育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陈垣先生在从事教育事业的同时，一直刻苦治学，深入进行史学研究。自1917年发表第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至1965年完成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写作了近二百篇（部）论著，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1951年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向别人介绍先生说：“这是陈垣先生，读书很多，是我们国家的‘国宝’。”（王明泽《陈垣事迹著作编年》，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以下出自该文集引文，只注篇名。）陈垣先生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称为“国宝”，当之无愧。为使“国宝”大放异彩，对先生学术生涯研究总结很有必要。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专设有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刘乃和教授为首的陈垣研究室。台湾辅仁大学甲凯教授也开设了“陈垣史学”课。仅此可见陈垣先生史学建树及其影响之一斑。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先生史学成就略加分类评述。
宗教史——成就空前
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影响普遍的存在于哲学、文学、艺术、建筑、饮食及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与政治风云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史学研究决不能把宗教史排斥在外。可是，前人对宗教史很少问津。而陈垣先生独具慧眼，从治史之初就对宗教给予极大关注，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就是专用中国史料来考证元朝基督教情况的。之后亦一直钻研不辍。周祖谟教授认为，陈垣先生“对过去历代各种宗教的历史、教派的传授了解得非常透澈，是当时国内唯一研究宗教史的专家。”（《怀念一代宗师援庵先生》）
陈垣先生“研究宗教史，一般不研究宗教教义，而是着重宗教的发展、变化、衰亡的历史，以及记载宗教的史籍；研究的范畴也不限于某一种宗教，而是涉及到很多种现存宗教和历史上的外来古教。”（刘乃和《陈援庵老师的教学、治学及其他》）关于古代宗教，先生相继发表了《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写明朝以后犹太教在中国传布的情况；《火祆教入中国考》，叙火祆教自南北朝时从波斯传入中国，历隋唐至宋代由发展到衰微的历史；《摩尼教入中国考》，讲摩尼教自唐代传至中国及在中国传布的情况。加上《元也里可温教考》，合称“古教四考”，都是从历史学角度对古代宗教第一次作了系统的考证、研究，从而开辟了古代宗教史这一新的史学研究领域。有关基督教史方面的论文共发表30余篇，主要有《基督教入华史略》、《元基督教之华学》、《从教外典籍见明末清初的天主教》等，并设想写一部《中国基督教史》。佛教史的论著有《<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佛教能传布中国的原因》、《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释氏疑年录》等。研究道教史的著作有《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道家金石略》等。对伊斯兰教虽只有《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篇，但先生拟定的《中国回教志》编述计划，“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白寿彝《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载《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3期）其他有关宗教史的论文还有很多。先生这些论著，都引用了大量、丰富的资料，作出了精辟的论断，既开拓了新的领域，填补了宗教史研究的许多空白，又对中国古代几乎所有的宗教作了全面完善的论述。陈寅恪教授曾经指出：“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陈寅恪与陈垣先生同时，亦为享誉中外的著名历史学家，其论断足以说明，陈垣先生在中国宗教史研究领域中占有空前的重要地位。
还须指出的是，陈垣先生对外来宗教的研究是从它们“入华”、“入中国”的传播过程切入的，因而在研究宗教史的同时也对中外文化交通史作了探讨。其成果包含于宗教史著述中，此不赘言。
元史——继往开来
明初官修的《元史》是研究元代历史的基本史书，但该书取材草率，修撰粗疏，内容详略不均，杂乱重复，纰漏甚多，研究元代仅仅依靠它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元史》成书不久，学者就纷纷加以增补、改修、续编。明清两代出现了诸如胡粹中《元史续编》、冯以吾《元儒考略》、汪辉祖《元史本证》、钱大昕《元史艺文志》、魏源《元史新编》、邵远平《元史类编》、柯劭忞《新元史》等研究成果。但是元代历史上许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对元代文化究竟当如何看待等，还有待新的突破。陈垣先生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作了更深的发掘，有了新的进展。
元代基督教盛行，对元代社会文化影响巨大，然而七八百年来无人研究。先生撰成《元也里可温教考》，运用数十种汉文史料，对元代基督教情况进行了细密的考察和论证，使沉埋数百年的历史真相大白，为元史研究做出了贡献。该文发表引起史学界极大重视。当年先生赴日本访书，应邀宣读了这篇论文，日本史学界为之惊叹，大加赞誉。
1923年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前四卷，1927年又在《燕京学报》发表了后四卷。这部著作阐述了元朝百年间西域各族人民来华后吸收并传播中国文化，留下大量华文著作的史实，证明元代并不轻视文化，扭转了宋代遗民郑思肖等所流传下来的所谓“九儒十丐”之说的影响。此书作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专题性质和实证研究的文化史著作，成就卓越，震动了中外史学界。李思纯先生《元史学》专节介绍此书，誉为“精湛绝伦”。蔡元培先生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陈寅恪1935年为该书刻版印行作序云：“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静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日本东西交通史西域史专家、文学博士、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桑原骘藏《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中国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书中“征引考复，其所揭之各题目殆无遗憾”。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华裔学志》1966年刊载了钱星海和古德里的英文译注本。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则指出：“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路向考察，《华化考》无疑是北大《国学季刊》出版以来第一部划时代的杰作。”
此外，先生撰《沈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对清人刻《元典章》这部内容丰富但校对极差的元史资料进行了校勘，使其从一部错误百出可能贻误读者的书，变成一部有重大参考价值的文献。《〈元秘史〉译音用字考》则对这部明初用汉字译写蒙古语的史书进行考证，揭示了其谐音与会意兼备译法的奥秘，使一直被视为难以读懂的《元秘史》可解程度大大提高。还有《耶律楚材之生卒年》、《李志常之卒年》、《黄东发之卒年》、《萨都剌的疑年》等论文，也都是先生元史研究的成果。
“总之，陈垣先生的元史研究，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把元史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同时他也拓宽并铺平了元史研究的道路，以便后人能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向前驰骋，他在元史研究方面实在是有着继往开来之功的。”（朱仲玉《陈垣先生在史学上的重要贡献》）
医学史——拓荒创新
陈垣先生不仅是教育家和史学家，早年还是一位近代医学事业的推动者。1908年他与友人合作创办了光华医学校，这是当时国人最早创建的私立医校。同时，又先后与友人编辑《医学卫生报》和《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等刊物，他亦为主要撰稿人。1907年至1912年之间，先生“写出了一系列推动近代医学发展，以及中西医学史的文章，为我国近代医学和一向无人开垦的医学史研究领域，首先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赵璞珊《陈垣先生和近代医学》，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6期）
陈先生医学史方面的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医学人物介绍和评价，二是对医学史事研究探讨。前者如：《张仲景像题辞》记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称其为“中国方书元始家”，赞誉了《伤寒杂病论》的贡献及张氏的不断革新精神；《王勋臣像题辞》称颂了清代著名医学家王勋臣以数十年时间，不畏困难，不避污秽，亲自探看露脏儿童尸体和刑剐罪犯实况，写成《医林改错》一书的求实精神；《黄绰卿像题辞》和《高嘉淇传》，叙述了我国近代最早两位留学欧洲学习西医者的事迹；《古弗先生传》和《古弗先生之业绩》，则是在德国细菌学家古弗（近人译为科赫）逝世的当年，就第一次发表文章把这位1905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世界知名医学家介绍给了我国医学界。后者如：《牛痘入中国考略》，不仅记录了我国从人痘接种至牛痘接种术的传播过程，同时他还把我国翻译西洋医学著作的起始作了考证：《洗冤录略史》是一部涉及法医学的著作，不仅简介了我国各代法学著述，而且介绍了英国人所写的《洗冤新说》和《法律医学》，意在变革清末法医勘验之不足，“无异是一篇对我国落后法医状态必须变革的最早呐喊”（赵璞珊《陈垣先生和医学史》）；《释医院》则回顾了我国医院制度，认为我国医院设立当始于六朝时期。
特别应提及的是，先生还从《中西医学报》第13期（1911年4月出版）开始，连载八期发表了《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记》。该文记录了1910年10月至1911年2月，我国东北发生严重鼠疫死亡四万六千多人，为此清政府于1911年在奉天（沈阳）召开的有十一国代表参加的“国际鼠疫研究大会”的实况，“该文写作和发表之及时，在当时条件下，都很惊人。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是我国科学史上第一次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意义深远，而这一纪录则完全由陈垣先生一手完成，在我国医学史上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页。”（同前）
由上可见，“陈垣先生早年对我国医学的进步和医学史方面的贡献是很大的。他是我国近代医学发展的前驱，医学史领域的拓荒者，其功绝不应该淹没不彰。”（同前）
目录学——超越前贤
目录学是学术研究的入门之学，正如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陈垣先生就是由钻研《书目答问》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始，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因而对目录学十分重视，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