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亲自采访的生动材料。《史记》一书不是专靠书面史料所能完成的，其中有许多是司马迁靠实地采访所得的实际材料。司马迁从20岁开始就漫游名山大川，以后或出使、或为侍从到过许多地方考察古俗遗迹，观察社会生活。他的游历很广，一生足迹所至，南抵云、贵，东到齐、鲁，北逾长城，西至甘肃，中原的江、淮、汴、洛也一一周游。采访的材料大体可以分为“所见”和“所闻”两类。“所见”的资料，例如《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又如《春申君列传》所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所闻”的材料，例如《魏世家》载：“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语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这些实际资料不但可以补充书面史料之不足，纠正以往史籍中某些错误，而且可以加深对历史真实性的了解程度。
《史记》的史料来源很丰富，然而就各个历史时期来说，史料的多少又有差异。春秋以前间有缺略，春秋战国至秦比较详细，汉朝建立后100年左右的历史则详尽记载，篇幅最多。《史记》材料后多前少，特别是上古资料更少，这当然是社会发展之使然，但是经过兵火、焚书，加之散失流离，司马迁在《史记》中能保留如此多的材料已是十分惊人的了。
（原载1988年7月8日《宁夏日报》）
刘向刘歆与古籍整理
我国古代书籍虽屡遭劫难损失严重，但仍然积累和流传下大量历史资料。西汉建立后逐渐重视文化，收集古籍。汉武帝时曾“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出现了“书积如丘山”的景象。但是这些书籍因来源不同，流传久远，真伪相参，散乱错误者甚多，且无统一目录，难以利用。因此，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开始了第一次由国家组织人力，大规模整理天下群书的空前壮举。
这次整理工作是由刘向总负责的。刘向，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是汉皇室楚元王刘交四世孙，曾任谏大夫、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官职。他通经博学，著作很多，中年以后政治上无大作为，便将后半生的全部精力用于学术研究方面，而这次整理群书是其对中国文化最突出的贡献。在刘向领导下，按照图书内容和性质分成6部分，分别由专门人才主持，分工合作组成了一个精炼的校书机构。据记载，刘向本人直接负责六艺、诸子、诗赋部分，兵部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人手下又有青年助手若干人，如刘歆、班斿、杜参、王龚等。刘歆是刘向的儿子，他自始至终参加了校书，刘向去世后，他继承父业，负责完成了全部整理、编目工作。
刘向校书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是广集众本。汉以前流传的古籍因流传方式和途径不一，往往一书有多种写本，其文字、内容、篇数、书名也差异很大，刘向不拘一家，凡能搜集到的，都拿来以供校雠。如刘向校《管子》就搜集了5种本子，而各本多者达389篇，少的仅11篇，出入很大。接着是审理篇章，包括利用各种异本比勘，除去重复，相互补充，编次篇章，并校定文句。然后进行勘定缮清。经过上述校雠、整理的书籍，都比原来的各种异本优越，使西汉宣帝以前的古籍恢复了本来面目，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刘向整理古籍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将已校雠勘定的书籍编写叙录、制定目录。刘向为每部书都写了一篇叙录，主要说明本书篇目、全书大意及校定过程，可说是本书的内容提要。诸书叙录各有两份，一份分别附于每部书奏上，另一份则单独编定成书而别行于世，称为《别录》。编写叙录是刘向的一个创举，为以后的图书评介树立了榜样，影响深远。可惜刘向的书录目前只剩下《战国策》、《晏子》等8篇（其中有刘歆撰《山海经》书录一篇），其余则大部亡佚，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极大损失。刘向死后，刘歆不仅校完了余书，还摘取《别录》的要点编制目录，完成了我国第一部严密、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七略》中第一篇《辑略》是对全书的总说明，其余六《略》即将全部图书分为艺文、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6类。大类之下又分为38种，603家，共著录图书13219卷。《七略》的出现开辟了历代王朝编辑正史艺文志的方法与方式，《汉书？艺文志》就是在《七略》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七略》不仅在我国目录学上成就斐然，在史学发展史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已故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认为，《七略》可以同伟大的史学巨著《史记》相媲美。
（原载1988年8月5日《宁夏日报》）
《汉书》的成书过程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纪传体名著，谈及其作者自然要说是班固，但实际上《汉书》却并不是班固独自一人完成的。
《汉书》主要记载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终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230年的西汉历史。其中汉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大部分沿用了《史记》的材料。不过班固并不是完全照抄《史记》原文，而是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和修改补充。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调整传目，如从《史记》的《张耳陈余列传》及《淮阴侯列传》中抽出材料，另设了《蒯通传》；而《史记》的《仓公传》却被删去。二是增加事实，如《韩信传》、《楚元王传》、《萧何传》等仍沿用《史记》传名，但却新增了一些材料。三是补载文章，如《贾谊传》所载“治安策”，《晁错传》所载“募民徙塞下疏”等都是班固增补的重要文献。
《汉书》中武帝以后的记载，班固也有其父班彪的《史记后传》为蓝本。班彪，是东汉初著名的经学大师，晚年则专心研究史籍。司马迁著《史记》所载止于武帝。汉代学者褚少孙、刘向、刘歆父子及冯商、杨雄等前后虽然有10多人续补《史记》，但是班彪却认为这些著作不足以踵续前史。于是采集旧事，又旁贯异闻，写成《史记后传》百余篇。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病死，其时班固正就学于洛阳太学，不得已回到家乡扶风安陵为父守丧。就在居丧期间，班固整理父亲的《后传》才立志继承父业，完成《汉书》的写作。班彪的《后传》原书不存，但其内容大部被《汉书》所吸收。现在《汉书》中的元、成二帝本纪和韦贤、翟方进、元后三传还保留着《后传》原文的痕迹，如韦、翟、元三传后面的赞语均标明“司徒掾班彪曰”字样。
当然，《汉书》确定体例，断代为史，丰富内容，形成规模，还是班固的成就。班固，字孟坚，出身于世代书香官僚家庭，既有家学渊源，又谦虚好学，终于成为东汉一大史学家。班固在父卒守丧时立志继承父业，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年）便开始了汉书的写作。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上书朝廷，告他私改国史，因而被捕下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奋力为他辩白，才得获释。明帝看了地方官送上的班固书稿，很欣赏他的才学，召任为兰台令史。一年后，又升为郎，典校秘书，并命他在兰台把未完成的《汉书》继续写下去。从此，班固便集中精力，“以著述为业”，潜精积思20余年，于章帝建初七年（公元82年），基本完成了《汉书》的撰著。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被视为亲信。后窦宪因失势自杀，班固也受牵连免官、被捕，死于洛阳狱中。班固死时，《汉书》还有八表及《天文志》没有最后完成。和帝又命班固的妹妹班昭作了八表，马续补写了《天文志》。至此，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史学巨著——《汉书》。
（原载1988年8月19日《宁夏日报》）
博物洽闻的《汉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列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全书共100篇，80余万言，包括了整个西汉一代230年的历史。《汉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博物洽闻，记事系统而详尽，为后人研究西汉史保存了丰富资料。
《汉书》的12篇帝纪是从汉高祖到汉平帝的编年大事记，涉及到西汉政治、军事及经济等许多重大事件。8篇表中，有6篇王侯表分别列出王侯世系，反映了汉代统治阶级的层次结构；《百官公卿表》记录了秦汉官制演变和汉代公卿的任免；《古今人表》则普列远古至秦楚之际的历史人物，分九等评其高低。70列传既有陈胜、项籍、张耳等秦汉之际的起义首领，也有韩信、张良、晁错等汉家将相名卿，既有荆燕吴楚等同姓王侯，又有窦田王史等外戚，还有经师、文学、说士、循吏、酷吏、货殖、游侠等各类人物。此外还继承《史记》传统为少数民族及周围邻国写了3篇传，记述了安息、大月氏、大夏、犛靬、条支等中亚、西南亚国家的历史，是研究古代中国各兄弟民族历史和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尤其是《汉书》的10志，虽取法于《史记》的8书，但规模宏大，记事丰富，较详尽地展示了古代到汉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礼乐》、《郊祀》、《刑法》3志记载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军事、法律和礼仪等有关制度。《食货志》则叙述了自西周至王莽时期的农政、钱法，反映了这1000多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侧面，特别是对于研究西汉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沟洫志》系统地记叙了秦汉水利建设，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一篇具有现实意义的治河文献。《地理志》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地理著作。它不仅限于西汉地理，上自《禹贡》、《周官》的九州，下至秦汉郡县封国建置的由来和变革，以及西汉王朝的疆域政区、领土面积、郡县户口、垦田数字、山川方位、重要物产、城邑关塞、祠庙古迹等等都有详细记载，篇末还对各地区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及海外交通作了综合的叙述，开创了后代正史地理志及地理学史的研究。《五行志》虽然充满阴阳五行灾异迷信思想，但也保留了大量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和日月蚀的记录，仍为有用的科学史料。《天文》、《律历》两志也是研究古代自然科学的宝贵资料。《艺文志》采自刘歆《七略》，记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派别和是非得失，不仅是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资料。《汉书》10志在我国典章制度史的发展上，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对于后代《通典》、《文献通考》等书的著述产生了重大影响。
另外，《汉书》好收载文章诗赋，在文学和文字资料的保存方面也有功绩。
（原载1988年9月2日《宁夏日报》）
“体圆用神”与“体方用智”
《史记》和《汉书》是汉代颇值称道的两大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两个高峰。它们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因而后人常常将二书并举。《史记》和《汉书》同为纪传体，相同处甚多，但二者差异也很大。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谈到中国史书嬗变过程时，精辟地指出了《史记》和《汉书》的特点：“迁书体圆用神”，“班氏体方用智”。这实际上高度概括了两书的最重大区别。
所谓“体圆用神”和“体方用智”，是章学诚对古代思想的一个发挥。《周易？系辞上》曾说：“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来，智以藏往”。“蓍”是说用蓍草占筮，“卦”就是占筮时摆出的卦形。这句话的原意是说，未来的吉凶都包含在事先不可预测的占筮变化里，而过去的吉凶则从已筮的卦形里可以得到确定的判断。章学诚“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其内涵已远远超出了《周易》的本意。章氏所说“体圆”，是指史书体例上的灵活运用，不拘泥于义例，而“体方”则说体例上的规矩方正，“为一成之义例”；“用神”是传神，是对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洞察和揭示，“用智”是善于储存和排比历史知识。
“体圆”和“体方”侧重于从形式上说明《史记》与《汉书》的区别。司马迁写史灵活自如，不受体例束缚，如把未成就帝业的项羽立入本纪，这是因为项羽曾经一度成为全国的首脑——西楚霸王，成为发号施令于全国的政治中心人物。汉惠帝虽为帝王，但政治上无所作为，《史记》便未设惠帝本纪，只在《吕太后本纪》中用惠帝纪年而已。班固则认定本纪体例只能“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刘知几《史通？本纪》），于是特为惠帝立本纪，而把项羽降入列传。《史记》的专传或合传与类传的次序间杂，或以时代先后，或因事迹相关，而不拘于体例。例如《刺客列传》在专传之间，《汲郑列传》反在类传之间。《汉书》则整齐划一，一律以时代的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为边疆各族传，而以“贼臣”王莽传居末。再如，《史记》列传的篇名，或以姓标，或以名标，或以字标，或以官标，或以爵标，体例也不一致。《汉书》则大体都是以姓或姓名标题，统一了纪传体史书的体例。由于《史记》多变化难以学习，而《汉书》成规矩便于效法，后代正史基本上都沿袭了《汉书》的编撰形式。
“用神”与“用智”则从内容上揭示了《史记》与《汉书》的不同。司马迁的思想中心是“通古今之变”，研究的主题是社会发展、历史变化，因而把自有史以来到汉武帝为止上下数千年历史过程全部贯穿在一起，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而班固则把天人感应的神秘学说，特别是五行灾异学说当作社会现象的永恒规律来宣扬，在《叙传》里特别提出“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试图以西汉历史来神化东汉皇权。因而以“五经”作为衡量历史的准绳，只求断代为史“上下洽通”，把各方面的因素协调起来。司马迁“述往事，思来者”，着眼于未来，因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注意考察历史现象的全过程，肯定重大变革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处处流露出独特的创见，接触到了一些社会发展规律。而班固撰述旨趣在于过去，以“博洽”为主要要求，虽然规模宏大，“文赡而事详”，但却思想保守，囿于成说，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章学诚评论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确为中的之语。
“体圆用神”与“体方用智”并不仅仅是对《史记》与《汉书》而言，而是涉及到两种撰史观点和两类史学流派，不过《史记》和《汉书》作为代表著作，应给予特别的注重。
（原载1988年9月16日《宁夏日报》）
荀悦的“立典五志”
汉代人编撰并流传至今，完整记载西汉历史的要籍，除了班固的《汉书》，就是荀悦的《汉纪》了。荀悦字仲豫，东汉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是东汉末年杰出的史学家和思想家。荀悦自幼博闻强记，学综儒史，但因痛恨宦官专权，托病隐居数十年。直到49岁时他才经曹操辟举供职于镇东将军府，不久迁任汉廷黄门侍郎，侍讲宫中，受到汉献帝赏识。献帝喜欢读历史书，却感到《汉书》内容太多，不便翻检，就命荀悦仿照《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改编。于是荀悦从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3年时间，编成了一部30卷的编年体断代史——《汉纪》。
《汉纪》虽说是奉命撰写，但却贯穿了荀悦的政治思想。《汉纪》第一卷就开宗明义地对该书所应达到的标准和取材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荀悦就是按照这五条对《汉书》所载史事加以取舍，并因事发论，加上了40余则、多达万言的“荀悦曰”评论，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