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的书目看，诸子之作多达189种，其中除汉朝的49家外，先秦诸子尚有140家，用“百家”形容诸说林立并不过分。从理论上明确区分诸子派别的标准，是从西汉司马谈开始的。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把诸子分为6家，即阴阳、儒、墨、法、名、道德。东汉班固在此之外，又分出纵横、杂、农、小说4家。这10派之说被历代学者接受，一直延用至今。
根据诸子的社会活动和历史作用，又有人把诸子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政治活动家，如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主要从事实际政治活动，建功立业，富国强兵，使自己的学说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和补充。第二类是社会活动家，如孔子、墨子、孟子以及稷下学派的那些大师。他们热心政治，而得不到重用，主要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第三类是学术思想家，如老子、庄子等所谓隐士。他们鄙弃政治活动，逃避社会世事，潜心研讨学术。
诸子百家的学说大多都明显表露针对现实而发的倾向。如儒家的仁政，法家的尚法，墨家的兼爱，纵横家的游说，农家的君臣并耕，都是针对国家的统治、社稷的安危提出的见解主张。各派各家把思维的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上论天，下论地，中论人事万物，纵论古今，涉及问题非常广泛。诸子文献是研究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先秦历史不可忽视的宝贵材料。
诸子文献原先多达百余种，但流传下来的却只剩30余种，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其一，经过历代学者考证确为战国时期著作，如《墨子》、《老子》、《孟子》、《荀子》等。其二，虽掺杂入了一些后人的文字，但其主要部分还是属于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材料，如《庄子》、《管子》、《韩非子》、《公孙龙子》等。其三，书籍题为先秦时人所著，但是一般认为并非先秦时代的著作，被称为“伪子书”，如《列子》、《关尹子》、《鬼谷子》、《燕丹子》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前人怀疑为伪书的传世诸子著作，后经考古材料证明并非伪作，如《晏子春秋》、《尉缭子》等，因而对“伪子书”也要慎重对待。
（原载1988年4月8日《宁夏日报》）
《孟子》与“民贵君轻”思想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的书。孟轲虽然一生不得志，但是后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孟子》一书被列入“十三经”，成为除《论语》以外唯一被奉为封建经典的子书。因此，与其他诸子著作相比，《孟子》对后世的影响是较大的。
《孟子》共有7篇，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分261章，近35000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文化教育各个方面，是反映孔子以后儒家以孟子为首一派观点的代表著作。《孟子》中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其中最光辉的是“民贵君轻”思想。
民本思想在我国发生很早，《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说法，不过明确地提出“民贵君轻”，还算孟子最早。《尽心》篇中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却都可以变换。在《梁惠王》篇中，实际上提出了暴君可以废除和诛杀的主张。
“民贵君轻”的思想基础是“政在得民”。在孟子看来，国君能否得到天下，天子能否保持天下，重要的原因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它在《离娄》篇中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而得其民在于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必须施行仁政。孟子认为，你怎样对待人们，人们就照样回报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关系如此，君民关系更如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梁惠王》）孟子强调要“善教民”，即向人民灌输统治阶级道德意识的同时，注意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使人民“心服”的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他认为统治者只有关心人民的疾苦，才能得到天下。
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含有民主思想的萌芽，具有深远的影响。曾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被革命派利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色的宣传家陈天华在《警世钟》中写道“中国自古以来，被那君臣大义的邪说所误。任凭什么昏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不知孟夫子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若是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民贵君轻”只是孟子学说的一个方面，但仅此也可看出，《孟子》以及其他诸子文献中确有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值得研究。
（原载1988年5月6日《宁夏日报》）
兼容并包的《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吕子》，是秦相吕不韦门下食客的集体著作。全书分12纪、8览、6论，共26卷，160篇。《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杂家类，兼容并包确为其最大特色。《吕氏春秋》把道家的“贵生”思想，墨家的“薄葬”思想，法家的“察今”思想，以及儒家的教育思想等均博采入书。刘汝霖先生在《吕氏春秋之分析》一文中统计，其中阐扬儒家学说的有26篇，道家学说的17篇，墨家有10篇，法家43篇，另外，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小说家、兵家等各有10多篇或三、五篇不等。
由此可见，《吕氏春秋》实在是集战国诸子思想大成的总汇。在诸子百家罢黜他说、独尊己见的时代，还找不出第二部这样容纳各派的著作。当然，《吕氏春秋》的出现也反映了人们要求天下统一的历史趋势。
《吕氏春秋》并包了“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完成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20多万字的大著。谈及政治、历史、哲学的论述比比皆是，故不必说。有关经济的，如专门谈论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的就有《上农》、《任地》、《辨土》、《审时》篇，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农业技术和理论上的成就。至于社会生活，有《劝学》、《善学》、《尊师》等专讲教育的篇章；有《大乐》、《贵生》、《情欲》等谈及养生的篇章；《适音》、《古乐》、《音初》等则是研究我国早期音乐艺术发展史及美学思想史的宝贵史料。12纪中每一纪的第一篇，都记述当时星辰太阳的位置、神帝祭祀之名、鸟兽虫鱼的名称及其活动，这又涉及到了天文、自然领域。
此外，还须提及的是，先秦诸子百家书籍散失很多，知其人名书名而不知其学说的更多，由于《吕氏春秋》包罗各派，引证了诸子大量言论，虽然有的只是片言只语，却也成了十分宝贵的材料。如《应同》篇引用了《商箴》一书的话，因《商箴》一书久佚，这就成了独一无二的资料。再如书中在《具备》、《察贤》篇中提到的关于先秦儒家人物宓子贱言行等，资料也很珍贵。30年代李峻之专门写作《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一文，从《吕氏春秋》中辑出李克、子华子、田骈、孟胜等20家的言论事迹，为研究先秦诸子增加了材料。据《史记？吕不韦传》记载，《吕氏春秋》成书后，吕不韦曾下令“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可是却无人修改领赏。这虽不能完全排除“惮相国畏其势”不敢妄动的因素，但如真有大错，也不至于无一人敢于提出纠正。由此推断，《吕氏春秋》保留的资料基本是可靠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原载1988年5月20日《宁夏日报》）
研究先秦史的重要参考书——《绎史》
学习和研究原始社会至秦以前的历史，除了要钻研先秦文献外，还有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很值得重视，这就是马骕编著的《绎史》。
马骕字宛斯，山东邹平人，是清朝初年卓越的历史学家。他一生有三大著作，即《左传事纬》20卷，《绎史》160卷，《十三代纬书》数百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绎史》。从而成为当时研究夏商周三代历史的专家，因而被人誉为“马三代”。
《绎史》内容分为五大部分；1、太古部分，包括《开辟原始》、《炎帝纪》、《黄帝纪》等10卷；2、三代部分，从《禹平水土》、《商汤灭夏》直写到《周室东迁》，共20卷；3、春秋部分，由《鲁隐公摄位》直叙至《越灭吴》，还专设《春秋杂事》、《春秋遗事》等篇章，多达70卷；4、战国部分，包括《三卿分晋》、《田氏篡齐》、《秦并天下》以及《秦亡》，也有50卷；5、外录10卷，包括《天官书》、《地理志》、《食货志》、《名物训诂》等典章制度的叙述。此外，还有《世系图》、《地理图》、《天象图》、《古物图》、《建制图》、《谱表》、《古文字摹印》等160种珍贵的插图附表。总之，马骕将有关上古至秦亡的各种文献史料分题汇编，使《绎史》成为清初所见先秦资料的一大汇集。
清朝是考据学最盛的时代，马骕也可列为考据学开创者之一，他编著《绎史》就是用的考据学方法，具有“无征不信”的科学精神。《绎史》的每个部类，每条史迹，都搜罗古籍所有的传说，加以整理编排，并且一一标明史料出处，这一方面可以节省别人通阅群书的劳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教人去复查原书，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绎史》取材范围很广，著名典籍就有128种之多，但是并不盲目抄录，凡采用的史料都经过一定的鉴别和考证。马骕采用史料大体可分为六种情况。其一，对于可信的书，如《左传》、《墨子》等，“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钞”。其二，对于有怀疑的，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皆未必果出当年”，但文极高古，可认为先秦遗书，他也引用。其三，对于伪书，如《三坟》、《六韬》等，“皆近代之人，假名附托，凿空立论，肤浅不伦，姑存一二”，他引用的极少。其四，对于汉、魏书籍记叙先秦史事的，如《史记》、《淮南子》等，去古未远，采取详略不同。隋唐以后的人，论述先秦史事，难以比汉、魏人知道的更真实，所以不用。其五，对于遗失的古籍，而被保存于古注中的，如《十三经注疏》、《楚辞注》等，“其旁证尚论，存古最多”，他也引用。其六，对于后世类书所保存古代史料的，如《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其引用古书名目，今多未见，或联载数语，或单存片言，今皆收之”，史料虽零碎，但有价值，他也采摘。由此看出，马骕采取史料是慎重的，加上《绎史》在每卷之后还有对历史事件精粹的评论，表明著者的分析和判断，因而书成之后即受到著名史学家的重视，顾炎武曾称赞《绎史》是“必传之作也”。
（原载1988年6月3日《宁夏日报》）
司马迁与纪传体
我国古代史书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不过人们往往首先提及的是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而三者之中又以纪传体影响最大。
纪传体是由司马迁著《史记》而创立的。司马迁，字子长，是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其一生的主要活动大致与汉武帝在位时期相始终。司马迁以毕生的精力完成了纪传体通史《史记》，为我国历史学竖起一座巍峨的丰碑，他也与《史记》一起名垂千古，著称于世。
《史记》的体例分为五种：
（一）本纪，共12篇，或以朝代为主，如《夏本纪》、《殷本纪》；或以帝王为主，像《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都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大事记。其记载以帝王言行政绩为中心，兼述当时的政治、经济等重大事件，是全书的纲。
（二）世家，共30篇，是用来记载子孙世袭的诸侯封国历史的，实际上是诸侯的“本纪”。其中有两个特例，一是孔子称为世家，这是因为汉武帝时尊崇儒术，司马迁也景仰孔子；二是陈涉列入世家，这是由于陈涉是推翻秦王朝的首先发难者，其历史地位得到了司马迁的重视。
（三）列传，共70篇，分别记载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上层的官僚、士大夫和影响社会生活各有关方面的特殊人物，也包括当时我国边疆各族和一些邻国的历史。
（四）表，共10篇，用简明的表格，概括排列错综复杂的史实。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事年表，如《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年经事纬，纵横互订”，提纲挈领表现了历史内容。一类是人物年表，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可与列传相互补充。须提及的是，司马迁为诸表作的“序”，系统而深刻地阐发出自己综观天下大势的“通变”思想，内容别具特色，颇值一读。
（五）书，共8篇，是系统记述典章制度的专篇，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重要领域，也可以说是分类史。
以上五种体例虽各有分工，但又有内在联系，以本纪和列传为主，形成一种新的史书体裁——纪传体。
纪传体之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产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先秦虽然已出现编年体史籍，但一般都是简单的大事记，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事件、人物活动和社会制度。纪传体的创立则扩大了记载历史的范围，丰富了史籍的内容，也推动了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汉武帝时期，秦始皇首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发展并趋于成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空前繁荣，纪传体这种包罗丰富、体制博大的纂史体例正是时代特点在史学方面的反映。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主体的体裁，很适应论述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并可以反映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因而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垂青，历代封建王朝都选择纪传体来编纂正史。
纪传体也有很多缺点，最主要的是分门别类记事有余，而综合概括不足，不易看到每个历史事件发生和演变的全貌。
（原载1988年6月24日《宁夏日报》）
《史记》的史料来源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纪传体通史，其叙事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讫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52万6千5百字，规模之巨大，材料之丰富，在公元前二世纪就全世界范围讲，也是无与伦比的。司马迁之所以能完成这部包罗宏富的史学巨著，是与其历尽艰辛广泛搜集史料分不开的。《史记》的史料来源大体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汉代以前的图书史籍。司马迁“年十岁则诵古文”，博通“六艺”和《秦记》、《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籍，以及先秦诸子、“百家杂语”。司马谈死后，他继任太史令。太史令职掌天象历算，也掌管宫廷藏书，使他有条件读到靡不毕集于太史令的“天下遗文古事”和“天下记书”。司马迁充分利用了这大量的图书材料来编写《史记》。试把《史记》中所征引的书名综计一下，便可发现凡是《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司马迁时代以前的书籍，司马迁几乎都引用过了，而且其中有的是《艺文志》中所没有的。
第二，内容具体的档案文献。司马迁由于职务之便，在写作过程中还利用了许多国家档案中的官书公文、图册条例。由于有封策等档案材料为据，《史记》的许多记载都是十分精确的，如《曹相国世家》述及曹参的功劳：“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侯、御各一人”。这些具体的数字使其他概念式的叙述得到了实在性的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