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国语》也有许多独到之处，是我们研究春秋史乃至上古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国语》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多方面补充了《左传》的缺失。《左传》所载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而《国语》记事始于西周穆王伐犬戎，早出二百多年。《左传》对非华夏地区的历史叙述很少，连春秋末年称霸一时的吴、越两国的史事也多付阙如，而《国语》中的《吴语》、《越语》倒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因而受到了司马迁的重视，《史记》中《十二诸侯年表》和某些《世家》里的许多材料，都是采自《国语》的。
其次，《国语》在历史编纂学上是有贡献的。《国语》打破了春秋时期各国国史的界限，把周王朝与各诸侯国的历史汇合编排在一起。并分别不同诸侯国，将全书二十一卷分为八大部分，于一国之内再按年代编次，首创了国别史这种体例，对后世影响很大。
再者，从文学价值角度讲，虽然《国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左传》相差较远，但仍独具风格，甚至有胜过《左传》之处。《国语》用辞简练、逻辑严密，叙述历史事件往往通过对话来交代。如《越语》“勾践灭吴”一段，讲勾践注意人民的生聚教训，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得到百姓的拥护，“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寥寥数语，勾画出当时人们勇于参加战争的动人场面。且对勾践等人物的刻画也比较成功。
另外，《国语》在记载某一事件后，往往指出这一事件发展的结果或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晋语》记文公的霸政，指出“于是乎遂霸”；记平公的“惑以丧志”，指出，“诸侯叛晋”。言语不多，却点出了事件的历史影响。这也是《国语》一个应肯定的特点。
（原载1987年10月30日《宁夏日报》）
《世本》的兴衰
《世本》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但原书早已散佚。据各种古书征引的文字看，其内容可分为六类。其一，《帝系》、《王侯谱》、《卿大夫谱》。记载黄帝等五帝、夏商周三代帝王以及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杞、邾、滕、韩、赵、魏和田齐等二十余国的世系。其二，《记》、《世家》、《传》。分别叙述以上三部分人的重要事迹。其三，《居篇》。记各时代和国家的都邑，如舜居妫汭、禹都阳城等。其四，《作篇》。叙古代重要文物的发明创造者，如仓颉作书、鲧作城郭等。其五，《氏姓篇》。述各族姓氏的起源。其六，《谥法篇》。记谥号的释义。世本的主要内容属谱牒之学，是为皇室和贵族服务的。
古人对世系是非常重视的，特别对统治阶级来说，世系是他们判断君位世袭是否合理的主要依据之一。因而世系是先秦史官职掌的重要内容，大概各代帝王、各国诸侯以至于各个士大夫都有自己的世系记录。到后来有人把各国保存下来的世系记录和其他历史档案资料汇集在一起，合编为一书，初称《世》或《经世》，后由刘向定命为《世本》。《世本》的作者早已不能确考，只能大体推断其作者是战国末年到楚汉之际的人。
《世本》一成书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突出地表现在为《史记》的著作奠定了基础。西汉司马迁完成了不朽的巨著《史记》，创立了纪传体的史书体裁，但他的本纪、世家、列传、世表、年表、月表，以及八书都仿效《世本》，与《世本》有着非常明显的渊源。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明确指出司马迁曾采用过《世本》的材料，范晔《后汉书？班彪传》中也说“司马迁删据《世本》等书作《史记》。”从《史记》的记述中可得到许多证据。
从汉代到隋唐，《世本》一直受到推崇。这一方面表现在对《世本》的校定、注释，另一方面表现在学者对《世本》材料的重视。西汉末年，刘向首先校对了《世本》，共为15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又加以著录，隋唐史志目录里还著录了几种注本，许多学者也常引用《世本》以为佐证。
随着历代封建王朝的不断更替，古老的世系家谱逐渐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宋代以后便受到冷落。根据古书著录情况看，古本《世本》大约于北宋末亡佚，之后宋衷等人的注本也开始散失。
由于《世本》一书对于研究古史具有重要意义，它散佚后就有人着手辑佚。清代考据学发达，辑佚之风很盛行，现存完整的清人辑本共有7种，其中雷学淇、茆泮林的辑本引书较为谨严，体例和内容也较为完备。解放后，商务印书馆把清人的7种辑本，外加王梓材的《世本集览》（仅有序、目、通论、缘起，无正文）作了校勘，合编为《世本八种》一书，于1957年出版。这既为学者阅读参考提供了方便，也通过编订出版肯定了《世本》在古代史籍中的重要地位。
（原载1988年2月5日《宁夏日报》）
富有时代气息的《战国策》
战国时期，诸侯割据称雄，各国政治攻势的运用和外交策略的周旋，常发挥重要作用。为了招揽这方面的人才，各国的统治者竞相养士。这就使号称纵横家的策士在政治舞台上大为活跃，并成为战国时期一大特点。而能够反映这种时代气息的史籍，当首推《战国策》。
《战国策》是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不是一时一人所作，起初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种种名称。西汉末刘向校录宫廷藏书，发现这些不同写本，开始删除重复，取长补短，合编成三十三篇，定书名《战国策》。《战国策》分东周、西周、秦、齐、楚、韩、赵、魏、宋、燕、卫、中山十二国策，所记内容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开始，到前209年秦二世继位为止。
《战国策》主要存录的是纵横家的权变故事和游说言辞。这些策士游说，常常假托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事件，捕风捉影，敷衍成篇。因此不可避免地有些失实，甚至颠倒或歪曲。如苏秦本在张仪之后，《战国策》中为夸大其合纵之事而提之于张仪之前，并虚构了二人为合纵与连横针锋相对的游说之词，因而混乱了历史真相。
但是，战国时期的文献流传至今的十分有限，而《战国策》毕竟是以记载历史事件为主的最重要的战国文献之一，这便使其具有了无法取代的史料价值。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事，都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唯一来源。而且，那些谋臣策士朝秦暮楚，勾心斗角之事，都是围绕着这一时期政治局面的变化和个人利害得失展开的。这样，《战国策》对于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动态，特别是“战国七雄”之间力量的消长、尖锐复杂的斗争，都能较为深刻而具体地反应，对于统治阶级的残暴统治也能起暴露作用。另外，《战国策》特别注意语言艺术，用生动的语言揭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如《秦策》记苏秦游说秦王失败，“归至家，妻不下紝，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而后来说赵成功，奉命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庸俗的世态人情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总之《战国策》虽然有不少缺陷，所记内容不完全是信史，但书中处处透露出战国的时代气息，是综合研究战国时期历史状况绝不可少的重要文献。
还应提及的是，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作品二十七章，一万一千多字，其中有十六章不见于《战国策》，经过整理，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也是研究战国时期历史的很有价值的资料。
（原载1987年11月27日《宁夏日报》）
内容丰富的汲冢书
西晋初年，曾经发现了一大批我国古代的重要文化典籍，对历史、文学、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汲冢书的出土。
汲冢书的发现，是由汲郡（今河南新乡一带）的一座战国古墓被盗而引起的。一般认为是魏襄王墓，也有说是魏安厘王墓或其他贵族墓的，但确为战国时期魏国古墓是没有问题的。
汲冢书是由竹简用黑漆写成。出土竹简数量很大，多达“数十车”（《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公元281年），晋武帝把这些竹书交给中书监荀勖、中书令和峤、著作郎束皙等人整理编次，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字。经学家、镇南大将军杜预也参与了工作。这些整理者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但编定工作持续20年。究其原因，一是竹简已沉睡地下500多年，编丝朽断，而且盗墓者在墓穴中烧竹简照明盗取宝物，至使竹简损失很多，顺序难以确认。二是简上文字为战国的蝌蚪文，这种文字久已废弃不用，不能顺利地全部释读。加之竹简数量较大，所以直至晋惠帝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前后才全部整理完毕。
根据《晋书·束传皙》记载，整理后的汲冢书共编校写定古书16种75篇，约10余万字。其中有与《易经》相关的古籍，有记楚、晋两国史事的。有《师春》一篇可与《左传》参证。有《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向西游行两年至西王母之邦，是反映战国时期中原和西域交通的珍贵历史典籍，内有不少记载极有价值。有《竹书纪年》13篇，更是引人注目的编年体史书。其他也都是研究先秦史有用的材料，还有一些残缺的和史籍未说明书名的篇章。由此可知，汲冢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汲冢书的发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以至于有人把它与近代发现殷墟甲骨文和敦煌石室藏书相提并论。可是，这16种古书，到后来散失大半，现在能见到的仅有《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几种，而且都不是原本，这无疑是我国历史文化上的一个损失。
（原载1987年12月18日《宁夏日报》）
《竹书纪年》的原本、古本和今本
《竹书纪年》是汲冢书得一种，原来就称《纪年》。北魏郦道元注《水经》引用《纪年》，冠以“竹书”二字，开始称其《竹书纪年》。其内容历叙夏、商、西周、春秋时晋国和战国时魏国史事，至魏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为止。《竹书纪年》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有原本、古本和今本的区别。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荀勖等人开始整理汲冢书，并改用隶书写定。其中的《纪年》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当时通行的12卷本后附《竹书异同》一卷，共13篇。这就是“原本《竹书纪年》”。这部古史的重新问世，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但是，由于《竹书纪年》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传统说法，尤其是儒家经传差距较大，因而遭到持保守态度的儒家正统学者的排斥，经过唐末五代的战乱，至南宋只剩下残本8卷。大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全部亡佚了。
明朝嘉靖年间，又出现了一种分上下两卷的《竹书纪年》。它是抄录散见于类书、古注中的《纪年》佚文，又杂凑某些古书中的内容编成，并把《宋书？符瑞志》改头换面作为注解，冒称南朝人沈约所注。这就是明清以来通行的本子，被称为“今本《竹书纪年》”。今本流行后便引起学者怀疑，清代钱大昕经考证明确指出：“今本《竹书纪年》，乃宋以后人伪托，非晋时所得之本。”（《十驾斋养新录》）。后来，近代学者王国维又专著《今本竹书纪年疏证》，逐条证明今本伪托之迹，使今本之伪成为定案。
从清代开始，一些学者为了恢复《竹书纪年》的原貌，致力于对《纪年》原本的辑佚工作。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南北朝至北宋时期写成的一些古书注解。这些古注、类书的作者曾经亲眼见过《纪年》原本，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加以引证。从这些著作中辑录的《纪年》遗文应是原本的内容，所以辑佚编定的汇集被称为“古本《竹书纪年》”。古本以清代朱右曾编《汲冢纪年存真》为最早，而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最为完备。
古本《竹书纪年》虽然是一辑佚本，并不完整，但对于考订先秦史实，仍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竹书纪年》关于夏商周三代史事的纪载，由于年久湮佚，有些只是依据传说，未必尽是史实，但其中也有不少有价值的材料。至于所记春秋战国史事，则经学者考证大部详切可靠。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见到过《竹书纪年》，所以它还可以帮助我们纠正《史记》中的某些错误。
（原载1988年1月22日《宁夏日报》）
具有杂史性质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大约编写在战国时期，流传当中又不断为后人增削窜改，逐渐附益而成的古籍。《山海经》分为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荒经4部分，共18篇。全书3万1千多字，记载了我国以及中亚和东亚广大地区的山、川、邦国，并对其地理关系都一一作了交待。因而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向来把它列入地理类，作为我国一部最古的地理书。但考其内容十分庞杂，远远超出地理书的范围。由于《山海经》的记叙采取了神话的形式，并且也记了许多怪诞不经的事物，因而《四库全书》又把它划入小说类。《山海经》所载涉及神话、传说、历史、地理、历象、动物、植物、矿物、宗教、医药、民俗等各个方面，内容丰富而珍贵，应看作是我国古代一部杂史著作。
《山海经》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反映了古代传说的帝王氏族世系。全书记载人名有140多人，大部分都叙述他们的传代关系，其中以属于帝俊后裔的最多。帝俊是殷的远祖，这就为研究殷商等族的早期发展状况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资料。
二、记叙了大量神话传说故事，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竖亥侧地、张弘捕鱼等。神话并非历史，但是一种对现实的曲折反映，特别在远古社会神话与历史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像大禹治水、黄帝与蚩尤大战等故事都是上古历史中的重大事件。至于“王亥仆牛”故事中的王亥，经甲骨文证明确为殷的先王。可见《山海经》的故事已有一部分是信史材料。
三、是一部古老而又有系统内容的地理书。书中记载了近百个邦国、500多座山、300余条水道，其地理范围突破了诸侯王国的行政区划，扩大了地域的视野。所记山水多数都能考知。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就引用了《山海经》所载水道80多条。所记邦国还述及这些古国人的形状、民族来源及生活习俗等内容。
四、是一部最古的博物书。书中记载了220多处金、银、铜、铁、锡等地质矿藏，经过长期研究，现在大都可以证实。还形象地记述了260多种动物、180多种植物。在这些奇禽异兽的叙述中虽有不少稀奇古怪之处，但也保留了一些科学文化遗产。
五、记载了古代的宗教和医药。书中叙述了各地不同的宗教活动，侧面反映了古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山海经》中所写人物有10多名是巫者，而在远古巫术与医学是杂糅在一起的，所以涉及到不少药材和病症。
当然，《山海经》毕竟不是史书，也不是成于一时一手，各部分篇幅不均，价值各异，加之谈神论怪，虚实混杂，所以阅读时当认真分析，用其材料须经详细考证研究。
（原载1988年3月4日《宁夏日报》）
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
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变革时代，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和空前的经济繁荣，对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对于当时社会大变革中的许多问题，各有自己的态度、主张、愿望和要求。而各种力量的代言人，是被称为“士”的活跃人物。他们奔走游说，驳难论辩，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于是形成了战国时代思想领域所特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