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录了周民族早期活动的历史和传说。如《大雅？生民》记述周族始祖姜原生育后稷的神话，以及后稷在农业上的贡献。《大雅？公刘》描写公刘领导周人迁居豳地，调查水源，制造工具，耕种田地，表现了公刘的智慧和勇敢。《大雅？緜》则歌颂周族祖先古公亶父，在殷商末年率族南迁至渭水流域，从此造屋、筑城、分封、建国、开疆、联盟的故事。这些资料就是司马迁撰写《周本纪》的一部分主要根据。
二、反映了西周时期重大历史事件。如《大雅》中的《大明》、《荡》，《周颂》的《酌》、《武》等篇赞颂了周武王灭商的事迹。《豳风》的《东山》、《破斧》反应了周公东征的情况。
三、揭示了周代的政治状况及社会矛盾。如《小雅？大东》反映了东征胜利后周人对东人（殷人）的压迫、剥削和殷人的愤怒。《鄘风？相鼠》、《魏风？硕鼠》则是劳动人民唾骂不劳而获、横征暴敛的统治者的作品。
四、显露了周代社会的生产、生活及礼俗等情况。如《周颂》中的《载芟》和《良耜》两诗，描写了农村公社成员集体生产的情形和团结友爱的精神。而祝贺结婚的《唐风？绸缪》、祝贺生子的《周南？螽斯》及大量书写男女爱情的诗，则展现了当时的人情风俗。
五、反应了周代的社会制度。如《小雅？信南山》保存了土地制度资料；《周颂》的《臣工》、《噫嘻》等记述了耕作制度；《大雅》的《公刘》、《崧高》等记述了赋税制度；《秦风？黄鸟》叙述了用活人殉葬的制度。
六、提供了自然科学资料。《小雅？十月之交》描写地震的情况说：“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同时发生日食。据研究者推算，这次地震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九月六日，也是世界上年月日可以稽考的、最早而又最可靠的一次日食记录。
（原载1987年9月4日《宁夏日报》）
“十三经”的由来
谈到先秦古籍，人们常会提及“十三经”。“经”字最早见于周代铜器铭文，其释义是“经维”，即“经营”的意思。“经”作为典籍解释，则是到战国以后才出现的。而把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书籍，由封建政府“法定”为“经”，已是汉代的事了。
汉武帝时期，在文化方面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开始把儒家书籍“法定”为“经”。《汉书？儒林传赞》记载：“武帝立五经博士”，于是便有了“五经”之说。首先被神秘化的五部书是，《诗》（《鲁诗》、《齐诗》、《韩诗》）、《书》、《易》、《礼》、（《仪礼》）、《春秋》（《公羊传》），都是所谓能够得到孔子“真传”的儒家书籍。
后来，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封建专制政府又从合法的儒家书籍中挑选一些增定为“经”。汉代“以孝治天下”，宣传封建宗法思想，利用血统作为政治团结的工具，于是将记录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论语》，论述封建孝道，宣传宗法思想的《孝经》“升格”，连同原来的“五经”，并称为“七经”。
到了唐代，处于封建帝国极盛时期，极力主张贵贱尊卑区别，认为阶级社会的秩序是“天道使然”的《五经正义》被“钦命”为科举取士的标准书；又在“明经”科中设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连同《诗》、《书》、《易》，而有“九经”之称。唐文宗时，“复刻十二经，立石国学”，在“九经”之外，加上汉代已列入“经”的《论语》、《孝经》，又新增了解说经传词义的《尔雅》。
宋仁宗时，刻“嘉祐石经”，另增加了被视为孔子的嫡传《孟子》。至此，封建统治者先后共将十三部儒家书籍“法定”为“经”，形成了封建社会具有特殊地位的“十三经”。
今天，“十三经”已经失去了神圣的灵光，但其作为反映先秦历史状况的古籍还有很大价值。其中《尚书》、《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可视为史书，史学价值尤以《左传》为大。《周礼》、《仪礼》是记载政治制度和各种礼节仪式的书。《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论语》、《孟子》、《易》、《礼记》、《孝经》都是研究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资料。《尔雅》作为我国最早的工具书，在语言文字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因而，了解先秦古籍，不能不知道“十三经”。
（原载1987年4月17日《宁夏日报》）
孔子与《春秋》
关于《春秋》的作者，自《左传》以来即说是孔丘。后来虽有人提出疑问，但都承认孔子对于《春秋》起码进行过整理。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他一生中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育，《史记》记载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据《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而可以认为，孔子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国文献，重新整理编次，形成了《易》、《书》、《诗》、《礼》、《乐》、《春秋》等教本。原曾有先秦“百国春秋”之说，但幸存的只有《春秋》一书。《春秋》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恐怕孔子的整理、传播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春秋”是古代历史书籍的代称。鲁国更以“春秋”作为本国历史的通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公元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共计242年间的历史，包括12个鲁君。从内容上讲，它还把记载的范围扩大到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亦做了广泛的记载。
《春秋》的编纂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有着重要意义。首先，《春秋》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述事件，眉目清晰，便于人们对事物前后的关系作系统了解，从中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春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既有系统，内容又较全面的史书，在世界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其次，在孔子编写《春秋》之前，史料藏于官府，记言和记事的人由官家任命。《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由私人独立编纂而成的史书，它开了我国私人撰史的先例。
其三，孔子在编写《春秋》时，对于用辞和史料的选择编排都很讲究，力求用简单的字句区分出不同的事态，“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纂方法。如同样写战争，就有伐、侵、战、围、入、灭、救、取、败等不同的字眼。
其四，《春秋》不但记述了当时社会上政治、经济的情况，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内容。尤其对古代天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如记载日蚀36次，其中有33次据现代较精密的科学方法追算，是可靠的。
当然，《春秋》也存在着不少弱点和问题。最突出的是记事过分简约，每条文字一般在10字左右，最少的仅一个字，最多的也只有45字。一部囊括242年历史的著作，总共只有18000字（现存只有16000多字）。这一缺陷反映了史学发展低级阶段的先天不足。再者，以一字定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对后世史学也起了不良影响。
（原载1987年5月29日《宁夏日报》）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上）
《春秋》和《左传》是中国编年史的鼻祖。《春秋》作为编年史还有很大的原始性，它虽然把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统一了起来，但记事非常简单，可以说是有纲无目，往往使人读其文而不知其微言大义。《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历史事件一般都能记述得首尾完整，而且还能吸收其他史体长处，把其史料按年代顺序组织进去，使编年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因而可以说《左传》是我国最早的最详备完整、叙事生动的编年史。但是，对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即《左传》是否是注解《春秋》的，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关于《左传》是否为《春秋》而作，自西汉以来就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但直至目前学术界仍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肯定《左传》是传《春秋》的，可举杨伯峻先生的观点为代表，他提出了四种传《春秋》的方式。
第一，说明书法。如隐公元年《春秋》记：“元年春王正月”，《左传》则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慑也。”传文对经文作了两点解释：一、解释“王正月”的“王”。《左传》在“王”下加一“周”字，说明这王是周王，“春正月”是遵循周王朝所颁布的历法而定的。二、因为依照《春秋》条例，鲁国十二君，于其元年应该写“元年春王正月即位”，而隐公元年却没写“公即位”三字，《左传》加以解释，因为隐公只是代桓公摄政，所以不写“公即位”。
第二，用事实补充甚至说明《春秋》。鲁隐公是被杀而死的。隐公十一年，羽父曾求隐公允许他杀桓公，以某太宰之职，隐公不同意，但未处置羽父。羽父反向桓公挑拨，故隐公被暗杀。而《春秋》只写“公薨”二字，《左传》便把这事源源本本叙述出来。
第三，订正《春秋》的错误。如襄公二十七年《春秋》记：“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传》则是“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根据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人计算，实是十一月乙亥朔日食。《左传》作者是根据更可靠的资料改订的。
第四，《春秋》经所不载的，《左传》作者则认为有必要流传后代，于是有“无经之传”。以隐公元年论，《春秋》共七条，都有“传”，《左传》有十四条，其中七条属“无经之传”，而且传文都说明不书于《春秋》的缘故。
据此，杨伯峻得出结论：《左传》是“传”《春秋》的。它和《春秋》相结合，正如桓谭所论，好比衣服之有表有里，不过它的“传”《春秋》是根据大量可靠的史料来补充，甚至订正《春秋》脱漏和错误的，也有说明书法的。
（原载1987年6月26日《宁夏日报》）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下）
认为《左传》不传《春秋》，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左传》最早的名称是《左氏春秋》，单就这个名称，就可推知它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著作叫“春秋”，但与孔子的《春秋》无关系。
二、《春秋》主要记鲁国，而《左传》主要记晋国，二者记事重点不同。
三、两书断限不同。《春秋》记事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而《左传》记事从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54年，比《春秋》多出27年。
四、现在流传的《左传》，实际上是经过杜预按照《春秋》经文重新编排过的，但书中仍旧可以看出有合经者和不合经者，还有些内容是《春秋》经文中根本没有的。
五、两书体裁也有差异。《春秋》是编年体，而《左传》包含有传记和纪事本末体。如晋文公流亡在外近20年，《左传》把它集中、详细地写在一起，有传记形式，也有记事本末的形式。
六、《左传》和《春秋》两书的作者对于春秋以来社会大变革所抱得态度和所流露的思想感情也不同。由于孔子是以维护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和重建文武周公事业为己任的，因而对社会的各种变化，诸如经济关系的新旧蜕变、政治实权的逐步下移、宗法制度的日益涣散、人民暴动的此起彼伏，都认定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因此表示愤慨。对于整个旧秩序的败坏所流露的感情又是留恋与惋惜。而《左传》则不然，认为对旧秩序的破坏是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指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政治态度不同，当然就谈不上为《春秋》作“传”。
在《左传》的研究中，除了与《春秋》的关系外，对于《左传》的作者、成书年代等也有争论。但是，虽然在许多方面有分歧，对于《左传》的价值学术界都给予肯定。
首先，《左传》是一部完整的春秋史，它的叙述不限于晋国，而是比较全面的反应了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变。记事范围除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外，还涉及到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特别是保存了不少自然科学的资料，如记录日食，观察彗星的出没，记录陨石的降落、地震的发生以及水旱虫灾等，这些都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宝贵资料。
其次，《左传》表现出了思想的进步性。它的记载称名叙事都较《春秋》客观真实。春秋时期人心向背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已显现出来，许多有政治远见的人物把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结果，《左传》明显反应了这种民本思想。而且《左传》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向的旧制度，如人祭、人殉的暴行持反对态度。
另外，《左传》不仅是一部价值很高的历史著作，还是一部富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散文名著。作者善于用简练的文句写出复杂纷繁的历史事件，用较少的笔墨把多样的人物性格生动而又形象地刻划出来。特别是对于战争描写，能抓住战争的性质，战争双方政治、军事的特点和力量的对比，从而生动地写出战争的全貌，这是其比较突出的一大特点。
（原载1987年7月17日《宁夏日报》）
《公羊传》与《谷梁传》
《春秋》是儒家的经典，但叙事太简，加之措词隐晦，极难通晓，所以后人曾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解说《春秋》的“传”有五家，即《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夹氏传》。但是“邹氏无师”，即没有人为它传授；“夹氏未有书”，连成文的课本都没有。因此，现存的只有三传。对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目
前还无定论，所以只有《公羊传》和《谷梁传》才无疑为专门注解《春秋》的书。
《公羊传》十一卷，相传为战国时孔门弟子子夏的学生齐人公羊高所撰，初为口头流传，至汉景帝时，公羊高的玄孙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毋子都才写定成书。《公羊传》不是用事实去疏证经文，而是逐字逐句地解释《春秋》，以问答体逐层阐说大义。它的史料价值虽不高，却能使读者理解《春秋》的字义，对了解先秦时期的各种制度有益。如春秋时期的“士”是一个复杂的阶层，《公羊传》就列出“士”有“元士”、“上士”“中士”“下士”和“士民”等等，为研究春秋时期的阶级关系提供了资料。
《谷梁传》亦十一卷，旧题为战国时子夏弟子鲁人谷梁赤撰，最初也是口传，至西汉时，由传其学的人写定成书。《谷梁传》的起讫年代及体例都和《公羊传》相近，虽彼此详略不同，又互相补充和引用，但《谷梁传》比较审慎、质朴，是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另外，书中喜欢用虚字活句时掺杂方言，可供研究古汉语参考。
《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汉代，用当时通行的汉隶写成，称为“今文”，均被“立于学官”。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大一统”，对于巩固汉代封建国家的统一，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积极作用，因而格外受重视。特别是公羊学派最为盛行，汉朝人大多喜欢引用《公羊传》。《汉书？艺文志》还有董仲舒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用《公羊传》判断官司。要研究中国经学史、政治思想史和学术史，不可不读《公羊传》和《谷梁传》。
（原载1987年8月7日《宁夏日报》）
《国语》的得与失
《国语》与《左传》同是反映春秋时期史事的著作，《左传》详于记事，《国语》以记言为主。可是历代以来，《左传》倍受推崇，列入儒经，而《国语》却颇受责难。那么，对于《国语》究竟应怎样评价呢？
无庸讳言，《国语》确有不少缺陷。最主要的不足是材料较零散，遗漏、错误的地方颇多。春秋时期封国达一百多个，而书中只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且只是重点记述若干事件，不成系统，不能反应整个时代的全貌。加之有些地方仍保留着原始材料的形式，确难算为一部严整的史学著作。此外《国语》还宣扬了天命论、英雄史观，鼓吹了许多迷信、落后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