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以六书及许慎《说文》考之，盖父字从（）从ㄧ，（）即手字，ㄧ即杖，以手执杖，言老而尊也。母字从女从两点，女而加乳，象哺子形也。兄字从口从人，象同胞之长，以弟末有知而谆谆诲之，友爱之情也。弟字上象丱角，中象擎手，下象跂足，不良于行，义当从兄也。子字上象其首，中象其手，下象并足，始生襁褓之形也。孙字从子从系，子之系，所以续祖之后也。男字从田从力，壮而力田，供为子职也。女字象两手相掩，敛足而坐，淑德贞闲也。姑字从女从古，齿德俱尊，观舅从臼可知也。姊字从女从巿，巿即古绂字，绂为蔽膝，义取在前，观妹从末可知也。夫字从天而出，象妻之所天也。妇字从女从帚，承事舅姑之义也。妻字从女从尚，言女而上配君子也。妾字从女从立，女而侍立，卑以承尊也。细玩篆文，其义立见。
在《焦氏笔乘》中还有大量训释字义的文字，例如续集卷三《提耳》条云：
《诗》“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提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礼？少仪》“牛羊之肺，离而不提心”，《史记》“薄后以冒絮提文帝”，《汉书》“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杨雄《酒箴》“身提黄泉”，皆作抵音。若作平声，当作揪扯之义，不如前说为近雅也。
这些例证说明，焦竑不拘泥于陈说，注重结合字形探求本义，根据上下文内容考察字义，具有高人一筹的训诂水平，其训诂成果也确有嘉惠后学之功。
三
我国古代文献，特别是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有相当一部分作者名不符实，内容也多为后人所混淆。考辨古籍之真伪，是文献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焦氏笔乘》中也有多条考辨伪书的文字。
《古文尚书》自唐代开始即有人疑其为伪作，但宋元明时期尚意见不一，直至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才最终论定《古文尚书》之伪，得到学界公认。在阎氏之前的焦竑，亦认为《古文尚书》系造伪之作，并在《焦氏笔乘》正集卷一、续集卷三分条转录了元代赵孟頫、明代梅鷟、归有光等学者具体论述《古文尚书》之伪的证据。这无疑是支持正确的学术见解之举。
正集卷六则设有《伪书》一条，以作者丰富的学识，从地理、典章、人物、历法、辞语等多角度考证，指出《本草》非神农书，《山海经》非禹、益书，《三坟》非伏羲、神农、黄帝书，《三略》、《六韬》非太公书，《尔雅》非周公书，《左传》非丘明书，《汲冢》非周书，《子华子》非程本书，《仓颉篇》非李斯作，《列仙传》非刘向作。其考证文字大多甚为有力，不容辩驳。如论《本草》：“中言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出诸药物，如此郡县，岂神农时所有邪？”再如论《三坟》：“谓封拜之辞曰策，策始于汉，而谓伏羲氏有策辞，可乎？祭天地于圜丘，大夫之妻曰命妇，《周礼》始有之，而谓天地圜丘，恩及命妇，为黄帝之事，可乎？相人之术起于衰世，而谓圣人以形辨贵贱，正贤否，为神农之书，可乎？”最后还指出造伪及伪书流传的原因：
或摹古书而伪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使好事之流，曲为辩释，以炫其博，是皆未之深考耳。
至于后人对于古代文献“以己意而妄增”的情况，《焦氏笔乘》中亦有《〈史记〉多为后人淆乱》《〈庄子〉外篇杂篇多假托》等条目，其论辩也颇令人信服。如前者云：
太史公殁于武帝末年，而《贾谊传》言贾嘉最好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相如传》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风一，犹驰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则其文为后人所淆乱者多矣。古书丧真，可为叹息！（正集卷二）
四
古代文献流传久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前人著作的意义不经解释就难以明了，因而传注古籍是文献学的一项基本内容，《焦氏笔乘》中有许多弥补前人疏漏，进一步详释字词、掌故、典章制度的条目。例如正集卷二《酎金》条说：
汉诸侯王酎金失侯者甚多，按《汉仪》：“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注云“因八月尝酎会诸侯庙中，出金助祭，谓之酎金。”酎，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金，黄金也，不如法者夺爵。以《史》、《汉》注皆未明，特详疏之。
再如正集卷三《白打钱》条云：
王建诗：“寒食内人尝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韦庄诗：“内官初赐清明火，上相间分白打钱。”用修云：“白打钱，戏名，未明指为何事。”按《齐云论》：“白打，蹴鞠戏也。两人对踢为白打，三人角踢为官场。”又丁晋公有“白打大（）斯。”
以上两条均说明焦竑读书广博而精微，且学以致用，注重解惑。这样的注释对于阅读古籍当然大有助益。
由于时代相隔，文化嬗变，古今差异甚大，各代学者的注释难免出现种种失误。如任谬误流传，则贻害无穷，因此焦竑在讲学论道时十分重视纠正前人之误的工作。《焦氏笔乘》中也存有大量纠谬的内容，如正集卷一《赤族》条云：
赤族，言尽杀无遗类也。《汉书注》以为“流血丹其族者”，大谬。古人谓空尽无物曰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称“其家赤贫”是也。
这是纠正前人注疏中对词义的误解，再如正集卷二《徐广注误》条中说：
《史记》：汉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下“日”当作“月”，刊本误耳。徐广以为：“‘望，日又食’，《汉书》及《五行传》皆无此文，一本作‘月食’，然月食《史》所不纪。”此不通天文故也。盖日食必于朔，月食必于望。时以晦既日食，望又月食，不半月而天变两见，故于望日下诏书修省。而诏止云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则因感月食之变，而益谨日食之戒故也。景帝“后三年十月，日月皆食”，云十月而不系以日，则此月朔望分食，非一日事也。
这是运用天文学知识判定徐广注解的错误。又如正集卷二《煮枣》条：
《樊哙传》：“从攻项籍，屠煮枣。”晋灼曰：“《地理志》无。今清河有煮枣城，《功臣表》有煮枣侯。”颜师古曰：“既云攻项籍，屠煮枣，则其地当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末详其处耳。”考《后汉？地理志》：“济阴郡冤句有煮枣城。”此正在大河之南，可以补《汉》注之阙。
此条涉及“煮枣”的地理位置，晋灼与颜师古意见不一。焦竑通过考查《后汉书？地理志》，明辨是非，既补充了颜师古注释之不足，又纠正了晋灼之误。此种正误的文字甚多，此不一一列举，但仅从上述几条，也足可看出《焦氏笔乘》中所含注疏资料的价值。
五
焦竑作为明代为考据学推波助澜并卓有成就的重要学者，其学术成果不仅体现在考辨伪书、纠正前人注释之误上，还主要地表现于对大批古代典籍的考证研究。《焦氏笔乘》成书之时，焦竑即在《自序》中说：“余观古今稗说，不啻千数百家，其间订经子之讹，补史传之阙，网罗时事，缀辑艺文，不谓无取；而肤浅杜撰，疑误观听者，往往有之。余尚欲投一枝于邓林间哉！”因而直接对古代文献研究考证成为《焦氏笔乘》的重要内容。其中有说诗文用字不当的，如正集卷一《太白诗误》：
太白诗：“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按《史记》：“子房授书圯上。”注：“圯音怡，楚人谓桥为圯。”二字不应复用。
有论史书记载失误的，如续集卷五《〈通鉴〉之误》：
《通鉴》载：“唐太宗臂佳鹞，望见魏征，纳之怀。征奏事久不已，鹞竟死怀中。”按白乐天《献续虞人箴》云：“降及宋璟，亦谏玄宗。温颜听纳，献替从容。及璟趋出，鹞毙握中。故开元事，播于无穷。”则是宋璟谏明皇，非征与太宗也。乐天去当时未远，必有据依。今《唐书？征列传》亦不载此事。
有考古籍流传中版刻之误的，如正集卷一《盗竽》：
《老子》：“服文采，带利剑，厌余食，而资贷有余，此之谓盗竽。”《韩非？解》云：“竽也者，五声之长也，竽唱则众乐皆和；大盗唱则小盗和，故曰盗竽。”今本误作“盗夸”，字相近而误也。
有评传引前人文句而昧其意义的，如正集卷三《〈通鉴〉误认〈汉纪〉》：
荀悦《汉纪》云：“高帝讳‘邦’之字曰‘国’，惠帝讳‘盈’之字曰‘满’，文帝讳‘恒’之字曰‘常’。”谓君讳，臣下所避者，故变邦为国，变盈为满，变恒为常以代之，示不敢犯也。故僖王曰釐王，恒王曰威公，蒯徹曰蒯通，庄助曰严助，皆此类耳。《通鉴》西汉诸帝下注，惠帝则曰“讳盈之字曰满”，文帝则云“讳恒之字曰常”，景帝则云“讳启之字曰开”，武帝则云“讳徹之字曰通”。是以盈之、恒之、启之、徹之为名，而以曰满、曰常、曰开、曰通为字，盖徇荀悦之文，而昧其义者也。然则刘季者，高祖之字也，而谓之曰“国”，可乎？
有疏证史书内容的，如正集卷三《孟子非受业子思》：
《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则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仪、秦，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子思之门，相为授受乎哉？《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有列举同为一事而史籍记载相异的，如续集卷五《〈史记〉、〈吕氏春秋〉之异》：
《史记？吴起传》：“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谓田文曰：‘请与子论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亲万民，实府库，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子孰与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属之于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属之子矣。’”《吕氏春秋》载：“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驯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而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乎！’”二书所载，即一事耳。《史记》称田文，《吕纪》为商文，所不可晓。太史公得于传闻，而《吕纪》先秦之书，或于记载为核。
还有续集卷四《逸诗》，指出了《诗经》三百零五篇之外散见于古代典籍文献中的“逸诗”篇名和诗句，说明孔子“当时删取之余，不为不多”。这一条先罗列了见于《家语》、《尸子》、《尚书大传》、《穆天子传》、《汲书》、《史记》、《国语》、《燕礼》、《左氏》、《琴录》、《楚词》、《辨乐论》、《隋？乐志》、《吕览》、《大戴记》、《汉书》、《周礼》、《列女传》等古籍中的《卿云》、《盍归乎》、《薄招雍》等52首逸诗的篇目；后汇集了《战国策》、《墨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说苑》、《史记》、《集韵》、《列子》、《左氏》、《国语》、《荀子》、《戴记》、《大戴记》、《庄子》、《尚书大传》、《管子》、《汉书》等文献中引用的未出篇名，只云“《诗》曰”的43段诗文。
如上述之类的条目在《焦氏笔乘》中比比皆是，均为焦竑潜心钻研古籍的结晶，对于研究古代文献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上面从音韵、文字、辨伪、注疏、考据等几个方面，摘取例证论述了《焦氏笔乘》所包涵的文献学内容。此外，该书还有涉及目录、辑佚、专题资料汇集等等多方面的大量条目，限于篇幅，不再具体论述。
总之，《焦氏笔乘》内容广博，包含着丰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论述明代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的历程，不能忽视对《焦氏笔乘》的探讨。
（原载《阴山学刊》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