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竑的一部笔记体著作,所载内容汇集了大量有用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古诗无叶音”的创见是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文字训诂的成果有嘉惠后学之功,辨伪的文字论辩有力,关于注疏的条目注重解惑纠谬,对于古籍的考据则广泛而精细。《焦氏笔乘》内容广博,包括着丰富的文献学研究成果,论述明代以及中国古代文献学发展史,不能忽视对该书的深入探讨。
关键词:焦竑;《焦氏笔乘》;文献学
《焦氏笔乘》是明代中后期著名学者焦竑的一部笔记体著作。
焦竑治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博洽贯通。他“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明史?焦竑传》)这一点在《焦氏笔乘》中有充分反映。该书分正集六卷,续集八卷,凡二十余万言,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有古史记载的正误、名物制度的考据、文章词赋的品评、儒家经典的解释、佛道教义的阐发、古今人物的臧否、师友言行的记述、当时事件的记载、文字音义的考证、目录版本的研究、古代医方的撮录、地方文献的辑证等等诸多方面的记述。
《焦氏笔乘》是焦竑读书和讲学的笔记辑集,其中有许多前人著述的转录,而又未尽注明出处,亦难免有以讹传讹之误,致使受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讥评。但是,统观全书,所载内容汇聚了大量有用资料,其中多有焦氏自己的心得体会和真知灼见,而且保存了许多有关当时人物史事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正因为如此,焦竑在世时《焦氏笔乘》即受到学人重视。万历八年(1580),先有“友人”将该书刻印了数卷;万历三十四年(1606),全部正、续两集《焦氏笔乘》由焦竑的学生谢与栋刻印行世;且随后又多次再版印行。后世学者也很推重该书。如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所著《通雅》之中,就屡屡引证《焦氏笔乘》之说,到了清末及民国时期,《粤雅堂丛书初编》、《金陵丛书乙集》、《丛书集成初编》、《国学小丛书》等多部丛书将该书收入其中。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焦氏笔乘》列入《明清笔记丛书》,加以点校出版。这一切足以说明《焦氏笔乘》的重要性,很有必要认真研读,发掘其精华,以利学术研究的进步。但是,笔者至今尚未见到全面研究《焦氏笔乘》的专论发表,故而不揣浅陋,从文献学角度对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音韵是研读古代文献不可回避的一门学问,《焦氏笔乘》中有十余条涉及音韵的文字。其内容大体分为两类。一是指出文字的具体读音,如《霓可两音》、《甄有三音》、《敦有九音》、《琵、番、蒲、司、帆作仄声》等。二是对音韵学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如《三十六字母》、《次韵非始唐人》等。其中正集卷三《古诗无叶音》一条尤为重要,是焦竑对古代音韵学的一大贡献。
“叶音”之说大约出现于六朝时期,当时学者读古书时感到用韵有不和谐的地方,便不加深思地把某字改读为某音,称之为“叶韵”或“叶句”,而且认为古人也是如此求得和谐的。其实这是没有意识到古今语音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唐中叶以后,改读古人文字以求叶韵的风气更加盛行。宋代吴棫的《韵补》、郑庠的《诗古音辨》也是以叶韵为基础编成的。焦竑在研究《诗经》时认识到,音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因而率先提出了“古诗无叶音”的创见。《古诗无叶音》首先明确指出:
诗有古韵今韵,古韵久不传,学者于《毛诗》、《离骚》,皆以今韵读之。其有不合,则强为之音,曰:“此叶也”。予意不然。如“驺虞”,一“虞”也,既音“牙”而叶“葭”与“豵”,又音“五红反”而叶“蓬”与“豝”;“好仇”,一“仇”也,既音“求”而叶“鸠”与“洲”,又音“渠之反”而叶“逵”。如此则东亦可音西,南亦可音北,上亦可音下,前亦可音后,凡字皆无正呼,凡诗皆无正字矣,岂理也哉?
接着引证文献,举例说明:
如“下”,今在“祃”押,而古皆作“虎”音:《击鼓》云“于林之下”,上韵为“爰居爰处”;《凯风》云:“在浚之下”,下韵为“母氏劳苦”;《大雅?绵》“至于岐下”,上韵为“率西水浒”之类也。“服”,今在“屋”押,而古皆作“迫”音:《关雎》云“寤寐思服”,下韵“辗转反侧”;《有狐》云“之子无服”,上韵为“在彼淇侧”;《骚经》“非时俗之所服”,下韵为“依彭咸之遗则”;《大戴记?孝昭冠辞》“始加昭明之元服”,下韵“崇积文武之宠德”之类也。……此等不可殚举。使非古韵,而自以意叶之,则“下”何皆音“虎”,“服”何皆音“迫”,“降”何皆音“攻”,“泽”何皆音“铎”,而无一字作他音者耶?《离骚》、汉、魏去诗人不远,故其用韵皆同。世儒徒耳目所不逮,而穿凿附会,良可叹矣!
焦竑在这里一扫前人读古音的谬误,建立了叶韵即古音的理论。
受焦竑的启发,他的好友、音韵学家陈第进一步阐发其古音学理论,撰成《毛诗古音考》四卷,并请焦竑为之作序。陈第之书,列举四百余字,每字先以《诗经》自证,细致周到,确凿有据,使“古诗无叶音”之说成为不刊之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毛诗古音考》颇为推崇,认为开创古音韵研究“以经证经”,“廓清妄论”的新局面,“此书实为首功”。(《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经部?小学类三》)四库馆臣对陈第之书的评价并不过分,然而却忽视了焦竑的启迪作用。其实陈第在《毛诗古音考跋》中说明撰作起因时曾明确提及:“往年读焦太史《笔乘》曰‘古诗无叶音’,此前人未道语。”清初江永《古韵标准?例言》亦说:陈第“最有功于《诗》者,谓古无叶音,《诗》之韵即是当时本音。此说始于焦竑弱侯,陈氏阐明之。”对于《毛诗古音考》的著作过程,李焯然先生《焦竑与陈第——明末清初古音学研究的两位启导者》一文曾做过考证,其中指出:“万历二十九年辛丑(一六零一),陈第读到焦竑‘古诗无叶音’之说,才刺激起他进行考证的念头。万历三十二年甲辰(一六零四),陈第游金陵,特向焦竑问学,经焦竑指正,才著手编撰《毛诗古音考》,这事并见载于焦竑《澹园集》卷十四《毛诗古音考序》及金云铭《陈第年谱》万历三十二年条。观此可见‘古诗无叶音’之说,确是焦竑的创见,而陈第的研究是深受他的影响的。”(李焯然著《明史散论》,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4月版,第146页至147页)因此焦竑在我国音韵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而《焦氏笔乘》所载《古诗无叶音》这条材料的价值也不言而喻了。
二
文字是文献的基础,研读古代文献首先碰到的就是文字问题,因而文字学与文献研究密切相关。焦竑对古代文字做过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有不少独到见解,这在《焦氏笔乘》中也多有反映。
“六书”是古代学者分析汉字形、音、义而归纳出来的六种造字条例,是文字学的基础理论之一。研究文字学,首先碰到的就是“六书”问题。《焦氏笔乘》中,有《郑夹漈论六书》、《熊朋来论六书》、《(杨)用修论转注》、《(周)伯琦论转注之误》等十余条文字评论前人关于“六书”的看法,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焦竑认为:
《周官》六书之名,曰“象形、指事、会意、谐声、假借、转注”,旧矣,然不若班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之说,因名而可以得其义也。(正集卷六)
汉字是表意文字,“象”字最能体现这一根本特征,焦竑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对于假借,前人说法各异,且语焉不详,难以理解。焦竑举例说:
如兵甲之甲,借为天干之甲;鱼肠之乙,借为天干之乙。义虽借而音不变,故曰假借。(同上)
这里实际说的是假借借音不借义。为了对假借有更明确的理解,正集卷六专有《古字有通用假借用》一条,从《易》、《诗》、《书》、《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国语》、《说文》、《史记》、《汉书》、《三国志》、《孟子》、《庄子》、《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山海经》、《风俗通》等数十种古文献中,摘引出一百多组通假字,以大量的具体例证为假借的含义作了注脚,其例如:
《国风》“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眉目之间也。《西京赋》“眳藐流盼,一顾倾城”;注“眳,眉睫之间,皆言美人眉目流盼,使人冥迷,所谓一顾倾城也”。名、()、眳三字,古通用。
又尉佗曰“使我君中国,何渠不若汉”;《长安狭斜行》“丈夫且徐徐,调弦渠未央”;渊明诗“寿考岂渠央”;黄鲁直“木穿石槃未渠透”。“渠”字班史及古乐府、王融《三妇艳诗》,倶作“遽”字。宋王楙引《庭燎》诗注云:“夜未渠央,渠当呼作遽,谓夜未遽尽也。”渠、遽古通用。
至于转注,焦竑指出,元代周伯琦等人所说“转注者,侧山为阜,倒之为币”,是错误的。从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转注,转音而注义,如敦本敦大之敦,既转音敦,而为《尔雅》“敦丘”之敦;又转音对,为《周礼》“玉敦”之敦,所谓一字数音也。……转注如注水行地,为浦为溆,各有名字矣。(正集卷六)
上述焦竑对“六书”的见解虽然未必皆是,但其用力精微,确有超过前人之处,不愧为一家言。
在对文字学的深入研究中,焦竑发现“号称博洽”的汉代大儒,如郑玄、贾逵、杜预、刘向、班固、刘熙等人,“其所训注经史,往往多不得古人制字之意”。于是在正集卷六专有《汉儒失制字之意》一条加以批评:
姑以释亲言之,如父云,矩也,以法度教子也。母,牧也,言育养子也。兄,况也,况父法也。弟,悌也,心顺行笃也。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孙,顺也,顺于祖也。男,任也,任功业也。女,如也,从如人也。姑,故也,言尊如故也。姊,咨也,言可咨问也。夫,扶也,以道扶接也。妇,服也,以礼屈服也。妻,齐也,与夫齐体也。妾,接也,以时接见也。凡此率以己意牵合,岂知古人命名立义,固简而易近乎?……乃漫不之省,辄为之附会,其说亦凿矣哉?
那么这些字的本义究竟如何?焦竑依据古文字的形体,经过细致的分析,做出了符合汉字造字规律的较为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