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朝名臣实录》二十七卷，是焦竑又一部专记明人事迹的著作。该书“自王侯将相及士庶人、方外缁黄、僮仆、妾伎，无不备载”，提供了许多不见于官修典籍的材料。正如《总目》提要所指出的：“其书郭子兴诸子之死，及书靖难诸臣之事，皆略无忌讳。又如纪明初有通晓四书等科，皆《明史？选举志》及《明会典》所未载。韩文劾刘瑾事，有太监徐智等数人为之内应，亦史传所未详。”因而，该书“颇足以资考证。”
《玉堂丛语》八卷，体裁模仿《世说新语》，划分五十四类，分条胪载明初至万历年间翰林人物及其他名人的遗言往行。该书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礼仪、文化、宗教、天文以至中外交通等诸多方面，且“义例精而权量审，闻见博而取舍严”，颇具史料价值。清初编修《明史》时，从《玉堂丛语》中吸取了许多内容。而且，《玉堂丛语》叙事较少忌讳，故还留存有不少比正史所载更为具体、详实的资料，可补《明史》记载之不足。《玉堂丛语》亦为研究明史不可忽略的一部重要著作。
以上三书，《总目》提要对《玉堂丛语》只介绍了作者、体例、内容，未作明确评论。对《献征录》，《总目》提要肯定“蒐采极博”；也指出“文颇泛滥，不皆可据，又于引据之书或注或不注，亦不免疏略。”对《熙朝名臣实录》，提要多有赞许（如前引文）；又说其“各传中多引寓圃杂记及琐缀录诸书，皆稗官小说，未可征信，又或自序事，或仅列旧文，标其书目，于体裁亦乖”。四库馆臣对焦竑史著疏漏的批评并非无稽之谈，但这恐怕并不是将此三书贬入“存目”的主要原因。因为存在类似缺陷，而又列入正目的史书在《四库全书》中为数甚多。例如，同在《史部？传记类》的《孔子编年》，《总目》提要说其“不免时有牵合”，“失于穿凿”；《唐才子传》更是“杂以臆说，不尽可据”，“谬误抵牾，往往杂见”，然而两书全都整部入选。况且，《玉堂丛语》在《总目》提要中未加褒贬，亦列入了“存目”。因而焦竑三部史著遭贬，主要是四库馆臣对明代史学抱有偏见所致。统观《总目？史部》提要，四库馆臣对明代史学的评价极低，对明代学人撰著的史书也大多严加指责。因而，焦竑三部史书受此不公平的待遇就不难理解了。
（2）“乖迕正经”的著作焦竑有几种著作，被四库馆臣认为与封建正统经教相违迕，有贬低儒学的倾向，而被贬入“存目”。
其一为《支谈》三卷，焦竑在其中对儒、佛、道三教加以评论，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总目》提要评论说“是书主于三教归一，而欲阴驾佛、老于孔子之上。此姚江末流之极弊，并其本旨失之者。”
其二，《焦弱侯问答》一卷，是焦竑讲学的言论集。《总目》提要贬斥说：“竑师耿定向而友李贽，与贽之习气沾染尤深，二人相率而为狂禅。贽至于诋孔子，而竑亦至尊崇杨、墨，与孟子为难。虽天地之大无所不有，然不应妄诞至此也。”
其三，《焦氏笔乘》正集六卷，续集八卷，是焦竑读书和讲学的笔记。该书内容丰富，既有古史记载的正误、名物制度的考据、文章词赋的品评、儒家经典的解释、佛道教义的阐发、古今人物的臧否，又有师友言行的记叙、当时事件的记载、文字言义的考证、目录版本的研究、古代医方的撮录、地方文献的辑证等。其中虽然存在着以讹传讹、未尽注明出处等缺陷，但也确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总目》提要则讥评：“其讲学解尤喜杂引异说，参合附会。如以孔子所云空空及颜子之屡空为虚无寂灭之类，皆乖迕正经，有伤圣教。”
其四，《阴符经解》一卷。《总目》提要评论：“竑此注虽引张永叔真士擒真铅，真铅制真汞之说，似乎神仙家言，而核其宗旨，实以佛理解之，与刘处元注相近。盖竑与李贽友善，故气类薰染，喜谈禅悦，其作此注，仍然三教归一之旨也。”
上述焦竑四书内容并不相同，但均涉及到对儒、佛、道的评论。按照封建正统观念，儒家经学被立为正宗，其他则一概视为异端。这种观念既很狭隘也不符合实际。在我国古代，儒学确实是思想文化的主流，但同时也存在着道教与佛教两股影响深远的巨流。道教是本土思想文化，与儒学虽存在着较大分歧，但一直互相渗透，有着难以截然分开的联系。佛教虽是外来思想文化，但自汉代传入中国内地之日开始，就与儒学发生碰撞，并且不断相互批判、吸收、调和、会通。到了明代，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实际上已成为儒、佛、道三者共同汇成的洪流。焦竑是对这种状况有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冲破了封建正统观念藩篱的学者之一。焦竑曾拜泰州学派的干将罗汝芳为师，深为其异端精神所感染，对程朱理学持批判态度。他强调治学要靠自悟自证，不能盲目旁依他人门户。他提出：“学道者当尽扫古人之刍狗，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至甘心死人脚下？”因而，焦竑不苟陈说，对儒、佛、道三教平等看待，并认为三者有共通之处。如他在《支谈》卷上中说：“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顾其言简指微，未尽阐晰，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焦竑还提出：“学者诚有志于道，窃以为儒、释之短长可置勿论，而第反诸我之心性。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为一家之学亦可也。”这种为求得明于道而摆脱门户之见的博大胸襟无疑是应当肯定的，而四库馆臣以“主于三教归一”为由将焦氏四书贬入“存目”，则正反映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偏狭。
（3）《国史经籍志》《国史经籍志》六卷，首列制书类，次分经、史、子、集各自为卷，末附《纠谬》一卷，是焦竑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参与编修国史时，独立完成的一部目录学著作。由于有些书考订不精，受到《总目》提要的贬斥：“顾其书丛抄旧目，无所考核，不论存亡，率而滥载，古来目录惟是书最不足凭。”其实，平心而论，《国史经籍志》得远大于失。其类目设置大部较为合理；五十篇序论较系统地说明了文献流传的情况，对于探究古今学术源流很有参考价值；而《纠谬》意在驳正前人目录学著作中的分门之误，内容丰富，甚有见地。就是不少清代学者对《国史经籍志》也颇为推崇，如钱大昕撰写《补元史艺文志》自称从此书采获甚多，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也称其“整齐有法”。
（4）被视为“伪托”之书此类书有两种。《中原文献》二十四卷，是一部分经、史、子、集，摘编古今文献名篇片段的书。《总目》提要说：“其自序云，一切典故无当于制科者，概置弗录，识见已陋。至首列六经，妄为删改，以为全书难穷，只揭大要，其谬更甚。竑虽耽于禅学，敢为异论，然在明人中尚属赅博，何至颠舛如是，殆书贾所伪托也。”《二十九子品汇释评》二十卷，《总目》提要云：“其书杂录诸子，毫无伦次，评语亦皆托名，谬陋不可言状。盖坊贾射利之本，不足以当指摘者也。”对此二书，四库馆臣认定作伪，故加贬斥。但其论断是否确凿，尚有研究的必要，不过这已超出本文论题的范围，故不再展开讨论。
（5）其他著述列入“存目”的焦竑著作，还有三种《总目》提要只简单介绍了作者及书籍内容，未明确地加以褒贬。
《易荃》六卷，附论一卷，是一部注解《易经》的书。
《焦氏类林》八卷，仿《世说新语》体例，分五十九卷，汇庖羲至明代各类人物事迹于一书。“百氏艺文，可一披阅间得知；古人嘉处，似无遗矣。”
《养正图解》二卷（或不分卷），是焦竑任皇长子讲官时，为谕教太子编撰的一部书。该书从大量古代文献中，选择了六十个可作为治政借鉴的故事，并借题发挥阐明道理，对于研究古代政治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储君教育的状况很有参考价值。
上述十三部书，除了两种被认定为“伪书”，列入“存目”还有一定道理；其他被贬入“存目”者，从学术文化角度看均于情理不合。这具体地反映了清修《四库全书》时过分地考虑其思想统治之需要，而不顾及文化发展自身规律的重大缺陷。
还须指出的是，修《四库全书》时还存在着因人废书的弊病，这也可以从四库馆臣对焦竑著作的评论中看出。《总目》提要在批评焦竑著作时，不厌其烦地指出焦竑与李贽的关系。除了上文所引《焦弱侯问答》和《阴符经解》提要中关于李贽的两段话外，还有多处提及李贽。如《易荃》提要说：“史称竑讲学以罗汝芳为宗，而善耿定向、耿定理及李贽，时颇以禅学讥之，盖不诬云。”《熙朝名臣实录》提要云：“所附李贽评语，尤多妄诞，不足据为定论。”《焦氏笔乘》提要又说：“盖竑生平喜与李贽游，故耳濡目染，流弊至于如此也。”李贽是明代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他强烈地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封建专制思想，甚至向封建时代的圣人孔老夫子提出挑战，在明清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像这样的异端人物，是绝对不能为清朝统治者所容忍的，故而李贽的著作全部被四库馆臣贬入了“存目”。并且切齿痛恨地说：“其人可诛，其书可毁。”至于仍然使李贽著作的书目在“存目”中留存下来，是“以明正其为名教之罪人，诬民之邪说，庶无识之士不至怵于虚名，而受其簧鼓，是亦彰瘅之义也。”焦竑从三十多岁结识李贽，友谊始终不渝，并且对李贽评价很高，认为他可以“坐圣人第二席”。李贽冤死狱中，焦竑曾作了《追荐书》，并为李贽编译了《李氏遗书》。李贽的思想对焦竑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在焦氏著作中亦有所反映。但是，焦竑被列入“存目”的著作，并非全是“离经叛道”的呐喊，且大多与李贽并无直接联系，无疑存在着因李贽而受株连的因素。而四库馆臣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焦竑于李贽联系在一起，倒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焦竑思想的进步性。
综上所述，从《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焦竑著作的情况，以及《总目》提要对焦竑其人其著的评论中，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焦竑学识广博，著述宏富，学术观点不拘陈说，颇具卓见，对明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也很值得大书一笔。
（原载《殷都学刊》199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