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到天津，见了吴亮孚的把兄，那位文案委员上下打量吴佩孚，眉头一皱，摇摇头说：
“看你这副文弱书生的模样，哪儿是吃粮拿饷的材料？”
吴佩孚一听，一颗心往下一坠，着起急来，他便愁眉苦脸地说：
“那可怎么办呢？我在天津，连个住处都没有？”’
侧过脸来，再望他一眼，略一沉吟，又点点头说：
“要么这样，我听说沈管带那边，还缺两名戈什哈。他跟我交情不错，你要是不嫌委屈，我就荐你过去。”
当时的吴佩孚，只要能有一个立足之点，啖饭之地，便就大喜过望了，他怎会嫌委屈呢？于是，他立刻应允，并且连声地称谢。
被荐到沈管带那儿，沈管带看吴佩孚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刚从山东出来不久，人也老实，因此当时没说什么，点点头把他收留下来，派他当一名戈什哈。戈什哈是满洲话，意思是指护卫。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已经采纳了袁世凯的“练新建陆军禀”，定武军和武卫军都实行了我国最早的新式陆军制度，吴佩孚投军初期当的是“护勇”，一个月的工食银是五两五钱，反而比兵丁多了一两。
沈管带，是一位连长，中国最早的陆军建制以“营”为战斗单位，营长叫“统带官”，副营长叫“帮统官”，一营有四个连，连长便称“管带领官”。吴佩孚进了武卫军，一看沈管带领官可真了不起，他月支正薪五十两，另外还有一百两的公费，下面有三位哨官（排长），每位带六棚（班）兵，一共是84名，三排人便有252人之多，此哨官较次一级的还有两名哨长（排附），行军的时候一名领头，一名押阵。哨长以下，每棚分设正头目（班长），副头目（副班长）各一。
除了一营四队（连）兵丁1008名，一队三哨兵丁252人外，统带、帮统合用文案二人，管查军械、粮饷的委员二人，正副医生各一，护勇16名，号兵8名，长夫20个。像沈管带这样的“连长”，也有文案、委员各一，护勇8名，号兵4名和10名长夫。
和平时期，部队不打仗，一位管带领官再威风，也用不着8名护勇，所以管带的护勇，便渐渐地沦为听差跑腿的勤务兵，有的当管带的跟班，有的留在队上，有的索性派到公馆里去打杂。
吴佩孚投军，不但未能铁马金戈，沙场杀敌，反而当了成天被人呼来叱去的听差，这对于年青气盛，胸怀大志的蓬莱秀才，简直是一种虐待。他因为壮志未酬，难免心中郁闷，成天拉长了张脸，办起事来也是无精打采的。这副懒怠的模样。使沈管带看了很不顺眼，当时他队上的文案叫郭绪栋，也是山东人，沈管带干脆把他拨去侍候郭师爷。
郭绪栋有一脑门子的神机妙算、世故人情，却是没有扎实的学问根基和功名出身，因而他也是怀才不遇，屈就了一名小小的文案，相当于现今连上的司书。吴佩孚被拨到他的跟前，头一天两人攀谈起来，郭绪栋这才惊讶地发现，这个护勇吴佩孚居然中过第三名秀才，而且还是蓬莱国学大师李丕森的入室弟子，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不论学问和出身，都比自己高出多多。他是个胸襟开阔，爱重人才的人，他很为吴佩孚感慨，当时就勉励了吴佩孚一番，又跟他说：
“老弟，我懂得看相，我看你少年的运气虽然不佳，但是一过40岁，你必有大运可走，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这一步大运一直要走到六七十。如果你不嫌弃，我很想跟你结拜兄弟，也好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个倚靠。”
吴佩孚听了，简直受宠若惊，连忙点头应允。第二天，郭绪栋正经八百，备好香烛三牲，跟吴佩孚到关帝庙里，磕头烧香，默祷上苍，填好了兰谱，结拜为异姓兄弟。然后回到郭绪栋的家，拜见了义嫂，当晚，便在郭家开怀畅饮。互叙生平，鸡鸭鱼肉的大吃了一顿。
从此，郭绪栋和吴佩孚形影不离，十分亲密，而郭绪栋这个人热心得很，一有机会，便为吴佩孚到处吹嘘，说他文武全才，精通韬略，将来一定有出息，成大器。言下之意，仿佛队上所有的人，谁都比不上这区区一名护勇，勤务兵。
殊不知武卫左军，原来是淮军的底子，武卫左军的统领，直隶提督聂士成，便是合肥相国，淮军创始人的同乡，他是淮军宿将，太平天国之役和朝阳剿匪之战，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甲午年中日战作，清军水陆两路皆败，惟有聂士成扼守大高岭，力阻日军，遂使他名震天下，俨然一代名将。甲午战争后，他便升任直隶提督，率领武卫左军守卫京师的门户。当时的武卫左军之中，头目以上，文武职司，多半都是安徽老乡，郭绪栋自己不过是一名文案，地位无足轻重，他和护勇结拜弟兄，又在竭力揄扬吴佩孚的学识才具，凡此种种，看在安徽老乡们的眼里，都以为他们两个山东人，自吹自擂，无非乡谊观念在作祟，因此，非但无人加以理会，有时候，反会惹来同僚的冷讽热嘲。不论郭绪栋怎样吹嘘汲引，吴佩孚依然是戈什哈一名，他连一步都升不上去。
武卫军是北洋系的发源地，袁世凯飞黄腾达的起点。就在吴佩孚当了护勇以后不久，满洲正白旗人荣禄，时任军机大臣，他将武卫军分为中、前、左、右、后五军，自任统帅，兼领中军，而以聂士成为左军统领，袁世凯为右军统领，马玉岜为前军统领，董福祥为后军统领。并将各军编制，扩充为步队五营、炮队一营、马队一营、工程一营、学兵一营，兵力在一万人以上。从此武卫军成了清军的主力。
荣禄当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所以他扩编武卫军，实已将北洋各军，统统纳入掌握。前后左右中五个军，其间前后两军是以河北、陕西的部队改编，中军都是新召募的旗丁，袁世凯的右军则以他小站练兵的“新建陆军”为主体，惟独左军是聂士成淮军的班底，陆续增加了些河北、山东一带的健儿。
吴佩孚初度投效的这一支部队，虽然声威显赫，闻名天下，可是，它竟然是清军中最倒霉的一彪大军，吴佩孚想投笔从戎、抵御外侮，却没想到他所隶属的队伍，会在义和团跟洋人不断的夹击之下，损失殆尽，溃散无遗。
就在吴佩孚当戈什哈的第二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于德国军队在山东南部大肆烧杀，任意屠戮，引起八卦教、白莲教的余党复炽，他们组织义和团，高喊“扶清灭洋”的口号，扬言枪炮不入，四处焚烧教堂，杀洋人，以资报复。清廷先派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前往剿抚，不利，义和团反倒由山东蔓延到河北，他们的口号和狂言，使当国秉政的慈禧太后为之心动，再加上端王载漪和军机大臣刚毅等人的一力掇促，慈禧太后居然把义和团引入北京，准备和普天下的洋人开战。
这一年，吴佩孚跟部队调驻芦台，地点在天津东北。有一天，“拳匪”啸聚在北京正南的大兴，纵火焚烧铁路，聂士成派一队人驰往制止，“拳匪”不听，仗着人多势大，刀枪齐施，跟武卫左军打了起来。武卫左军寡不敌众，当场死伤了好几十个人，消息传到芦台军中，这位淮军宿将，不禁勃然大怒，他立刻下令步队、骑队全数开拔，赶赴京畿剿匪。
这是吴佩孚生平打的第一仗，当年他26岁，虽说在队上当文案的戈什哈，平时工作，是帮着郭绪栋处理公牍，然而大军征战，他也得成为从事战斗的一员。武卫左军行动迅速，由芦台乘火车回天津，再转京津线铁路。火车开到落垡站，从车窗往外望，但见遍地都是捻枪舞棒，呐喊示威的“拳匪”，原来这一股“拳匪”共有三千多人，正要去拆毁廊坊附近的铁道，聂士成下令停车，将队伍在车站附近展开，郭绪栋和吴佩孚当时还没有编人战斗序列，他们随同其他的文职和杂兵，都留在火车上守卫。
从车窗向外眺望，一匹骏马自本军的行列中一冲而出，直奔匪阵，这是聂提督派出去晓谕“拳匪”的一名军官，他高声地宣示，聂都督已经奉旨“相机剿抚”，他告诫“拳匪”们赶快解散，不许在这里聚众滋事。
但是“拳匪”非常的慓悍，他们不但不听晓谕，反而一涌而上，那一名马上的军官猝不及防，一下子便被他们砍死在地。“拳匪”无理可喻的残暴行为，使武卫左军人人义愤填膺，布阵在最前方的指挥官，高声一喝：“卧倒，放！”只见前线的兵丁犹如风吹草偃，齐齐地仆向地面，紧接着便是枪林弹雨，硝烟四散，一排排的子弹射过去，“拳匪”一拨拨的被击倒，转眼之间，麦田里便躺卧着成千上百的尸首，余下的“拳匪”，哇哇怪叫，掉头就跑。武卫左军正待追击，吴佩孚看见聂士成骑在马上下令：“姑念他们是无知愚民。不追也罢！”
这电光石火，生死决于俄顷的一幕现代战争，看得郭、吴二人，面面相觑，舌挢不下。什么义和团念咒画符，刀枪不入，完全是一派无知愚民的胡言乱语。当晚，聂士成亲率的武卫左军在落垡和枣林庄廊坊一带宿营，保护近畿铁道，搜捕驱散“拳匪”，吴佩孚之类的杂兵、夫子，都被派去清理战场，掩埋死尸——武卫左军这一仗击毙了近千名“拳匪”。全军毫无伤亡，只有那位奉令晓谕乱民的军官，惨被杀死。吴佩孚随着大众把一具具中弹死了的“拳匪”抛入挖好的巨坑，那一具具流血而死的尸体，一张张朴实平板的面孔，死人的脸上并无痛苦的表情，可是吴佩孚的心里却在深切地惋惜和哀悼，甚至于有些儿怨怼，躺在地上断了气的都是中国人，都是直鲁豫大同乡，吴佩孚一面忙于掩埋，一面恨恨地说：
“你们怎会这么傻？居然拿血肉之躯跟枪炮子弹拼？”
队伍在廊坊附近驻扎两天，朝廷颁旨下来，对于聂士成拱卫京畿，保全铁道的功劳，不但只字不提，反而严词申斥，骂他不该杀害“拳民”，罔恤人命。聂士成正莫名其妙，军机大臣武威军统帅荣禄派了差官，知会聂士成，火速将武威左军开回天津。聂士成这才知道，原来“拳匪”已和朝廷中的王公大臣勾结，慈禧太后也有重用“拳匪”的意思，他杀了上千名“拳匪”，立刻便有人诉诸朝廷，将他斥责了一顿。这一下，连聂士成见了“拳匪”都怕啦，他急急地将队伍拉回天津去。
吴佩孚所属的这一营，保住聂士成领头走，到天津下了火车，聂士成骑马在前，马步队紧蹑其后，便在大街上，劈面来了无数的“拳匪”，他们耀武扬威，疯狂叫嚣，口口声声的：
“逮住聂士成呀！杀了聂士成呀！”
为首的一批人，挥舞大刀，直奔聂士成的马前，正是千钧一发，危急万分之际，武卫军都端起了枪来，只听得聂士成高声地喊：
“不许开枪，他们要的是我，我走了就没事！”
可怜，这位名噪一时的淮军宿将，就怕又开罪了义和团，快马加鞭，抛开队伍掉头就逃。他在前面跑，义和团拔步紧追，幸亏马跑得快，提督衙门距离不远，他一马驰入督署大门，命戈什哈将大门紧紧关上。然而追来的“拳匪”，越聚越多，他们竟敢将提督衙门团团围住，一连多时，使得内外交通为之断绝。
头一天在极度混乱之中度过，第二天中午，郭绪栋邀吴佩孚一同到他家里，好好儿地吃喝一顿，算是庆祝去打了这么一场乱七八糟，闹得人人晕头转向的仗。两人刚刚走到营房门口，荷枪实弹的卫兵把他俩一拦，摇着头说：
“二位别出去啦，外头且乱着呢！”
“乱？”郭绪栋一耸肩膀说：“能乱到俺们当兵的头上？”
“偏乱在咱们头上，”卫兵一声苦笑，“郭师爷，您还不知道哇？咱们武卫左军跟义和团开了仗，结了怨啦！天津啸聚了两万多义和团呢，他们见着武卫左军，绑起来就杀！今儿一早，就出了好几码子事啦！”
吴、郭二人一听，愣住了，郭绪栋将信将疑地问：
“照你这么说，俺们是真的出不去了？”
“可不是？”卫兵正色地说：“提督有命令，各级官兵一律严禁外出。”
出不了营门，哥儿俩又回头，路上，郭绪栋因为不能回家，心乱如麻，自言自语地说：
“一辈子没听过这种稀罕事儿！当兵的怕老百姓，扛枪杆的怕拿大刀的！”
“都是聂军门昨天那一逃跑闹出来的，”吴佩孚憾然地说：“‘拳匪’把带着队伍的提督都吓跑了，他们当然敢绑敢杀武卫军！横竖晓得俺们不会开枪抵抗的嘛？”
“聂军门不跑又怎么办？”郭绪栋叹口气说：“他还能再叫俺们跟义和团打一仗？打死了他们，皇太后岂不又要下旨斥责了？”
吴佩孚焦躁地一顿脚说：
“再这么闹下去怎办？杀俺们中国队伍没人问账，把洋人杀了那许多，平白无故的，洋人岂肯罢休？你看嘛，这一回准要闹到天下大乱。”
“怎么个乱法？”郭绪栋挺关切地问。
“眼见洋人就要联合起来。兴师问罪，到那时候，义和团的符咒有个屁用！俺们在落垡埋的那些个尸首便是明证。早先北京仗着城池高大。牢不可破，如今洋人有的是穿山大炮，你看，从天津到北京，有哪一点险要可守？”
“这么说，”郭绪栋压低了声音再问：“洋人会攻打北京？”
“攻心为上，”吴佩孚浩然长叹，“洋人的队伍，只要把北京占了，他们就可以不战而屈我全国之兵。然后，赔款哪，割地呀，尽着把条件开吧，朝廷断乎没有讲价的余地。”
这便是庚子八国联军之役的开端，吴佩孚当时的判断，一点也没有走样。驻天津的武卫左军，共有五千余人，但这五千多人竟被“拳匪”围困在营房里面，寸步难移，他们一见武卫左军便杀，而武卫左军自聂士成以下，没有一个人敢于倡言反抗。武卫军的统帅荣禄，恐怕武卫左军受的委屈太大，“人急吊梁，狗急跳墙”，担心他们会因激生变，他写信给聂士成，中间便有一段这么说：
“贵军的服装很像洋人，所以义和团人常因误会而生事。义和团民志在报国，你们可否让着点儿？”
这封信一到，反而激起了聂士成的一腔热血，他再也忍不住了，写回信时，不禁慷慨陈词：
“‘拳匪’害民，而且必定贻祸国家，我身为直隶提督，境内有匪不剿，那是有污职守！如果因为剿匪，上峰要杀我的头，我也认了！”
荣禄接信以后，十万火急的把聂士成一军调到杨村。
光绪二十六年5月25日，清廷诏告天下，向“洋人”宣战。6月17日，八国组成联军，纷纷开抵大沽口，应战的八国军队，计有法军一万五千六、德军二万二千五、英军二万、俄军一万七千余、日军二万二，美军五千八、意军二千、奥军四五百，合计约为十万人弱，以德将瓦德西为统帅。
洋兵真的来了，“拳匪”鼓勇迎击，在不长眼睛的枪炮子弹轰击之下，“拳匪”一批一批的徒手送死。于是那些被愚弄了的百姓，如梦初醒，抛下他们手里的武器，拔足飞奔，四散溃逃，使清廷宣战上谕中的“义民同日不期而集者，不下数十万人……彼尚诈谋，我恃天理，彼凭悍力，我恃人心”，全部成为画饼。接下来所演变的事实，是为我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悲剧。
驻防在杨村的一段时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武卫左军的官兵，人人都知道快要跟洋兵打仗了，由于当时聂士成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他下令全军一律武装备战，护勇、长夫，统统编为临时部队。吴佩孚在登州水师营干过几年学兵，操过阵式，打过靶，对于打仗，他确实并不外行。
八国联军进攻天津，从六月半打到七月半，清军将领裕禄、李鉴和后来奉命增援的马玉岜、聂士成，奋勇拒敌，寸土必争，所以战况非常惨烈。聂士成部先驻杨村，当天津激战期间，就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小股联军，或者袭击营盘，或者破坏运输，用意在切断北京与天津之间的联络，使天津的清军陷于孤立。在这许多次小接触中，武卫左军由于训练精良，将士用命，每一次都能将联军击退，而且使他们有所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