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锁空山夏寺多”，后世人对西夏寺庙之多曾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宁夏塔多，有塔就有寺院，如今塔存寺颓者可藉塔去探寻寺院的遗迹。寺塔俱废者更不知有多多少少，大概都无处探寻它们的踪影了。多次去银川，记不清是哪一次去城东看过那隆起于黄河古道边高地上的高台遗址，据说那就是西夏时期著名的高台寺遗迹。史书记载：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于兴庆府东一十五里，役民夫建高台寺及诸浮图，俱高数十丈，贮中国所赐大藏经，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明代的《嘉靖宁夏新志》留下了这样的记载：“高台寺，在城东一十五里。夏废寺，台高三丈，庆恭王重修之。下有大湖千顷，山光水色，一望豁然。”高台寺久已不存在了，但那凤凰飞天，降临塞上，凤凰头化作高台寺，翅膀化为城关的美丽传说却在民间久传不息。
位于银川老城西南隅的承天寺中，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寺、塔并存的现象，但这都已不是西夏时期的建筑。西夏灭亡后，承天寺迭遭兵燹地震，殿宇残毁，至明初仅“一塔独存”。明代洪武、成化、万历年间，曾先后增筑殿宇佛阁，修饰寺塔，“梵刹钟声”成了宁夏八景之一。及之清乾隆三年宁夏大地震，使“昔日繁庶之所，竟成瓦砾之场”，遂为废址。现在的承天寺塔是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重建的。
如今，承天寺内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考古所的办公所在地。寺院坐西朝东，东西长500米，南北宽200米，由前后两进院落组成。前院有山门、前殿（五佛殿）和承天寺塔；通过塔后两边的砖雕垂花门可进入后院，内有后殿及两厢配殿，后殿是韦陀殿和卧佛殿。整个院落以寺塔为中轴线呈长方形布局。寺院内古木参天，林荫蔽日。前院一棵稀有树种银柏杨，据传树龄已逾四百年，仍生气勃勃，枝繁叶茂。前院南北两侧于90年代后新修四幢对称的配殿式长廊仿古建筑，用作博物馆的展厅。这里每天都接待来自海内外的四方宾客参观游览。
据文献记载，承天寺始建于西夏毅宗天佑垂圣元年（1050），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史载，西夏开国皇帝景宗元昊死后，其子谅祚刚满周岁便登了基。皇太后没藏氏为保其子毅宗皇帝“圣寿无疆”，护佑李氏西夏江山“宗祧延永”，役使兵民数万，在兴庆府西建造一座“承天顾命”的寺院和佛塔，寺成赐额“承天寺”。同城东的高台寺一样，在寺中贮藏宋朝赐给的大藏经，延请回鹘高僧到寺中演释经文，没藏氏与毅宗皇帝亲临听讲。承天寺的修建前后用了5年零7个月，可以想见其规模宏大，吸引了众多的“东土名流”、“西天达士”来此讲经朝拜。寺内香火鼎盛，游人不绝。它与凉州的护国寺、甘州的卧佛寺，都是西夏著名的佛教圣地。
80年代中期，宁夏的考古工作者在承天寺院内前殿西侧进行了探沟试掘，在地表下约1.5米处发现了西夏时期的砖砌墙基。其砌筑形式与西夏王陵陵邑发掘的墙基砌筑方法相同，并伴随出土有大量宋代钱币及瓦当、滴水等建筑材料。宁夏考古学者们根据出土地层迭压关系分析，就承天寺院前殿的建筑规模而言，明代重建时，比现存清代前殿的规模大，而西夏的佛殿残基又大于明代的殿基规模。西夏时期的承天寺院地表低于今地表约1.5米左右。出土的覆盖西夏层墙基的建筑材料，瓦当多为二龙卷云纹，长约30厘米，瓦当头直径为12厘米；滴水多云龙纹，一种长40厘米，宽18厘米；一种长32厘米，宽12厘米。另外，尚出土数量不多的兽面纹瓦当和莲花纹滴水，其形制风格与西夏王陵所出相同。这里出土的双龙纹瓦当和龙云纹滴水，在其他西夏建筑遗址却不多见，可能是代表了西夏初期承天寺建筑的风格。
1996年8月29日至9月2日，我和史金波顺利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文物的考察任务和赴安西榆林窟的参观活动，9月3日一早，乘敦煌开往张掖的长途客运卧铺车出发，途经安西、玉门、嘉峪关、酒泉、高台、临泽等县市，车行约十二个小时，到张掖市已晚上9时多。张掖是我“三顾”之地了。20年前，也正是秋风送爽的季节，我和史金波初访张掖。9月5日恰逢中秋佳节，工作一天回到旅社，月色临窗，万籁俱寂。我面对皎洁的明月，感慨万千，写下了《甘州月夜》表达我当时的心情：
今夜甘州月，去岁保州行。
人生年四十，惭愧忆青春。
不辞边塞苦，慎将华年掷。
记留车马劳，闲坐告知音。张掖，西夏时期称甘州。西夏未占领河西走廊之前，是甘州回鹘（河西回鹘）居住的地方。回鹘可汗的“牙帐”就设在甘州。“北收回鹘锐兵”，是西夏建国前李继迁就确定了的战略方针之一。李德明继位后，同河西回鹘进行了六次争夺甘州的战争，每次都遭到失败，直到宋天圣六年（1028），其子元昊终于攻破了甘州，接着顺利地控制了河西走廊。西夏建国后，甘州成为西夏右厢的军事重镇。为了加强对回鹘和吐蓄的统治，西夏改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作为对其他民族的宣抚机构。
史志上记载的张掖古迹是很多的，所谓“一城山光，半坡塔影，苇溪连片，古刹处处”。历经沧桑，天灾人祸，到解放前已大多残缺不全。我和史金波第一次到张掖考察颇有收获，那一次在原山西会馆旧址内的县文化馆图书馆书库中拓制了西夏《黑河建桥碑》拓片。1985年6月底我陪同文物出版社的同志来此拍摄西夏文物，图书馆已改为文物陈列室。室内陈列的瓷器中有一罐、一鼎和一刻花瓷碗，据称是西夏瓷器，我们在1976年初来时已拍过照片，这一次想请拍摄文物的摄影师再拍一次，几经交涉，就是不允。一位据说是新从公社调来的县文化馆负责人更托故不见。第二次到张掖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所以第三次到张掖我就心有余悸。果然，地委宣传部刘部长接待了我们，并在我们的工作介绍信上作了批示。我们持信去找文物处长，这位官员极认真地审视我们的介绍信，我注意他的脸色由阴转晴，之后他说：“没有省文物局的批示不能接待。”我们自认到各地文化部门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介绍信是有效的，也不曾遇到过困难。但这里是文物部门，人家当然会警惕的。这怪我们从兰州急飞敦煌而疏忽了同甘肃省文物局联系。我们十分颓丧地离开地区机关大楼，心想倒是应验了我的顾虑，真是“甘州难下”啊！
到大佛寺去，我们去参观设在那里的张掖市博物馆！
大佛寺在张掖市中心的人民南街上，我们步行而去。张掖市和我前两次来时大不一样了，印象中的狭窄街道，平房土路不见了。市中心以钟鼓楼为中心建成了宽阔的马路，高楼林立，街巷整洁。我们穿过大街，通过摊位栉比、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后拐进一条僻静小街，一眼就看见一座新修的古典式大门，两旁柳树低垂。门楣上是赵朴初先生写的“大佛寺”三字匾额，古意盎然。
我多次去过大佛寺，因为它是迄今所知国内仅存的一座西夏寺院。1985年6月那一次，我们曾登上大佛殿的三层木板阁楼去拍卧佛的全景。据说那时除外国游客外，中国人是不准登临的，我们是特准。这次来，大佛寺的变化令人吃惊，真是旧貌换新颜了。除新修大门外，寺内迁建了山门牌楼，三座雄伟的大殿都进行了维修装饰，已是雕梁画栋，焕然一新。院内栽种了苍松翠柏，名花异草。花坛曲栏，砖石铺地。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里就是我多次来过的那座破败寺院。
大佛寺主殿大雄宝殿，即大佛殿，殿门外两边有清康熙年间重修时雕刻的两副楹联，其中一副是：
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上下数百余年，更喜有人修善果；
视之若醒，呼之则寐，卧游三千世界，方知此梦成真空。
大佛寺的创建，据《甘州府志》记载，明宣宗朱瞻基《敕赐宝觉寺碑记》中称：西夏崇宗“李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蚤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造奥，阖境之内，贵贱耆壮，敬信无间，号之为国师。一日，敛神静居，遂感异瑞，慧光奕煜……起而求之，四顾无睹，循至崇邱之侧，发地尺余，有翠瓦罩焉，复下三尺，有金甓覆焉，得古涅佛像……”嵬咩国师遂觉与佛有缘，发愿建造一座大寺供奉佛祖。不一年寺成，在塑造卧佛时，有“神工效其妙技，不疾而速，中月以成”。建寺的时间《甘州府志》记：“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西夏永安元年（1099）建。”清代学者吴广成撰《西夏书事》中记载甘州僧名及建寺时间与志有异：“夏贞观三年（1103）春二月，建卧佛寺于甘州。乾顺自母梁氏卒，辄供佛为母祈福。甘州僧法净于故张掖县西南甘浚山下，夜望有光，掘之得古佛三，皆卧像也。献于乾顺，乾顺令建寺供之，赐额‘卧佛’。”根据两种不同记载，或始建于永安元年，历时五载，至贞观三年竣工。也有此处早在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已建有寺院之说。
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还有一物可证。我们在寺内一座大殿的文物展柜中，见陈列一枚铜牌，出自卧佛腹内。铜牌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六月重修佛像时所造。其铭文有云：“震旦国张掖郡流沙河，有迦叶遗迹。大夏建，崇宗皇帝永康元年嵬咩国师始创卧佛圣像。”佛腹内同时出土的还有清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弘仁寺碑文，其中亦记有晋“永康元年”始创云云。西夏乾顺有“永安”而无“永康”年号，可以推知碑文为依据铜牌铭文而造成的错误。
据记载，大佛寺初名“迦叶如来寺”。因寺内供奉释迦牟尼涅像，故民间亦称“卧佛寺”。宋元之际，大佛寺与其南北两侧的感应寺、万寿金塔寺相交呈十字状，故概称三寺为“十字寺”。其时，张掖大佛寺居特殊地位，据民间传说，元世祖忽必烈出生于张掖大佛寺，故忽必烈母别吉太后死后，“世祖于十字寺祭之”。有的记载南宋少帝恭宗赵降元封瀛国公，恐被忽必烈借故杀害，遂遁入空门，在大佛寺出家，释号合尊大师。
明代曾多次大规模重修大佛寺。明成祖敕赐“弘仁寺”，宣宗赐名“宝觉寺”，都说明了明朝皇家的重视。故清代才有“创于西夏，建于前明”之说。但明代对大佛寺的最重要建设，莫过于佛教经籍的入藏。在一座大殿的佛经陈列厅，我们参观了展出的木版佛经展品《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据介绍这是明正统十年（1445）英宗皇帝敕赐大佛寺的官版佛经，共356种，685函，3584卷，是全国现存最完整的佛经之一。其名目繁多，内容丰富。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称之为国家稀世珍宝。展品中有明初由镇守陕甘御马监兼尚宝监太监鲁安公王贵集士用泥金书抄在绀青纸上，用绫锦装潢的600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胜王经》、《报恩经》、《大唐西域记》等。每函卷首精绘“曼荼罗”、“金粉画”，集书法、绘画于一体，精妙绝伦，更是宝中之宝。展品中还看到一种明万历年间姑苏坊刻本佛经，书体俊秀，装帧别致，扉画纷繁，这也是大佛寺藏经中的精品。
明末清初，大佛寺在战乱中惨遭浩劫，佛经失毁。清康熙十七年（1678），敕赐大佛寺“宏仁寺”，其后几经修缮。乾隆十年（1745）改建大佛殿为三层楼阁，重塑卧佛金身。清代从顺治十年（1653）至乾隆年间，还陆续雕刻了佛经、佛画雕版近千块，供刷印流布。清末民初，大佛寺又经地震、盗匪的破坏，本寺住持妙显等曾将12个经橱封于藏经阁一隅。建国初期，一位法名“本觉”的尼姑常住藏经阁看管藏经，使这部宝藏免遭厄运。
1963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张掖大佛寺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十年浩劫中曾遭到红卫兵的破坏，卧佛像被剖腹开膛；地下文物也被民工哄抢，遗失情况，至今不明。80年代以后，地方筹资对大佛殿、藏经殿等建筑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复原，部分建筑进行了集中迁建，请赵朴初先生题写了“大佛寺”匾额，基本上恢复了原有建筑的气势，使这座巍峨壮观的丝路名刹重放光彩。
我们在大佛寺参观，碰上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王晓东同志，他看过我们的介绍信，毫无戒备，极热情地接待我们，陪着参观，又请我们到办公室，出示馆藏唐卡和西夏文官印，那是一方西夏元德四年首领印。怀着满足的心情离开了大佛寺，一早晨的晦气与不悦早已烟消云散，时光虽近午时，我们还是说定赶往山丹。
车行约一个小时到山丹县。山丹县不大，却曾是西夏时期的军事重镇。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的甘肃监军司，驻地在山丹县。在现代史上，山丹县和一位著名的国际友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新西兰社会活动家、作家路易·艾黎，从1944年至1953年在山丹创立“培黎工艺技术学校”，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为中国培养人才。1982年，艾黎把他在中国生活、工作半个世纪所购买、发掘、收藏和接受馈赠的3700多件文物全部捐赠给了山丹县人民。国家拨专款修建了“艾黎捐赠文物陈列馆”以供中外游客参观。我们参观了陈列馆，馆中陈列的西夏文物有瓷器、西夏文官印、腰牌等。馆长还陪我们去参观西夏时期修筑的山丹城东南一角遗址。
大西北的夕阳总是赖在天边迟迟不愿西沉。听说到永昌县还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天黑之前是能赶到的，于是马不停蹄，驱车奔永昌县去，夜宿永昌县国道边的宾馆中。
这天是9月5日，早晨起床出得宾馆门，面前的通县城丁字路口上耸立一座石雕群像，中间的三尊石雕巨人，深目高鼻，服饰奇异，极似欧洲人的样子，引起了我的兴趣。走到雕像下，台下石碑上刻“骊怀古”四字。雕像后有1994年12月新立之《永昌新竖碑刻记》，碑的内容是讲：永昌县西南10公里处祁连山北麓有一座古城堡遗址，称骊城，本是一座怀千古之秘的“罗马古城”。当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执政官克拉苏集以七个军团之兵力入侵安息，在卡尔策遭到围歼。其长子普布利乌斯率第一军团突围，越安息，于公元前36年辗转流徙西域，归降西汉王朝，被安置于今永昌者来寨。汉时称罗马为骊，故设骊县，赐罗马降人于此耕牧为生，后与我华夏民族融合。此事在中国史书与永昌县志上都有类似的记载，我也读过有关的报道。从60年代到80年代曾有一些中外学者组织考察，进行研究。但也有学者撰文考证西汉骊县与安置罗马人无关。
永昌是西夏佛教胜地之一，直到西夏灭亡后，元代刊印的西夏文佛经还大量施于永昌寺院。既到永昌，不可不作一番访察。从丁字路口石雕群像往北望去，一条笔直的大街直通县城中心的钟鼓楼。一眼望去，以鼓楼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的四条大街，整洁干净，一座座贴了彩色瓷砖的民居楼房显示了当地生活的水平。最华丽优雅的建筑大概就数以骊命名的宾馆了。我们到县文化局，负责文物的张得致同志给我们介绍县里文物古迹的情况，才知道县博物馆于半个月前被盗，一位临时替班的门卫被杀害。至今尚未破案，我们不能进博物馆参观。
据张得致同志介绍，离县城十公里有一座后大寺遗址，附近有几处西夏遗迹。县里派不出车，就约他陪我们租车前往。车出永昌县西北行，约五公里后，进入祁连山北麓丘陵地带。风光渐佳，山下一带村庄，名金川西村。一条大河从村边绕过，滩浅水清，波光粼粼。更往东是一片水库。快到山脚下时，车已无路，颠簸在地埂土垅中，等越过一道明长城的口子后，后大寺到了。后大寺又叫圣容寺，据称初建于北周，今已不见寺院建筑，傍山的寺址上已是民居房舍。我们穿过几座土屋，山脚土崖下，还残留约一人高的半身石塑，可以想见寺殿之规模。抬头仰望高高的山顶上，一塔耸峙，塔为七级方形砖塔，高约十数丈，与对岸山顶上另一座塔遥遥相对，据称都是唐代所建，可惜已没有时间去攀登了。我们过小河，来到对岸山脚下紧临河道的石崖壁下，张得致馆长指给我们看那崖壁上隐约可辨的六体“真言”石刻，它们是：汉、藏、梵、西夏、回鹘、蒙六种文字的咒语。附近越过明长城的半山坡上，有一座馒头状的“和尚坟”土堆。据称此处原有“西夏舍利塔”。土冢已被盗墓者掘开，我躬身爬进洞去，里面堆满了密密层层的泥塔婆。据说山坡的土崖上还有元代挖的洞窟。圣容寺之名多见于西夏文献与碑刻中，今永昌后大寺的圣容寺与西夏佛教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深入调查。永昌附近的民勤县西南有一大寺名圣容寺，据说是建于明代的佛教寺院。
5日下午我们从永昌赶往武威。这是我们此次河西走廊之行的最后一站。武威古称凉州，为丝路重镇。西夏时称西凉府，为国之“辅郡”。元昊称帝建国，即“祀神西凉府”。夏末国危之时，神宗遵顼曾有放弃兴庆、退守凉州之意，可见凉州于西夏地位之重要。武威的西夏寺庙久已不存。著名的西夏寺庙见于夏汉文合璧的《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记载。该寺与塔由西夏崇宗皇帝与太后发愿重修，建于西夏天民安四年（1093），第二年竣工，立碑赞庆。碑文记载修复后的护国寺及感应塔，耸立城中“金碧相间，辉耀日月，焕然如新，丽矣壮矣，莫能名状”。碑文中还记载了西夏重视佛教，在首都及西夏境内对佛教寺院的保护与修葺情况：“至于释教，尤所崇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况名迹显敞，古今不泯者乎？”
遍及京畿边地、名山胜境的西夏寺庙遗迹还真不知有多少有待我们去探寻发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