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距七·七全面抗战只有两个月，我怎么会写起《雁荡行》那样的山水通讯来呢？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当时，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三家竞争得十分尖锐。不过《申》、《新》两家牌子老，根底厚。来沪开业刚刚一年的《大公》
就不同了。它得想尽办法“闯牌子”。花样不断翻新：体育版组织了“大公球队”，戏剧版的唐纳搞起《中国万岁》的演出，文艺版举办了一次奖金。形式尽管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让报纸的名字响彻黄浦滩。
那阵子，春秋两季商办旅行团在上海极为盛行。报纸上满是去莫干山、南普陀等名胜的广告，办法都是交一笔整数，全程食住行都一包在内。
胡社长可能从这类广告偶然得到了启发。四月下旬的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先说了一下“你接连采访灾区够辛苦的”，接着笑眯眯地说，“该让你换换口味了”，问我去写点山水通讯怎么样。我当时是，只要能跑出编辑部，哪里都愿意去。
于是，他摊开报纸，就在舟山呀普陀呀那些旅行团中间，随便指了一下雁荡。他揉着下巴，嘱咐我一定要保密，并且说，会关照经理部给我报个假名字。“路上可别暴露出记者身分！”我就这么神秘地同一簇只讲宁波话的陌生人同游了十几天。去时坐一条小火轮到温州，归途搭汽车沿浙东公路经天台回到杭州。
我自幼喜读游记，曾随徐霞客和林纾神游过不少名胜。二十年代中叶，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就曾把我带到太平洋彼岸，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领我去过那所大学城。看小说我也特别爱看有室外描写的作品，像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哈代的《还乡》以及康拉德小说中的海上生活。三十年代我曾把陆蠡译的《格莱齐拉》一连读上几遍。我还喜欢看历代文人笔下描绘的同一个地方，比方说杭州西湖。不用说马可孛罗时代的北京，就是关于解放初期的北京的记载或照片也会引人入胜的，因为那时十字路口的那些牌楼还没拆掉——不是留恋它们，而是为了同今天的宽敞宏伟相对照。写一二·九运动的人倘若对西直门城廓当时的样子不甚了了，就描绘不出那紧张激昂的场面。
游记在我国文学的宝库里历来占有重要位置。不去说什么《山海经》，只消打开《古文观止》，从六朝到唐宋，通过记、序、赋、铭各种形式写的游记真是美不胜收。在各种文体中，山水描写也是最接近诗歌境界的。
我是在华北平原生长的，虽然也见过一些山，然而像雁荡那么千岩竞秀的峰群我却是第一次见到；而且那么多瀑布，每一处的神姿都不尽同。那次旅行暴露出自己文字根底之差：描绘往往跟不上感受的深度。
在写这种山水通讯时，我内心一直有个矛盾：不安于——或者说不甘心单纯去写自然景物。怎么把人——不是穿了古装、像木偶那样盘腿坐在松下的人，而是把当代的人写进景物中去，对我一直是个没能解决好的课题。在雁荡一组里，我不过是在煞尾处用一个新娘子点缀了一下。在巴伐利亚，我刚好碰上那个被美国兵遗弃了的女裁缝。五六年写的《草原即景》里，那位年轻女司机帮了我的忙。我用她的侧影使画面略有暖意，也算打上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印记。
此书出版时，我已满七十周岁。我希望在今后的写作中，努力学习把景色和人物糅合得更紧密一些。
七
和大家一样，三十年代上半期，我也是以热切的心情企盼着大时代的到来的。它终于在卢沟桥的炮声中开始了。八·一三后，“大世界”和先施公司先后挨了炸弹，黄浦江上展开了炮战。就民族而言，全面抗战有如一个抱肘缩颈、受尽凌辱的人，终于挺起身子拚命了。兴奋啊，痛快啊！再不需要在稿子上打什么××了。再不需要悄声谈论抗战了。对个人生活，那可是一个空前的大变动，其幅度是事先怎么也逆料不到的。报纸一下子从十四版缩成四版。尽管我随外勤记者一道去了卢沟桥和淞沪前线，老板却一眼看出我不是军事记者的材料。于是，就发给我半个月薪金，让我去自谋生路了。
第一次尝到失业的滋味，慌得很呢。那时我正同杨朔住在环龙路一幢杏黄色的小楼里，他是我的二房东。底层是他同孙陵办的北雁出版社，三楼是他们的卧室，我住二楼。从报馆回来后，我以莫知所措的心情问他有什么打算，他似乎也还茫然。于是，打点打点，我就同“小树叶”（我对之永远负疚的一位同志）一道离开了上海。
那时去南京的火车已经不通了，由于战火，轮船也已不敢开进沪滨。我们买了船票，就坐上一条小驳船出吴淞口去搭南行的轮船。将近一个小时驳船都是在炮弹四落的硝烟里穿行着，船身颠簸得像是随时都可以沉没。我们俩吓得要命，可是为了给自己打气，一路还低声哼着：“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辗转到了汉口，那里《大公报》的副刊已经有了主持人，我只好四处托朋友寻找职业。好容易在鄂北找到一个教书的位子，还没等赴任，那地方就沦陷了。这时候杨振声老师正从北平逃来。我们就一道由武汉而长沙，然后经湘黔两省的公路到达了昆明。《湘黔道上》就是途中的一些见闻。
那一次横跨西南三省的旅行，使我看到当时的所谓“建设”，是只限于几座城市，广大农村依然停留在原始时代。我在一封《贵阳书简》里曾这样描述我的感慨：
单说我们自己呢，这番苦可不冤。八百里的荒山啊，什么你都看不见，满眼净是硗瘠、荒凉，陪伴着极端的贫穷。然而在这旅途的那端却有这么一座阔城等着你，有电灯，有电话，有洋瓷浴盆，还有离湘境后久违了的绿树林，这简直是太丰富的报偿了。
其实，比起上海，比起青岛，贵阳还说不上阔。然而位于一枚枯叶般的省分里，就已经有些阔得不和谐了。每一个疲倦的旅客一走入贵阳近郊，看到那么细柔嫩绿的垂柳，看到饭店旅馆的醒目广告，都会感到莫大欣喜，甚而感激；然而当他把肚子填饱，把疲惫的身子安置到一张铁床上时，一种惊讶的感觉又会冒上心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问自己（沿途那些乞丐般的穷苦同胞的影子，逼着他问自己）：怎么，这是仙境吗？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吗？昨夜还睡在四面透风的茅舍里，睡在一张为虱蚤霸占了的破席上，身旁是一张张菜色的脸，举目望去，周围只有焦黑石，长满枯黄野草的荒原，今夜怎么竟有了丝棉被？
穷的印象是冲淡了，却为另一种难受代替了。
离开晃县没多远，湖南那种蓊郁的松岭不见了。出现在车窗外的，就只是山的瘦骨：土是惨黄的，山是秃的；偶然露出一片横断石面，就像秃瓢上长了块疮疤。瘦马吃着枯草，直像疮上爬着的虱子。唯一为这些荒山生色的，就只有野生的天竺。没有人栽种，没有人培植，它好像为荒山打抱不平——天赋给它的太薄，人又太懒；于是，嫣红的天竺仗义地生满了山坡，红得几乎闪了光。村子是稀少的，每到一座县城，照例在近郊荒山脚下竖着一些木牌：“××县造林场”、“××县保林场”，牌子的残破模样说明它已经历过多少寒暑，“保林场”保的却依然是万顷枯草。然而贵阳近郊的模范林场的树苗却茂盛异常；可知贵州土壤和树木本非冤家。沿途名洞古刹的左近，也常有些绿树，但那与民生无关。倒是黔南的杉树，高可参天，确是壮观。
一出晃县，多的是节烈碑，有时十几座连接排列。凉篷、小轿下垂搭着的仍是三寸金莲。这真使我们对内地文化不知如何估量。沿途护路队很多，黄昏时，这些衣装不甚齐整的队员时常在枪刺上挑了一束白菜或猪肉，缓步回家，至为逍遥。
贵州河流太少了，田间灌溉多用一种巨型水车，直径可数丈，水由旋转的木斗汲上后，逐一地投入半块横断的竹筒里，流入田垄。遇阴天，灰重的云彩下，这大水车转动起来，直如一幅荷兰风景画。
所有坐公路车的人，在担心个人安全之余，都不能不连声赞叹黔省民力的伟大。能征服这样险阻的高山，那股力量无论放在什么上面，也是不可轻视的了。一出玉屏，山路就变成了“带子”，折折叠叠，害得半车人全吐了。到盘山，车有时蛇行，有时作螺旋形，车呜呜地响，只见那英勇的司机，四肢不息地扭动。然而更英勇的是那看不见的千万只手，用勇敢、灵巧和坚忍铺成了这魔术般的路。
到重安，湘黔公路的最高线，司机又带我们驾起云了。车由山脚爬到云中，四下全是不透明的白茫茫一片。大地像一块西式点心，我们钻到上面那层奶油里了。那时，深浅、高低、远近的观念完全没有了。一切全陷入渺茫，只是隐隐地心窝里时常问着：“假使差了一尺呢，”
但即刻又按住这不祥的疑问。慢慢地，奶油变成半透明的了，隐约好像已看到了什么。果然，我们钻出云头了，我们超越了大地的那层奶油，车轮下是万顷银白“云海”。（到这时才明白这“海”字如何不易躲避！）偶尔海里孤岛般露出几座峰头，然而在凌空而上的我们，那不过是“丘冈”而已。
在一个山坳，我们遇到了一件怪事。一辆大汽车横在桥中间，只留一道过人的缝子。我们的车停了，司机下去看。过了阵，我们听到一片喊嚷。“打官司！”“凭什么？”我们车上有几个军人，他们首先跳了下去。我由窗口扒看，只见桥栏上坐了七八个用纱布缠头的人，满脸怨气。他们同我们的军人互相嚷起来了。我赶忙也跳了下去。原来那辆车前四五天在此翻了，死了一个，伤了十来个。虽然跑贵阳不到一天路程，电报、电话、公函全去过了，不但没有车来接，连个回音也没有。故此这些旅客急了，将他们的车横在路上，想借此威胁那沉默的路局。
于是，引起了纠纷，甚至几乎动了手。
最后，大汽车搬开了，一个缠了白布的陌生旅客登了我们的车。他是代表那些旅客去贵阳交涉的。
1938.6.6
八
三八年秋，我又回到新闻岗位了，是在香港，仍旧编《文艺》。那阵子的香港真是忠奸难辨：特务，汉奸，都挂着种种商业的牌号。文艺界抗敌协会请了一位英国女“作家”演讲，支持中国人抗战。我也在《大公报》上把她捧为“伟大的同情者”。她原来是个托派！乱呀，乱呀，混水摸鱼的家伙有的是。
就在这时，我结识了一位好朋友：黄浩同志。七五年在北京市房管局于八宝山为他举行的骨灰安放仪式上，我才知道早在三八年他就受到党和八路军的委托，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和天津进行地下抗日活动。他也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参议员。那时他和一位游击队员来到香港，在侨胞中间宣传并募款，为冀中军区购置急需的医药器材。这位以牧师身分和花边行业作掩护的潮州人，是在敌人鼻子底下为民族解放斗争执行特殊任务的。他的工作中心就在北平菠萝仓胡同。四三年一个拂晓，日本宪兵用枪托砸他的前门时，他才机智地跳后墙逃到妙峰山解放区去。六十年代反修斗争中，这位已近七旬的黄浩老人抱了一束鲜花，揣着自己写的诗句，在严寒中站在首都医院门外等候慰问在莫斯科被苏联军警殴打的中国留学生。****期间，“******”的爪牙徒劳地向我外调过不下二十次，逼我写诬陷他的材料。他自己，他的弟弟黄声（前汕头市副市长）和小儿子都先后含冤死于他们手中。
集子里《爆破大队长的独白》仅仅是他们讲给我的关于八路军奇袭日本侵略军的许多事迹之一。在三八年，对白区读者那还是很新鲜的。当时由于武汉、广州相继失陷，颇有些人对抗战失却了信心。《独白》曾让人们看到游击战的威力。
为了宣传和募集捐款，我随他们两位走遍了岭东几县，那是我四返我的“第二故乡”潮州。第一站就碰上林炎发这个冤狱。林是大革命时期岭东的一位农民领袖，后被迫流亡海外。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了，他又返回潮州。他刚一回乡，与国民党紧密勾结的地主就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他投入牢狱，并且施以酷刑。我把一切有关方面全访问了。报导中，我不加评语，完全让客观事实本身来暴露真相。文章在港报刊出后不久，就接到黄声的来信说，他们被迫把林炎发放了出来。这是继水灾之后，我又一次体会到文字是能为现实服务的。
说《大公报》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然而小骂也并不总是允许的。《岭东黑暗面》那几篇在港报刊出时，就已经给砍得不大接气。当时港版的特写，重庆《大公报》总是转载的。这几篇却一个字也没登出来。
但是三八年那次我还采访了岭东光明的一面，那是黄声同志为游击战争培养人才的南侨中学——当时潮汕国民党部的眼中钉。抗战前，黄声原在暹罗为华侨子弟办学。像许多爱国华侨一样，全面抗战展开后，他立即奔回祖国，从事救亡工作。第一次见到他，印象就很深。他因为常跑山路，晒得很黑，也很近视，眼镜时常拖得很低。喜欢侧了头，捏着一只烟蒂，坐在墙角静静思索，时而狠狠地吐着烟丝。但是只要一谈起南侨中学或者战时教育，他便把椅子拉到你身边，滔滔不绝地倾吐他的理想。他反对让青年们去读死书，认为应当办适应抗战需要的教育。既然是生活在随时可能变为战场的土地上，就应当把抗战同教育结合起来。
他告诉我，头年七月九日，他同两三个同志一道到离他家乡只有九里的石牛埔去办学校。为什么单挑这么个地方呢？他不但想到那里荒废着一所校舍，而左近多少青年没有书读，并且还留意到那个小山谷将来可以打游击。因为隔一条小河，一座竹林，便是大公山——北伐时革命军打过胜仗的地方。参加那次战斗的有农民，也有一支学生军。小山丘夺下来了，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前进了，年仅十六七的学生组成的那支队伍却全部牺牲在山麓下。他指给我看那地点时，我肃然脱下了帽。山下，经过血的灌溉，已长满了郁茂的龙眼和橄榄树。南侨中学的校址就是当年的司令部。
南侨的创办费总共只二十元，主要是买了钢板、蜡纸、油墨和文具。他们自己动手打扫了那间已经空了十年，满是尘埃和蜘蛛网的校舍。他们的教育方针是“开展活泼愉快的自我教育，建立集体活动的艰苦生活”。他们用救亡理论代替了“党义”，用爬山射击代替了“柔软体操”。学生们课余帮助农民种地收割，并分作四个工作队经常下乡宣传，晚上还办夜校。学生们白天学习，晚上又当起“小先生”。他们给前方战士写了一万多封慰劳信，又亲手为战士们做棉背心。下课后还站岗放哨，防止汉奸进行破坏。认真的侦察员一次竟误把一位教员给抓了起来。
当我去访问的时候，他们正面临一场严峻的斗争。左近地主造了他们许多极其恶劣的谣言，终于，县政府下令该校“着即解散”。黄声去质问县教育局，回答是“根据一封匿名信”，接着才交了底：“党部对你们不放心。”
但是南侨—岭东这座进步力量的堡垒，并没被这么一道命令所摧垮。
九
三九年春，我经河内赶到了滇缅路，一直走到缅甸东部的腊戍。这趟旅行使我看到了抗战的另一面，壮烈的一面。多少华侨青年为了支援抗战，丢下他们在海外的安定生活，奔回祖国，用原始工具协助修建那条通往广大世界的公路——海岸被封锁后，它成了我们唯一的生命线。在采访那位印度铁工时，我问他为什么志愿到中国来支援。他擦了擦沿着头上******头巾淌下的汗水，朴素地回答我说，因为他恨侵略者，一切侵略者；他自己的祖国当时也处于奴役中。更动人的是那成千上万用保甲制度征来的民工。他们从远地跋山涉水徒步走来，自带干粮；有的老人胡须长达胸部。公路穿过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地区，老百姓受着国民党和土司的双重压迫。他们顶着烈日，在那恶性疟疾猖獗的地带挥动着锄头。那时我还不懂得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真理。在文章末尾，我说他们是构成历史的“原料”。这不止是用字不当的问题，它正说明一个没带地图的旅人的愚昧。
三九年的初夏，我由滇缅赶回香港，那里已经积压着成百封的信件等待处理了。有从延安或敌后寄来的文章，也有报告行踪的作家书简。其中有这么一封看了使我莫名其妙的信。这是由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寄来的。信中问为什么他们去信已近一月，迄不见我的答复。我怎么也没有找到他们前一封信，就回了个信，说明我因工作已离港多时，问他们原信究竟谈的是什么内容。不几天，回信来了。原来该院中文系缺一名讲师。经于道泉先生（早年我参加C.Y.时领导过我的同志，当时也在该系任教）推荐，邀我担任该职，待遇是年薪二百五十镑，旅费自备，先订合同一年。
这就是老舍先生曾经教过书的地方。据熟悉英国情况的朋友说，条件太苛刻了。二百五十镑一年，刨掉所得税，也就勉强够糊口的。而且这笔旅费去哪里筹措呢？即便举债前往，合同也只有一年，得哪辈子还清！所以尽管我做了多年的出洋梦，初步的想法还是干脆回绝算了。
事情给主持港报的胡社长听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当时希特勒已经相继吞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战云已经在欧洲上空弥漫。胡判断欧洲非打起来不可，而且要打大仗。他劝我不必计较条件，先去了再说。至于旅费，你愁什么！报馆给你垫上，去了写点子通讯不就还上了嘛。
回到宿舍，一位同事伸出大拇指说，老板高明！《大公报》还没派过自己的记者去欧洲呢。戈公振、陈学昭都是客串。老板要把你这个棋子先摆在那里，这叫深谋远虑。
于是，我就给伦敦大学回了信。接着，由英国内务部签的入境证就寄来了。报馆庶务课的同事们在胡社长的关照下替我忙了起来：申请护照，订船票，还为我兑换了英镑和准备过境时使用的法郎。
就在这当儿，遇到一件倒霉的事。
当时，报馆宿舍是在香港半山坡罗滨臣道一幢楼房的五层。整理箱子时，出于好奇，我曾端详起法郎和英镑上面的图案，可能为对面楼上的歹人瞥见了。年轻时，我是倒下就睡着，通宵不醒的。第二天睁眼一看，哎呀，护照、证件凌乱地撒个满地，床下的箱子为人撬开了，所有的港洋和钱币全被盗光。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失盗，真是身子凉了半截。去不成了还在其次，怎么去赔偿这一大笔款子呢！越想越着慌。当时杨刚已经从上海孤岛来到香港，准备接我的摊子了。她也替我发愁。
可是胡社长关心的是：证件丢没丢？没丢就好。他带点哲理味地宽慰我说：好事总是多磨的，人生哪能没点挫折！丢的钱照样再给你补一份就是了，反正你勤写点通讯就都有啦。
这样，在纳粹轰炸机向华沙市区俯冲的那天清早，我就上了法国邮船“阿拉米斯号”。第二天早餐时从广播器里听到英法对德宣战，欧战正式爆发了。第三天，就发生了《坐船犯罪记》中所描述的那件至今仍令人气愤的事。
殖民者对殖民者自然也是“官官相护”的。此文从苏伊士寄回香港刊出时，已被检查官开了大半天窗。这还是四六年十月在上海江湾补记的。
重读这段往事的记载在我是痛苦的。但应当让新的一代读者了解过去黑暗年代里的各个方面，同时看一看殖民主义是怎么回事，也看看当时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厄运。上海外滩公园那个“中国人与狗不得进入”的牌子并不是孤立的。当时的中国人走到哪里也要遭到同样待遇。《剑桥书简》里那个法国理发师那么对待我还不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当时我多么想把他上唇那撮口髭给拔下来啊！
天平也好，木秤也好，价值是从比较中得出的。空气，阳光，生活中许多无形而又不可缺少的东西我们毫无察觉地享受着。只有当它们短缺时才会察觉，才会认识其价值。国家地位正是这样一种东西。只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以至异域生活过来的人，心里才有把尺子，并且能深刻地认识到作今天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同。把《坐船犯罪记》收到这里，主旨就在于为年轻的读者提供一把（不管多么粗糙的）尺子。
一〇
从三九年十月抵达英伦到太平洋事变这个阶段，像其他旅英的中国人一样，我也是被莫名其妙地列为“敌性侨民”的。英国内务部为这类人作出不少规定：晚上八点以后及早晨六点以前不许出门，不准进入距海岸若干英里以内的地区，而且每周得向所在的警察局报到一次，大约是为了证明自己并未潜逃。
在那个阶段，理发也仍然得到经常给东方人理的熟店，住公寓也得找这样的地方。第一个圣诞节我想到伦敦去度，事先就根据报纸上出租栏的广告，从剑桥写信向海德公园附近一家公寓订了个房间。在利物浦街下了火车之后，我还特意从车站打了个电话。房东太太说，来吧，房间给你保留着哪。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按照地址找到了那家公寓，叩了叩门。门开了，那位在电话里满口应承的太太打量了我两眼之后，立刻变了卦，说真抱歉，房间刚刚租了出去。门咣又关上了。《新政治家与民族》周刊还发表过我对这件事的一封抗议信。
最不愉快是当丘吉尔为了保全英帝国的残局，悍然封锁我们用血汗修成的滇缅路以讨好日本侵略者那阵子。由于我应援华会的邀请，到英国几个城市作过关于滇缅路的演讲，又曾参加过一次英共组织的、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的人民大会，因此受到伦敦警察局一位便衣先生的光顾，他彬彬有礼而又转弯抹角地对我作了一个多小时的盘讯。
珍珠港事变后，一夜之间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如气球般地腾高起来，成为“伟大盟邦”了。然而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尴尬局面：有时被误认作是日本人。
一天我坐在公共汽车里，后排突然有个喝得半醉的乘客用赛马场上的行话连声嚷着：“嗨，你押错了马！”他越嚷越激动，后来索性把头探到我脖颈后了，酒气喷得我难以忍受。这时我才察觉他是在朝我嚷，就回过头来瞪他一眼，质问他为什么这样无礼。“因为你是个小日本！”我纠正他说：“不，先生，我是中国人！”
这下更麻烦了。他马上站起来，紧紧坐在我身旁。先是一长串道歉的话，然后向我歪歪拧拧地行了个军礼，大声嚷道：“向伟大的中国致敬！”这时，整个汽车里的乘客也都随声附和地向我表示起敬意。汽车照样在伦敦那狭窄的马路上行驶着，车里却好像是个交响乐队，而贴我身边的那位醉鬼则是位独奏演员。他忽而仰起头来，眼珠朝上打几个滚儿，然后双手抚着胸脯，无限感慨地说：“啊，中国，李白的故乡。”然后弯下身来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忽而又仰起头来照样表演了一番；然后又说：“啊，中国，火药的发明者！”接着又是一次握手仪式。
看来在醉意朦胧中，他很想把他肚子里那点关于东方的渊博知识全部抖搂出来，而且他越嚷越坐得贴近我，有时甚至像是要拥抱或者做出更亲昵的动作。车上旁的乘客倒蛮开心，可是我实在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加以他那酒味已使我窒息得要命，车一停下来，我就坚决地挣脱了他，赶忙提前下了车。汽车开动了，他还从窗口伸出那红涨的脸蛋，热情地向我挥动着手里那顶鸭舌帽。我目送着开走的汽车，无限惭愧地想：一刹那间我成为祖宗的光荣和当代中国人民为反法西斯斗争所建立的功绩的化身了。
一个人在国外往往代表的不仅是他本人，在他身上经常反映出国家的地位。
为了还旅费这笔数目很大的债务，我在英国确实写过不少通讯，这里收的仅仅是很小一部分。从一个角度来说，我在英国度过的那七年，不但物质上是他们最贫匮的时期，从艺术鉴赏来说，也很不巧：博物馆、绘画馆里的许多珍贵藏品都迁到安全地带了。为了空防，甚至电视也停掉了。然而作为一个民族，那是英国最伟大的时刻。当纳粹飞机对伦敦狂轰滥炸时，为了对残暴的敌人表示蔑视，他们在搬空了的绘画馆（坐落在市中心）里举办起午餐音乐会。外边高射炮叮咚齐响，大厅里钢琴家梅拉·海丝安详地演奏着萧邦和贝多芬的乐曲——是的，英国人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熟多了，懂得把贝多芬同希特勒区别开来。当少壮都上了前线时，中年人负起在轰炸中站在屋顶上了望的职责。警报一响，他们是井井有条地进入地下铁道的，时常看到扶老携幼、相互照顾的动人情景。我的住房一次中了烧夷弹。完全陌生的邻舍就把仅仅穿了睡衣的我背出火场。到了救护站，一杯热可可马上就送到我手里。倘若公民平时没有点急公好义的社会责任感，大难临头时争先恐后，只顾自己地乱冲，后果真不堪设想！
曾经有一次当警报在伦敦闹市响起时，敌机已临上空了。于是，人们恐慌地冲向地下铁道的入口处。在黑洞洞的阶梯拐角处，一个人被挤倒了，后边的人跟着一个个地被绊倒，叠成一个大人堆。警报解除后发现：左近并没丢炸弹，里边却有几十人因窒息而丧命。近来在北京，每逢看到有些年轻小伙子挤公共汽车的一往无前或排队“夹塞”时的剽悍，我就暗自担心，一旦发生战争，可怎么得了！
最难忘的是1940年5月关键性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当时我正在剑桥。清早一开门，满街都是从法国突围出来的士兵，有的倚墙半躺着，有的席地而坐，一个个满身泥泞。但是他们依然唱着军队里流行的歌曲来嘲弄蔑视海峡对岸的希特勒。
在危急时刻，这种气概，这种精神力量，对于一个民族的存亡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