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
四三年正当我在剑桥准备开始写硕士论文的时候，重庆《大公报》的胡社长作为中国访英友好代表团的成员到英国来了。他们还到我所在的那个古老的大学城来观光过。胡坐在我书室的沙发上，问起我的计划。然后沉吟了一下，替我出起主意：“你还差一年就可以得个硕士学位，可是学位对你有什么用场？当记者不需要它，当作家也不需要它。眼看第二战场就要开辟了，这可是千载难适的机会啊！”接着，他现身说法地追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欧洲采访的往事，一步步地把我的思路引到他这边来。他让我慎重考虑一下：是弄个空洞的学位，还是到西欧战场上去驰骋一下。
我确实为他的话触动了。首先，在剑桥成天披了件黑道袍扮演中古僧侣的生活方式就不很合我那好动的性格。当时我研究的是英国心理派小说，越研究越感到这一派的写法在艺术上是死路一条。事实上，我已经几次在同导师的讨论中讲出这个看法，那也正是我计划在论文的结论中所要表达的观点，说不定由于这种观点我就可以过不了关。另一方面，没能在本国的战场上跑跑一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一大憾事，在西欧当个战地记者也未尝不是一种弥补。
于是，我给了他肯定的答复。1944年6月，我就告别了那座恬静的中古学院，告别了我书室对面那座峻宇雕墙的教堂——它那深沉悠扬的风琴朝夕演奏着文艺复兴以来的宗教名曲；告别了碧水萦回的剑河和拜伦塘；告别了我时常去凭吊的古罗马城堡遗址，投身到风驰雨集的报业中心舰队街了。
我同纳粹的炸弹似乎颇有缘分。三九年冬天，他们没派一架轰炸机光顾伦敦，东方学院却疏散到剑桥。转年迁回伦敦，恰好赶上了有名的“不列颠之战”。四四年夏天回到伦敦，正碰上希特勒祭起他那两宗法宝——飞弹（V—1）和火箭（V—2）。所谓“无人驾驶飞机”成百上千乌鸦般地满天飞，日夜在头上盘旋着，随时俯冲而下。四〇年纳粹德国没炸断过泰晤士河上的一座桥梁，这回炸断了。我的住所也中了一弹。就在导弹四落的情况下，我请了三位助手，在舰队街挂出办事处的招牌，正式开业了。
除了每天往重庆拍发电讯，我这时期也写了不少通讯。有两篇我很想收进这个集子里，可惜四七年在编《人生采访》时，它们被我连同其他通讯一塌括子塞进字纸篓里去了。这次想复制，怎么也没查到。两篇都是有关中国海员的，这里就简略补记一下吧。
一篇写的是一位林姓中国海员海上遇到漂流获救创世界纪录的壮举。很少人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海员对那场反法西斯斗争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当时英国航运（也就是英伦三岛的生命线）主要靠三个港口：伦敦、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光利物浦一个港口就有两万名中国海员，在战争期间，将近两千人在服役中牺牲了生命。他们大多从事最艰苦同时也是最危险的工作：在船底舱当火头军。他们得成天忍受着烟熏火燎，船一旦出了事（从沉船比率可以看出大西洋上纳粹潜艇的猖狂），在船员中他们生还的可能性最小。
这位林姓年轻海员在一次沉船后，居然凭机智和膂力从底舱逃了出来，并且泅近一只救生筏。筏上的三名欧籍海员拚命阻止他攀上来。他终于还是上了筏子。几昼夜后，欧籍海员由于饥饿和饮了海水，相继葬身海底。这位中国海员听说过海水喝不得，怎么渴他也不喝一口。后来他想了个办法：从鱼尿泡里挤出过滤了的水喝。他靠捉鱼虾过活。每度过一昼夜，他就用大拇指的指甲在木筏边上刻个印子。他划了一百七十几个印子，始终没放弃生望。船是在葡萄牙海域亚速尔群岛附近遇难的。他天天在机警地了望着。终于有一天，他瞥见空中一架飞机掠过。他立刻举起筏上的手电筒，打出呼救信号。第一次飞机似乎没看到，飞走了。但是他耐心而机警地等着。他知道离陆地很近了。事实上，那时他已漂到了南美洲巴西的海域。飞机又一次出现了，而且这一次发现了他的信号。这样，他才遇救。
我在利物浦访问了这位面孔黧黑、神采奕奕的海员，深深为他的机智、沉着，对生命的顽强执拗所感动。四七年编《人生采访》时，可能因为这篇写得比其他报告更加粗糙，所以淘汰掉了。
另一篇是写一位海员为父报仇的事。
当国家地位低落时，在海外的中国劳工生活之悲惨是难以想象的。在取得受外国船商的压迫和剥削的资格之前，他们先得忍受华籍招工承包人的剥削和虐待。那些家伙实际上就是人贩子。一个想吃海员这碗饭的工人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找到工作。就业之前，得忍受种种非人待遇；上船之后，得拿出很大一部分工资去孝敬承包人。有一名海员在受虐待时进行了抵抗，于是，就被承包人推下海去丧了命。
被害者有个儿子。当时他还小，但他立志长大要为父报仇。后来他也当上了海员。船每到一个港口，他就打听仇人的踪迹，四四年，这个年轻海员终于打听出那个承包人已经冠冕堂皇地当上了利物浦中国海员俱乐部的什么主任。这一天，他就揣上匕首来到俱乐部求见。他们是在客厅里会面的。当场他就把匕首扎入仇人的胸膛，然后自首了。
我赶到俱乐部时，他已被捕走。客厅墙壁上溅的血迹还是鲜红的。
一二
领到随军记者证之后，我去置办军服了。生平第一次穿上棕黄色的军装，自是十分兴奋。我来回在长镜里照，边照边摆弄着那个绣了“中国：战地记者”字样的肩章，怎么也从自己身上看不出一点点英俊气概。
翻开战地记者证，看到那句“此记者如被俘获，须按照国际红十字会规定，给以少校待遇”时，心里还怦怦直跳，摹想耷拉着脑袋走在俘虏队伍中的情景。更糟糕的是，我从没穿过硬邦邦的马靴。刚走出大门，不知怎么一滑，就跌了一跤。我一边掸土，一边责备着自己：太不是军人材料了！
然而那套服装和揣在胸袋里的那个证儿可管事了。跨过海峡后，我就像吃四方的云游僧，哪个部队都有专门接待记者的联络官，吃、住之外，交通工具也便当。当我搭那条空军营救艇横渡英吉利海峡时，联络官问我会不会泅水，我说不会。这下他为难了。问我可不可以当晚去海滨突击一下，他保教。我告诉他说，我学了足有二十年，多少名师也没教会。他带着一种十分钦佩的神情朝我连连咂了几声，第二天还是让我上去了。怎么好意思不让伟大盟邦的西欧战场上唯一的记者上艇呢！
其实，战地记者离前沿总有好几英里，只能依稀听到隆隆炮声，踩上地雷的可能性要比被俘的可能性大多了。我不懂军事，一个东方记者也没有钻进司令部的门路。我只不过是去体验一下现代战争的气氛罢了。当时又不能从前线直接往重庆发电报，得由伦敦办事处转。记得第一次电讯次序在伦敦弄颠倒了，我深深同情渝馆翻译电报的同事。而且怎样从海外用英文打新闻电报，又便于译成中文，当时我也还在摸索阶段。
美军联络官在应付新闻记者上有一套十分高明的办法。除了实质性的消息之外，他们什么都肯提供。一次为了让我及时抵达一个地方，他们甚至为我开过一趟专机。那天我可有点泄气，因为原定飞机八点从慕尼黑开来，九点也没到。后来听说飞机摔到黑森林里了。又派来一架。上飞机之前我去同驾驶员握了握手，意思是关照他别把我摔到黑森林里去喂狼。握手时，我闻到了强烈的威士忌味。他帽子歪戴，两眼通红，爬上飞机时，我的腿真有点颤抖。
关于进入刚解放了的柏林，四七年编《人生采访》时没来得及补写，现在记忆已淡薄了，也不想再去尝试。有些情景至今仍留有深刻印象，特别是我踏着威廉街的废墟去希特勒的元首府那次。这个当年向大半个欧洲发号施令的魔窟，却成了搜集战利品的所在。我去迟了些，黑十字勋章已被捷足先登者拿光了，还是一个站岗的红军哨兵塞给了我几枚。不知什么人喜欢恶作剧，在希特勒办公桌上拉了一滩屎！另一情景是看到德意志这个民族复兴的劲头之大。在柏林市的废墟上，妇女——甚至儿童们都排成大队，传递着烧得焦黑的砖瓦。
波茨坦会议我也算是去采访了，并且和其他记者一样，跟三巨头同在无忧宫里住了几天。联络官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但“透露”的都是些花絮，诸如三巨头午餐席上的菜谱。对纽伦堡战犯，在开庭之前，同样让记者摸不到任何底细。倘若在西战场上我略有所获，那还多亏战后穿过美、法两个占领区做的那次旅行，这就是《南德的暮秋》那一组报告。
西欧战场，正如一切战场，表现了一个仿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方面，武器不精良必吃大亏；坦克装甲薄了一公分，就只好被打穿，不存在任何侥幸。另一方面，希特勒败于把宝押在那两件“秘密武器”上这一事实，也生动地证明了唯武器论的破产。战争归根结蒂比的是意志——不是司令官的意志，而是民众的意志；不是占上风时的意志，而是居于劣势——甚至处境危急时刻的意志。理不直，气就不壮；气不壮，则士气必不振。到了一定时刻，民众的意志就像决了口的堤坝，因为他们根本不晓得为什么而战。
在柏林，我那一组的记者们是被安置在汪希湖畔一位画家的别墅里。乘我去厕所的时刻，那位画家悄悄地走到我这黄皮肤记者身旁，腰弯着，头垂着，想用壁上一张水彩画同我换几包香烟。我问了他一声：你们为什么打这场仗？他显然给我问怔了。他若有所思地偏过头去，然后耸了耸肩头，茫然地把双手摊开，用沮丧的神情回答了我：不知道。
对于把不把《美国散记》收进去，我一直犹豫不决。这篇写得特别草率。用一个月的时间跑遍美国那么大一个国家，走马看花，只觉眼花缭乱，什么也没看到。我终于还是把它收进去了，因为在文末向四十年代读者讲的那段话，在七十年代依旧是值得重复的：不要只看到美国人的生活享受，更要看到他们的实干精神。
英国小说和戏剧里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就是门第和遗产。弃儿汤姆·琼斯的出身原来并不寒微，连牛奶场的女工苔丝姑娘也要摆摆家谱，同显贵攀攀亲族关系。也许哪一代远房叔祖给国王立下一笔战功，封了爵位；于是一门九族世世代代就都沾起光。《傲慢与偏见》以及复辟时期大量戏剧里的少爷小姐们，每人头上仿佛都有个标签，上面写明每年凭遗产可以不劳而获的数目。
四二年在剑桥正式入学那天，我和其他也披了黑道袍的同学一道走进大学注册部，在那里把自己的名字写入一个厚大的牛皮校友册里。头天晚上同学们说，明天你就将和英国大文豪密尔顿和拜伦同一名册了，我也挺兴奋。可是在填写那个校友册时，发现后边还有这么一项：“家族有何显贵人物。”我很想填上：“父亲看城门，舅舅卖白薯，姨父搬运工”，又怕人家以为我是在恶作剧，大煞风景，只好让它空白着。
相反，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总是个白手起家、裹着报纸在街头露宿的穷小子，凭着个人奋斗（公式是：坚忍不拔加发明创造）而出人头地：
不是变成百万富翁，就是当上名流巨子。在他们大量的传记文学中，从十八世纪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十九世纪的发明家爱迪生到本世纪的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以至红极一时的基辛格，突出的总是个人奋斗的过程。“个人”固是糟粕，“奋斗”毕竟还是值得一学的。倘若学美国的豪奢，再学英国的讲求出身门第，双料糟粕，那将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自尽。
一三
四七年深秋，我在家庭生活上遭到了不幸，那对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以致我急于离开上海。剑桥要我回去当讲师，但我不想再出国。于是，我慌忙在国内另找起栖所。在那方寸俱乱的时刻，我这个未带地图的旅人步子就更瞎了。
这时，杨刚从美国回来了。在她的指引和支持下，我参加了《大公报》的起义，从而在四八年也参加了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编译英文《中国文摘》。这就导致我在开国后最初几年同国内读者几乎完全失掉了联系。
由于编的是一个英文月刊《人民中国》，又兼任它的社会组组长，我曾为它写过相当数量的特写，然而都是面向国外读者的。土改运动在全国展开之前的一年，我就去了湖南。那里，在省、县、乡同志们的协助下，赶出一本描写土改过程的大型特写。我还参加并报导了妓女、旧警察以至乞儿流氓的改造，兴奋地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确实是最为宝贵的，不会轻易被当作垃圾或渣滓抛弃。在坚决铲除了特务间谍和南北霸天之后，党对人民内部做的工作既细致而又耐心。我们那个刊物着重向世界展示的是：社会主义天地有多么广阔，让巴西的知识分子，泰国的民族资本家和肯尼亚的小生产者看到：在这个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里，除了敌人，谁都会有前途。
为了填补集子中开国初期那几年的空白，我曾考虑过选那段时期为对外宣传所写的一些特写，其中个别篇也曾译成中文发表过，如登在《新观察》上的《费尔顿夫人体验了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但是以外国读者为对象写成的东西再搬回来，总归不会顺眼。那本关于土改过程的书出版后，曾立即被译成十一种文字。然而当它在上海《大公报》连载时，首先我就看不下去。味道也许有点像让一个英国人去读《灵格风》。
五三年我被调回文艺队伍时，我是极为兴奋的。三八年在昆明草草补写了《梦之谷》下半部之后，我就再也没摸文艺创作了。我渴望放下打字机能有机会拾起荒疏了十几年的那支秃笔。可是回到文艺队伍后，仍旧是编刊物，而且仍旧是同外文打交道。于是，个人的愿望同组织上的安排发生了矛盾，我苦闷起来，又是杨刚，她在漪澜堂茶座上指点我：在党为你安排的岗上，一定要安心。我按捺下来。
五五年郭小川同志代表党组织找我深谈过一次。我还是把自己那个愿望向他透露了。五六年春，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计划：去开滦三年，准备写那个煤矿的工人在二十年代进行的反英斗争。但是我并没能去成。集子里解放后的那几篇东西，主要是五六年“专业创作”那几个月里写的，而且大部分是同年九月那趟内蒙之行的产物。我是一个完全汉化了的蒙古人，能看到自己祖先栖居过的草原，看到本来只有一座破喇嘛庙的荒原上兴建起现代化的崭新城市，我的喜悦是难以描绘的。
七七年秋，姜德明同志一天把他中学时代省吃俭用购藏并保存完好的几本我的旧作带来，要我替他题跋。我在《人生采访》后面是这么写的：
写这些通讯时，我还不曾受过一天党的教育，因此，必然有错误。唯一想替自己辩护的是：对那段黑暗的日子我从不曾粉饰过，歌颂过。主观上，我一直是站在受苦受难者一边，用文字把他们的苦难如实地记录下来。然而我没看到一个不会有苦难的新天地。因此，充其量这只不过是一片哀吟而已。
解放后，除了五七年经反复动员写过批评性的文章之外，对新社会我一直是歌颂的。由于我目睹了也经历过旧社会的腐败和悲惨，我只能歌颂。
后来，我丧失了歌颂的权利。
最近有朋友惋惜说，不然的话，这二十二年你可以写出多少东西。我不这么认为。不管我这支笔多么拙笨，所有我的歌颂都是由衷的，也都是用我自己喜欢的形式和语言写成的。倘若我没有可能那样做的时候，我宁愿当一只寒蝉。
一四
动手编这个集子时，我曾试图把散文同特写分开。我发现至少我个人写的这些是不好分的。后来我才改用年代来分，这样，读者既可看到我学习写作的过程，也可从年代了解写作的时代背景。
区分诗歌同散文还是比较容易的。从形式不说，一个分行，另一个不分；一个讲求音节格律，一个不。但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要比形式来得深刻多了，重要多了。十九世纪英国湖畔诗人之一柯勒律治认为散文是文字中的精华，而诗歌是精华中之精华。差不多同时期的另一诗人则认为两者在内容上是无从截然区分的。在一定场合，散文可以含有大量的诗意；反之，诗歌倘若渗进散文气味，也会下沉并且化为白开水。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诗歌是比散文更为崇高的。
我对新旧诗体都一窍不通，并且很庆幸一直有点自知之明，生平从没写过一行诗，但我懂得尊崇诗歌。也正因为这样，每逢看到那种除了分行和押韵之外，在辞藻意境上同散文没什么区别的诗时，我就益发难以容忍。
我不但自己没写过诗，而且还曾给旁人浇过冷水。三五年刚接编《大公报·文艺》不久，我就这样答复过一位读者：
创作家是对人间纸张最不吝啬的消费者，而诗人恰是这些消费者中间顶慷慨的。像一位阔老，除去住宅他还要占一个宽大空白的花园，这自然会引人妒嫉。但是许多场合，这位主人是应享有那片空白的，因为他的内容毕竟来得更精密深湛，使读者首肯那空白不是浪费。在那上面，诗人留下了无色的画，无声的音乐。然而倘若一首诗连着排下去同分行隔开，在意象、气韵上并没有什么差别时，霸占一座花园别人哪肯服气！我知道你有的是火热的情感和奔放的想象。如果你还不相信自己已掌握了那种纯化现实的本领，连行写成散文不是更有些把握吧？
“连行写成散文”——我指的就是散文诗。我喜欢俄罗斯的一些散文诗，记得屠格涅夫有一篇写阿尔卑斯山双峰在时间的长河中的对话，每句相隔几个世纪。还是几十年前读的，至今犹有印象。
我早期有些散文往往带有象征意味。《破车上》写的是当时国家贫困落后的境地。《叹息的船》写的是全面抗战前，整个民族的瘫痪状态以及有些人对英、美的幻想，以为他们会出于“仗义”把我们从侵略者手中“搭救”出来。
在我的概念中，散文和特写还是应当有所区别：前者艺术性较高，着眼于创造一个完整的意境或形象，后者却比散文更贴近现实，因为它往往是新闻报导的副产品。举例来说，在《草原即景》中，我并不要向读者报导什么事实，而是想传达草原给我的那种如在茫茫大海中的感觉，以这浩无垠际的背景来衬托社会主义建设。写此文曾受到军事博物馆中罗工柳同志的一巨幅油画《井冈山》的启发。他那整个画面都是丛薄蔽翳、带烟萦雾的重岩叠嶂，只在幽谷深处露出小小那么一面红旗，看了却远比红旗飘满画面的效果要强烈。特写则实际上就是用文艺笔法写成的新闻报导。举《万里赶羊》为例。我没到过新疆，更未参加那次的赶羊。整个经过是由那位蒙族干部哈迪同志口述的。我主要的意图是把赶羊的缘起，一路的艰险尽量真实地传达给读者——真实对特写比什么都更为重要，因为感动人的不是文字，而是英雄事迹的本身。所以我从不为了加强效果而虚构什么。而且，解放前我的特写大都是职业文字。东西在报上发表后，倘若读者来信指出有不实之处，报馆被动，我个人也会砸破饭碗。就今天而言，当然主要是宣传效果问题。一旦掺了假，读者对它的真实性就要打个折扣，效果势必大为削弱。《万里赶羊》刊出后，《人民日报》不久就发表了一些读者反应。一位李少一同志写道：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从事豪迈劳动的各族人民子弟，应该受到人民的尊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敢于做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我仿佛看到在天山下，他们站在冰雪化成的刺骨的河水里，结成人墙，把一千四百只羊运到了彼岸。我感动得流了泪，觉得自己工作做得太少了。他们的行动为国家节省了将近五万元。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不畏艰苦的精神。
由于我出了校门后，主要从事的是新闻工作，反映现实生活的特写占这个集子的大部分篇幅。它们也几乎都是我十几年记者生涯的副产品。我认为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斗争中，这一文学体裁是值得大力提倡的。
我作记者之前，就先为自己的生活划了个蓝图，或者说规定了条航线：从开始我就有意识地把写旅行通讯当作日后写小说的准备。读者也不难从这个集子里看到我摸索的过程——今天我也依然在摸索中。譬如，写小说首先要学会写人物。我感到人物外形还比较容易着笔，用简约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性格对我一直是个难题。《爱狗者》是我试图从侧面画一个人的性格。
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界限，见仁见智，不是绝对的。契诃夫和曼殊斐尔的有些短篇小说并没有很复杂的情节，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侧影，甚至是一刹那心境的描述。我自己对这两种文学体裁有一个比较呆板但略易掌握的区分法。我认为散文可以记述一件亲身经历过的事，如朱自清的《背影》，也可以是想象虚构的，如《桃花源记》；而小说则必须带有虚构成分。本此，《浮生六记》不是小说，因为它是一段感情生活的追述。
四八年我曾凭印象写过一个****型的英国少女——这就是《珍珠米》中那个令我发窘的姑娘。这里，散文同小说的界限又不好分了。肯定会有读者认为应当把它看作小说。但由于它是我亲自经历的事，没有想象虚构成分，所以也收入此集。
在国内外，我都结交过一些画家。我时常喜欢观察、了解他们怎样构思。像为我画过《珍珠米》封面上那幅肖像的西班牙画家格雷戈里奥·普列托，同他一道在伦敦繁华街道上走路才尴尬呢！他对橱窗里的陈列品一概不感兴趣，但他一路上向我品评着周围那些行人的头部，而且一边品评一边还用手指指点点。忽然他会停下脚来，双手比成框框，眼睛向前凝视着——他是在考虑如何取景构图呢。
五六年我同已故女画家，《考考妈妈》的作者姜燕同志一道去内蒙访问。我从没见过像她那样辛勤的艺术家。从早到晚她画板都不离手。她总是在画，什么都画。在东锡林郭勒盟，我们碰上一场草原上的婚礼。
主人把我们几个陌生客人让进一座帐篷，立刻扛来一只整羊，递给我们每人一把刀子，并且请来一位名歌手为我们唱了起来。正当我们大吃大嚼的时候，坐在我背后的姜燕却在那里速写着那位女歌手的头饰；一边画，还一边注上各种宝石的颜色。
一个有志于从事文艺创作的记者，在采访消息之余，最好也象画家们那样经常在口袋里带个本本，随时随地写写生。四六年我之所以能在地中海上补记八个月以前的南德之行，就得力于这个多年来保持的习惯。
有的朋友能天马行空般地纵笔写出奇文。我不具备那样的才赋。在写作上，我一直努力做个勤勤恳恳、一笔不苟的学徒。由于一个时期曾研究过英美心理派小说，我确实读过不少怪诞作品。像爱尔兰那位乔艾思大师，他的作品甚至文字也多是生造的。在他最后一部巨著中，有一节描绘都柏林城郊溪水旁一群浣衣妇在嚼舌根，语言是用全世界江河的名字缀成的。当我在日内瓦踏访他的墓地时，我曾慨叹过：“这里躺着世界文学上的一个大叛逆者，他使用自己的天才学识向极峰探险，也可以说是浪费了一份天资去走死胡同，究竟是哪一样，本世纪是难以下断语的。”现在作为一种表现技巧，可以断言是后者。我对任何畸形的东西都不大有好感，它们对我的写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我的特写基本上是用文字从事的素描写生，艺术加工主要是在剪裁上。我从斯诺那里学到一条至理名言：冗赘散漫是文章的大敌。写东西非讲求点文字经济学不可。《伦敦三日记》其实是根据将近十天的日记压缩而成的，我穿过巴伐利亚省沿着中欧阿尔卑斯山直趋巴黎的那次旅行，事实上走了十八天，报告本身却只有十一天。我把一些琐节删掉了。当然，由于当时的认识水平，我删掉的也说不定是应当着重写一笔的。但是没法补救了。所有的日记、笔记、文稿、卡片，都已化为灰烬。总之，连报导也不宜有闻必录，何况还想让它比那流传得更久一些呢。
解放后看到朋友们陆续出散文集，我从未为之心动。我深知自己这些东西非珠非玉，而且一个没带地图的旅人，笔下误谬之处绝不会少的。这次敢于拿出来，既不是由于认为自己这些东西斐然成章，更不是在正误这个问题上有了什么把握；这只不过表示我对党的文艺政策所具有的信心。同时，恰好正逢新中国三十大庆，我才排除一些个人顾虑，想让新的一代读者在今天与昨天之间，有个对比；让他们通过我当时用粗线条所刻划的图景，看看旧中国是个怎样的烂摊子，看看那时天灾与人祸之间的关系，看看那时作为中国人的罹难，看看当时也标榜“革命”的反动政权把国家和民族地位糟踏成什么样子。有了这样一种透视，再看看今天，我们就会更加珍爱它。另外，还想让读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欧有点印象，看看一个恶魔般的法西斯政权，为一个伟大民族招致来怎样的凌辱与毁灭。
关于这种体裁的写作如果有什么经验教训可谈，那就是：要尽量克制——抑制好发议论的冲动。有议论宁可另外写成随笔杂文，尽可能不夹在描写中。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契诃夫。他从不把笔下的人物当作自己的代言人，也不使用“画外音”。尽管特写在艺术上低于散文，它也应通过形象来表达观点和思想。
我从不写理论文章，但在《大象与大纲》里，我曾试图用散文形式表达一下我的上述想法：文艺作品应当是通过形象来阐述作者对生活的观察及感受。我相信高明的手笔是能把议论溶到作品中去的。就文学作品而言，像法国的《红百合》（A·法郎士），美国的《白鲸》（H·梅尔维尔）以及易卜生和萧伯纳的那些戏剧。许多人赞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发的那些宏论，但我常感到倘若他能克制一下，或者另写一部《拿破仑战争论》多好！十八世纪中叶的菲尔丁就比他乖巧些。他也是位满腹议论的作家，在他那部共十八卷的毕生杰作《汤姆·琼斯》中，他把议论全部集中到每一卷的第一章中，不让议论打搅故事的进程，也算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种途径。
当然，我未收进的东西绝不仅仅是由于文体问题，主要还是今天认识到其中误谬之处更多一些。就是已收入的东西，我也抹掉不少原来发过的议论。袋中无地图，误谬是必然会出现的。写这些东西时，主宰我头脑的还是一个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一五
这里，我要做一件不大时兴的事：向自己的爱人表示一下谢意。不时兴，然而我认为十分应该。因为五十年代后期，中国有这么一批可敬的女性——和男性，当她（他）们的生活伴侣在政治上遇到坷坎时，她（他）们由于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明确的认识和比较坚定的信念，又能置个人荣辱得失于度外，就并没有离婚来“划清界限”；她（他）们还竭力使受到挫折和打击的人依然看到曙光，并且让无辜的子女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中继续成长。文洁若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现在，通过向她鸣谢，我同时也向当时和她处境类似的男女同志致敬。
自然，这个集子之所以能和广大读者见面，完全是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而认真的贯彻、执行和落实党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落实政策这一英明措施的意义远远超出个人待遇的恢复，甚至也超出国内的安定团结；这是在世界范围内，为社会主义这金煌煌的四个大字恢复名誉。
辨别真假社会主义不是件容易事。半个世纪前，连希特勒这个歹徒也曾以社会主义者标榜过自己。什么是社会主义？它包含哪些内容，从未钻研过地图的我是没有资格来置喙的。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作为这个星球上的一个人，我确信这个距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仅差一步的社会主义，不会是阴森可怕的，更不会是血淋淋的；它同民主自由、同个人幸福并不相互排斥、誓不两立；不应当把普通人所向往的这些东西全部划归资产阶级的专利品。那些把社会主义同窒息和枷锁、甚至同原始拜物教之间划等号的人，才是应受到万众唾弃的千古罪人。
今天，我们敬爱的党在领导着大家奔向的社会主义将带来的是解放，是幸福。我衷心拥护这样的党，这样的社会主义，并愿为之工作到最后一息。
1979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