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一
1929年的冬天特别冷。开春了，道边的枯草都已在返青，可是圆明园废墟上断垣乱石间的积雪却还未化尽。经两家大学来此散步的青年们踩过的隙缝里满是灰色斑纹，乍看象是镶了碎块的大理石。半亩园旁升起袅袅炊烟，佛香阁背后的玉泉塔衬着淡蓝色的云天，显得格外玲珑可喜。
两个青年踏着芜蔓的草丛在激烈地争辩着。
女的用浓重的湖北口音在严厉地责问道：“这么重要的理论书你为什么看不下去？不忙还我。你还是拿去，硬着头皮也要看。朋友，这不是本随随便便的书，这是革命真理！”
说着，就把一本封皮已满是皱纹的书朝对方塞去。男的勉强接了过来，嘴里嘟囔着：“那么老长的句子！多绕嘴，多抽象啊！我就是看不下去，比方说……”
两人争辩得越来越不冷静。男的嚷道：“理论，理论，充其量只不过是张地图。它代替不了旅行。可我要的是体验这个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随你这个书呆子念地图去吧！我嘛，我要采访人生。”
“不带张地图？”
“对，没地图照样可以走路，而且更不平淡，更有趣，更富于……”“你会掉进深渊去的，或者在茫茫的生活森林里迷了路，给狮子老虎吃掉！”
“没关系。反正只有一辈子好活。掉进深渊——深渊就不该去体验体验？既然总有死的一天，狮子老虎肚子里不是比埋在黄土里还暖和吗？”
他一边这么扯皮，一边顺手抄起一块卵石，嗖地一下朝远处抛去。
石头落处，惊起一只叫不出名字的大鸟。它呼扇着翅膀贴着地面飞走了。于是，他就撒开腿追了过去，一心想掏一窝鸟蛋。
她气鼓鼓地在后边骂着：“你真是一匹野马……”
两人间多少次争论都是给他这么一阵顽皮打断了的。
那女青年是燕京大学英语系的学生杨缤——后来改名杨刚，男的则是我自己，当时由于没有文凭，进的是国文专修班，打算两年后混张文凭同《梦之谷》里那个大眼睛的潮州姑娘去南洋。当时我刚从南国回到古城，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遇到杨刚，一见面她好象对我就很了解。
相识以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那时学生会的交通部在办着一种校内邮政，一封封书信在男女宿舍之间来回穿梭着，里面装的无非是些罗密欧同朱丽叶式的对话。但是我同杨刚的信（保存了一大包，全部毁于1966年8月的一场火灾中），装的却是别外一种内容：从对人生观的探讨到各自读书笔记的摘录。她在信里总是引导和督促我学点革命理论，而我则满纸净是“漂泊”呀“流浪”呀的字眼，抄录的诗句不是出自苏曼殊、纳兰性德就是拜伦和雪莱。那时我迫切要求的不是去分析生活，理解生活；一心只想投进去，当一个“百代之过客”。
一晃整整过了半个世纪。动手编这个集子的时候，首先浮上心头的一幕就是当年我们之间进行过多次的关于地图的辩论。我倒幸而没给狮子老虎吃掉，深渊可还是伸下过一只脚。这一生如不是有象杨刚、巴金、柳杞、孙用等多少位诤友的关注和指引，路走得还要瞎。个人走瞎路事小，人是个社会动物；这是我在起步的时刻所没想到的。
不，地图不能代替旅行。然而在人生这段旅程中，还是有一张地图的好。
二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十八岁以前，往南只到过艺人拳师在席棚底下各显身手的天桥。
1928年冬天的一个星期二，我以闹学潮的罪名给崇实赶了出来。那晚，我夹着个蓝包包（我的全部财产）拍香饵胡同一个张姓同学家的门去借宿。接着传来一个险恶的消息：说我上了市党部的黑名单。一个高个子的潮州籍华侨同学跑来悄悄地问我：敢跟他去广东吗？连一丝牵挂也没有的我，有什么不敢的。于是，星期四我就又夹了那个蓝包包同他进了东车站。火车朝南奔驰着。啊，原来这就是黄河！接着是更惊心动魄的长江。不几天，出了吴淞口。呀，多么腥咸，多么蓝，多么无边无际的海哟！我兴奋得象是灵魂出了窍。可是黄河边上破破烂烂的棚户，下关成群的乞丐，朱葆三路旁脸色青癯的雏妓，租界里抡着棍棒的洋警官以及黄浦滩上挂着星条或米字旗的炮舰，也在我心灵上深深地留下了阴影。
我终于在汕头落了脚，在美丽的角石——面对大海的半山坡上一家学堂里，找到一个凭喉咙换饭吃的职业。尽管我的潮州话讲得“零落”，我一直把那里当作我的第二故乡。它是我流浪生涯的第一站。而且就在那里，我第一次尝到恋爱的滋味——或者不如说苦味；懂得了在现实生活里，两人相爱并不就能成为眷属。她也真挚地爱上了我，但是一只大手硬是把她攫了去。那只大手是江电船的老板，长途汽车公司的大股东，她教书的那家小学的校董——更重要的是，他是“市党部”的什么委员。是初恋，也是脆弱心灵上一次沉重的打击。
1934年在一篇自述里我这样描述过这段时期：“及至我再回到故乡时，在性格上我已成了个十足病态的文人——虽然文学是什么我也摸不清。曾有一位好心的女人目睹我堕落的状况产生了惋惜，她决心把我拉到革命战线上。她懊丧地失败了，但她那堆信说服了我浪漫之不当。……我仍想用漂泊来解脱不愉快的现实的包围，但滚着的石头沾不上青苔。于是，我又设法把自己按住，如一个电话接线生那么专注地工作。”
“女人”这个字眼用得太不敬了，那指的是杨刚。在她的帮助下，我从感情的漩涡里拔出脚来；靠假文凭混进了大学本科，并开始对写作认真起来。更重要的是我这样修改了自己对于地图的观点：“学社会科学不见得就理解社会，因为那至多是幅地图。能按图去观察实际生活才是创作最好的准备。”然而我并没认真把地图放在心上。
说起写旅行通讯，我应该感激一位孟姓朋友。他是平绥铁路的货运员。在当时，这个职业给予他一种便利：可以捎上一个免费的乘客。有两个暑假我都曾随了他往返于北平与包头之间。
说来真是阔气！我们坐的可以说是“专车”——在铁路上叫作“守车”，是挂在一列货车尾巴上的那种有两个小窗口的闷子车，车厢里只有我们两个。守车外边挂着盏红灯：前头的司机只要看到红灯在，就可以放心路上并没甩掉一辆车皮——那时候路基不稳固，车辆也衔接得不牢靠，有时火车头跑着跑着会丢掉几节车皮的。
守车里空空荡荡，只有两条板凳。车行进时，白天我们就聊天，或者席地下跳棋；要不他蹲在车厢角落里算帐，我伏在车窗口观赏塞外风光：凋敝不堪的村舍，形容枯槁的农民，和一望无际、五彩缤纷的罂粟花。晚上，我们就裹上点什么，各自蜷在地板的一角，透过地板裂缝里可以瞥见发红的煤屑掉到下面轨道上。
每到一站，朋友就把个铅笔头往耳朵上一夹，拿着一叠货单下去办事了。遇到货车需要停上半天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进城去兜个圈子。我最早的一篇特写《平绥琐记》就是这种免费旅行的收获。
1956年秋，我随文艺界代表团访问内蒙时，又走过那条铁路了。当年的罂粟地里长起了茂盛的高粱和玉米，当年行人夹在驼群骡马间走的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姑娘们穿着洁白的工作服，脚步轻盈地在织布机之间跑来跑去。我想到了关于地图的争论。没有地图，绚烂的理想是不能变成现实的。
三
早年，当旁的孩子们在上代数几何时，我却坐在地毯房的长条板凳上吸着羊毛屑，织着波斯图案。所以科学的大门早就对我关闭了。文学呢，我同样没有根底，所以那个国文专修班念了一年就再也混不下去了。“写《文艺思潮》得请文学博士，然而写人生的，却什么士也不需要。”那时我是这么安慰自己的。
大学最后两年，我从文学系转入了新闻系。当时的逻辑是：“希望目前这点新闻训练能予我以内地通讯员一类资格，借旅行和职务扩大自己的生活视野。如果在经历中我见到了什么值得报告给大众的，自己纵不是文人，也自会抑不住地提起了笔。倘若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经充当了一名消息传达者。”
然而我讨厌那利用顾客心理上的弱点来招徕的“广告学”，对于怎样无孔不入地抢“独家消息”的采访术我也听不下去。这样，我就旷着本系的课，却去旁听文学课。
那时我已经开始给《大公报·文艺》和《水星月刊》写小说了。教“特写”课的老师斯诺总向我强调新闻同文学并不是两码事。“你可以说前者是摄影，后者是绘画；难道你不能从摄影里学到点取景的角度，学到明暗的对比吗？更何况两者的素材都离不开生活本身呢。”他讲到狄更斯、萧伯纳早年的记者生涯，还要我读一篇描绘一条巨轮在太平洋上沉没的特写。他说，作为消息来报导，也许五十个字就交代了，然而作者用大量的细节渲染了甲板上极度紧张的气氛，刻划了各种乘客在惊慌中的神态和心理。“这不就是很好的文字写生，是写小说多么好的准备！”
这就逐渐明确并且坚定了我的生活道路：“我的最终鹄的是写小说，但因为生活经验太浅，我需要在所有职业中选定一个接触人生最广泛的，我选中了新闻事业，而且我特别看中了跑江湖的旅行记者生涯。”
每到临近毕业时际，系办公室里就出现一些新面孔——都是什么通讯社或报馆派来在毕业生中间物色人才的。时而把某人叫进办公室，时而故意在走廊上拦住你谈上几句，边谈边滴溜着眼睛上下打量着。
我幸而没受到这种品评。由于1933年就开始给《国闻周报》和《大公报》写稿，在距离毕业典礼前的两个月光景，我的位子早就定了下来。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杨振声老师约我去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天津《大公报》的胡霖社长。当场就说定：六月十五日行完毕业典礼，七月一****就将成为该馆的工作人员，编副刊。那位矮胖、近视、十分精明的社长问我有什么愿望和要求，他指的大概是薪金之类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希望编副刊之余，尽可能有机会接触一下社会生活。
也许“社会”那两个字用得不当。
进馆还不到一个月，胡社长有一天要我去法院帮本市版采访个案子。什么案子现在已记不起了，只记得那是在河北的一间阴暗发霉的大屋子里。我被领进“记者席”时，发现一个矮瘦的中年人正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面孔很熟，可又说不出在哪儿见过。他仿佛也有同感，所以就相互点了点头。
我专注地四下张望起来，暗自琢磨着：那个穿长衫戴着金丝眼镜翻看案卷的大概是律师，站着警察的也许是被告席吧。如果有一天写小说需要法院作背景，这不就很现成吗？所以自己心里满惬意。
当时的天津大公报馆设在法租界电力厂对面，濒临流着污水的墙子河。过河，就是一座雏型的巴黎圣母院。编辑部在二楼，是有点象篮球场那么一个长方形的大房间。楼下是机器房，对面也是机器房，所以四周总弥漫着煤屑和机油的气味。一进门的长条桌子是要闻版，然后就顺序排了下来：每张桌子代表报纸的一个版。副刊——我那张桌子，同本市版相隔不远。
回到编辑部我才发现原来矮瘦的中年人是本市版的一位同事。我刚兴奋地走过去想告诉他这次采访多么有意思，坐在要闻版的胡社长就赶过来了，对我说：“你写你的，他写他的，不要商量。”这样，我把副刊发完之后，就动手写起法院的报导。
第二天，本市版登出的是我写的那篇，而且，那位矮瘦的中年人没几天就从大房间里永远消失了。我听到宿舍里人们在议论：《大公报》
这碗饭也好吃也不好吃：看你有用，年终可以发你三个月奖金；要是淘汰起来，它也一点儿不手软。
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我那次的采访曾造成另一位同事的失业。我感到恶心。首先，我恶心我自己，也恶心这种借刀杀人的手段。
我怀着抗议的心情去找胡社长了。我说，在来今雨轩您可能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希望接触“社会”生活，但我并不想在本市采访。我想去外地。他问我能编出够半个月用的稿子吗？我说，一个月都行。
他透过深度的近视镜向我笑了笑。然后，就揉着他那胖胖的下巴站了起来。
四
我的旅行记者生涯是从报导水灾开始的，这就是《萧乾散文特写选》中《流民图》那一组文章。
整个三五年的夏天，那个长方形的编辑部各个版几乎都在为水灾忙着。每天早晨打开报纸，大标题不是某处决口水势下注，就是什么堤坝崩溃洪流泛滥。画刊上满是露着树梢或屋顶的汪洋大水，偶尔还有求救的枯手从水面上伸出；更可怕的是捞上来的成堆成堆的尸体。社论呼吁着“治河是急务中之急务”，然而要闻版上却是什么“剿匪捷报频传”。社会上各赈灾团体在广告版上用最动人的话语呼吁着捐款：“一块钱掷下来就是一具救命圈”，“狂流卷去了他们的爸妈，栖在树杈上啼哭着的孤儿们向你乞讨”。画家们办起赈灾画展，体育界搞起“义赛”，戏剧家也举行着“义演”。这些广告是呼吁，也是抗议——抗议在南京的那个所谓“政府”，它只会打内战，不顾老百姓死活；并且竟然还假借赈灾名义加征赋税！
我挥着汗，呼吸着对面电力厂的煤屑，坐在办公桌前拆着大堆大堆的读者来信。当一个读者在信里问我什么是他的“出路”时，我以悲愤的心情这样回答了他：
“什么是他的出路呢？”我自问着。这惊动了我左侧正译着报告江河水位电报的同事。“已经淹没了二十几个县了！”他回答我。我愕然。这又惊动了对面一位写着本市凶杀案的同事。“穷得没办法么，怎么不杀人！”他摇着头，写着满是血迹的新闻。一只粗大多毛的手[指墨索里尼]在欧洲伸出来了，扬言要统治另一个弱小的但是倔强的民族。我丢下了这支笔。我不能写了。什么又是一切人类的出路呢？朋友，我问你。
一天，社长把我叫到他那小房间里去，那儿已经坐着一位长脸庞、身材瘦削的中年人，谈吐十分爽快。经介绍，知道是画家赵望云。社长微笑着对我说：“这回可真派你去内地了，同望云去鲁西灾区。他画，你写。借你们两位的文字和艺术功夫来推动赈灾工作。看怎么样？”
几天后，我们就一起在兖州换车来到被大水包围着的济宁城了。在报上看到过“水政分歧”四个字还不大懂，下车之后才明白：原来由于国家实际处于无政府状态，各省都力保自身。鲁西为了摆脱灾情，就夤夜决堤毁坝，想把水往苏北放；面对险势，苏北自然也不答应。于是械斗了。“水政分歧”原来如此血淋淋！我在《人生采访》中，曾写过一点感想：
城是为大水围起。人们是成千上万地冻死饿死。我住的客栈里却有官老爷大叫条子；随着又是猜拳又是清唱。我第一次明了人与人之间是横着怎样深的一条鸿沟。……那时，政府忙于剿共，水是自由地泛滥着。各省，甚至各县，都只为了保护自身而筑堤。所以山东抱怨江苏故意把水堵在鲁境，江苏则责备山东夜间武装破堤。我恍然发觉中国吃尽了中央集权的亏，却分享不到一分“通盘筹划”的好处。横跨全国的一条大河，怎能由地方来局部处理呢？
现在认识到，这个问题问得实在幼稚无知。
五十年代当一系列治河的巨大工程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时，我才明白：只有政权在人民手里，才会那么认真地为自己除害。我把《流民图》中这几篇收在这里，主要是希望新的一代不要忘记在人民未当家作主之前，国家是个什么样子。
为了鼓舞望云和我的士气，天津报馆不断给我们写信，说我们的东西登出后，捐款怎样显著地在踊跃起来，有时还附来一两封读者来函，以资证明。画笔稿纸竟能创造出赈款，我们自是大感开心。
这次采访，一路上同望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是河北南部束鹿县辛集人，出身寒苦，是当地一位王西渠先生资助他学的画。他厌恶城市，平素总呆在农村，所以他画的多是农村景物。只有在开展览会或像这回应邀写生采访时，他才出来一趟。这个集子里的《破车上》就以他的家乡辛集为背景。对这次采访，我们共同有个体会：文字也好，绘画也好，都是可以拿来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并且相约以后要以民生疾苦为笔下的题材。
可惜苏北之行他未能参加，是我一个人去的。陪我看水情的那位邳县县长一定要我同他一道骑马观察。不像同事范长江，他曾骑着马驰骋大西北；我连驴子也骑不好。然而那位县长出于好心，非要我骑上去不可——还一边拍着马背，说它可乖了。我们走的是条很窄的路，一边是运河，另一边是淹没的田地。我只顾四下了望，观察水势。忽然，只觉得马身扭动了一下，我就扑通跌了下去。我一向不会泅水，幸亏县长及时地跳了下来，把我从污泥里拖出。
五六年随作家代表团访问内蒙时，不会骑马又造成很大的不便。锡林格勒盟的盟长为了让我深入一下牧民生活，特意用他专用的吉普把我送下蒙古包。
五
采访完鲁西水灾，望云约我陪他去泰山看看冯玉祥将军。
由于气候关系，我们并没看到有名的日出景色，然而却看到一位半在野军人的生活。
在未见到人民解放军之前，冯玉祥的“西北军”是我心目中最好的军队。他班师回京赶走宣统那年，我好像还是个小学生。当时心坎上就觉得他“干得脆”——既然“民国”了，凭什么还在城中之城留一个皇帝！他的士兵胸袋上都缝着一块长方形的布条，上头写的仿佛是“不害民，真保民”。他把北京的鼓楼改成了“国耻楼”，里面陈列着五卅惨案时英帝国主义枪杀上海工人的照片以及示威学生的血书。他把地坛改成公园，并且在地上用山川湖泊种种模型制成一个世界平面图：有棕色的高山，蓝色的海洋，还有驶在轨道上的小火车。从比例上看到中国之大，日本之小；从那些“英属”“荷属”的小木牌看到多少民族仍在受着奴役。
我后来在旅行途中，时常回忆起那个模型，因为我是从它上面第一次见到阿尔卑斯山、落基山和莱茵河、密西西比河的；它最早给了我一点地理知识，也最生动有力地唤起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对殖民者的憎恶。
在泰安一下火车，将军已经派人来接我们了。从山脚参门登山，走了好半晌才来到将军在半山的住所。现在只依稀记得山坡上有几座相距不太远的洋房，一处挂的牌子仿佛是“冯玉祥国学研究所”，里头堆着不少线装书；另一处叫作“冯玉祥科学实验所”，桌上放了许多瓶瓶罐罐。是不是还有旁的所，现在记不起来了。当时的一个感触是：一座名山给他一人占了，什么都打上了“冯”字标记；另一个感触是：当许多旧军阀把钱花在酒色上时，这位武人却在钻研着文化，毕竟还是难能可贵的。但更可贵的是：当******对侵略者深作大揖，坚持枪口对内时，这位身材魁梧、穿了粗蓝布短袄、一身农民打扮的将军，却毫不避讳地同我们大谈应该组织民众，积极准备抗战。
临别时，他赠我以他来命名的那个研究所出的一部《古今诗集》（书名已记不准确了），里头选了从汉魏唐宋以至民国的诗人，冯玉祥的名字也列在那些历代诗人中间。在翻阅时，书里忽然掉出一个东西。捡起一瞧，是一张将军给士兵剃头的照片。
在下山途中，我就对望云说：一定得找机会专程来拜访这位将军一趟。为什么说冯玉祥当时是“半”在野呢？那时他名义上是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头衔大致是这样），其实并没有兵权，那只是为了把他安抚住。于是，将军就在这座名山上建造起他的“学术”世界。可是******仍旧放心不下。三六年初吧，就还是把冯将军接到了南京。不消说，拨给他一所华丽的官邸，可是也更便于监视了。
那年三月初，在得到报馆同意之后，我就到南京冯公馆去访问了。那天他大概已接见了不少宾客，声音有些沙哑，但是他的眼睛仍那么炯炯有光，讲话时神情始终是亢奋的。
那时一二·九事件刚过去不久，许多同学仍然关在宋哲元的牢房里。因此，我首先问他对华北学生救亡运动的看法。我说，南京这里有人指控学生是有背景的。他气愤地说：“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我们国民自发的救亡运动，正是民气蓬勃的表现。”
关于在游行示威中被拘捕扣押的学生，他说：“这一年来，不晓得有多少纯洁的青年学生由于政见不同遭到囚禁。这些青年对国家富有热情，对解放抱有信念。政府（指******）不应该让他们长期困在监牢里。”
当时由于新文字运动是进步人士倡导的，南京那批党棍也一直恨得要命，唯恐实行起来民众更加觉悟，他们的摊子更不好维持。在泰山时，我曾看到冯的书桌上放着一本讲拉丁化文字的书，估计他对这一运动可能也是同情的，就请他发表点看法。他说：“欧化文字构造复杂精密，适于学术思想、著述。文艺还是应当尽量接近大众。汉字拉丁化用法简易，便于学习，对大众是最实用的文字。”
那次访问中，将军主要谈的却是他对组织民众，准备抵抗侵略的看法。他谈得慷慨激昂，一点没有由于身在南京而有所避讳。有时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下叉腰，一下摇晃着拳头。这部分谈话占我那篇访问记的大半。
文章在南京旅次写成后即寄津馆。我的通讯稿一般是寄到就登的，但这一篇却压了好几天，而且是删成一小块掖在第四版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更令人沮丧气愤的是，关于抗战那一部分被砍得一点痕迹也没有了。这是我在新闻工作中第一次遭到的打击。四四年至四五年间，从伦敦寄回的有些通讯通篇未能登出来，如关于国际上对戴笠特务统治的抗议。在那样的年代里，一篇通讯也不知道得过几道关口才能和读者见面！
三六年四月间调到上海去筹备沪版《大公报》时，一天偶然遇到了斯诺——那时他已从老师变为我的同行了。当他问起我进《大公报》一年来的情况时，我就把访冯这件事说了。他仗义地说，我来替你弥补一下。那时他正担任伦敦一家报纸的驻华记者，我写了封信介绍他去见冯将军。
冯什么时候和怎样接见他的，我完全不了解，只是一天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纸见到这样一条消息：日本外务省向南京抗议，说冯玉祥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竟然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不友好”的谈话，煽动反日，表示强烈抗议，并要求赔礼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