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因途中被琐事延误未能赶上当次列车,买好的车票作废,他十分心痛,硬是靠在站台上为用户背砖,把车票钱赚了回来。
另一次他押运的物资卸在站台上,一时没有汽车来拉,他在露天货场一面看货,一面当小工帮人装卸车挣钱垫付了站台占用费。
为了在庆祝国庆十周年之际,改善一下群众生活,去年秋天他到胶东半岛采购,为了找到门路,他先去在北海舰队任上尉军官的胞弟那里说明来意,让他帮个忙,他弟弟见他的肩上扛着一个大提包,硬让他打开,看到里面装的是煤油炉、大豆、杂粮等,几乎背着一个伙房出差,简直像当年行乞办义学的武训一样。见此情景,他弟弟叫了一声:“哥,你一一”一时间哽咽落泪,相对无言……此次胶东之行,吉子实以极低廉的价格买得不少咸鱼干、海带等干货;另外,还在某卷烟厂买得不少被列为“皮、角、下料”的烟丝,各种物资合起来装了一个车皮直发西河堡,给场里过节解决了大问题。
时下物资短缺’他每次外出熟人们让他买这买那,他都尽量给予满足。有时候,费了老大劲买回来的东西,托付者嫌成色不好,不愿意要了,使他吃力不讨好,垫付过几许冤枉钱。一年多下来,公私账搅在一起,短款一千多元,吉子实背着妻子将仅有的存款全部取出来垫了乱账窟窿。
“照我说,人家这才叫大公无私,比那些赶浪头、唱高调的人强多了,让人佩服!”范希良对吉子实由衷赞赏的同时流露出几许愤世嫉俗的情绪。
“老吉这人,不光是工作、劳动踏实能干,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好人!”曾源颔首赞同范希良的观点,一幕幕往事浮在心头:
初到文化干校买饭票与吉子实发生“顶牛”,别开生面的结识,成了不打不相识。
在那个月色朦胧的黄昏,如歌似酒的初恋中,离人泪,心欲碎,却遇吉子实夜色中送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祝福,令曾源和林若萱一对情侣备感人间真情。
一—“肃反审干”运动中,他受人诬陷,坦然以对,从不怨天尤人。
农场草创之初,他一个人包揽场部后勤杂务,白天下地劳动,夜晚灯下理财,实非常人所能。他被发展为建场后的首批党员,并荣获“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实属合理所归……曾源喃喃自语:“老吉这人吃亏就吃在办事太认真,心直口快,得罪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唉!性格就是命运啊!”不知不觉中他将自己的命运与吉子实的遭遇联系在~起。
“我实话告诉你吧,老吉是被场部叫去交待问题去了”范希良一仰脖子把瓶子里剩下的一两多青稞酒喝干,不住地咂嘴、摇头。
“咋了?”
“咋了?一说了真话,惹出乱子了呗!”范希良带着愤愤不平讲述了吉子实的遭遇长期以来吉子实一直从事农场的粮食供应业务,跟县粮食局的很多人熟悉。去年秋天他在县招待所碰到粮食局的一位熟人,谈及本县粮食储备情况,那位同志压低声音告诉他全县粮食库存维持不了三个月。你知道就行了,可别告诉别人。”回到场里,有一次开学习讨论会,联系实际发言,他忍不住把粮食局那位同志给他交的“底”端了出来,说:“全县粮食库存吃不到三个月,还说形势大好,这就不是实事求是—…”触及当时最敏感的“粮食问题”并且敢于同上面唱反调,就这样在反右倾运动中他被抓了反面典型。偏偏他老婆那边又出了事一有人揭发他老婆用15斤粮票跟老乡换了一只鸡,罪名是“违反粮食政策”,她男人吉子实管过粮食,她的粮票来历有问题。他老婆胆子小又有病,平日里省吃俭用从牙缝里省下来的一点粮食偷偷拿出来换了一只鸡,打算给两个营养不良的孩子补补身子,没想到会招来大祸,连病带吓,一命呜呼,荒滩上添了一座新坟。吉子实把两个孩子送回老家,托付给他的姐姐抚养,回来后,便被单位以“反对党的粮食政策”的罪名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吉子实栽跟头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得罪了一位惹不起的女人,当时此人任场部幼儿园园长,自恃是场党委书记夫人,多次假借“照顾孩子们”的名义,要求主、副食供应方面的特殊待遇,却遭到吉子实的拒绝,碰壁而归,由此而忌恨在心。
范希良说枕头风下岂无冤情,得罪了这个女人,招来横祸的不只是吉子实一人,你回到农场,用不了多久就清楚了。”
曾源回到农场未出三天,有意无意的“快讯”接踵而来。
吉子实被正式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除党籍,撤销采购员职务,下放三分场二连当炊事员。
高强定性为“右倾思想严重”,开除党籍,下放砖瓦厂背砖。其所依据的“事实”仅仅是他讲过“吃不到点心是因粮食紧张,吃不上带鱼难道是海干了?”
农场里大多数职工都曾在部队上干过多年,当兵吃粮,从不为吃饭操心。实行“四大制度”之后,军官灶想吃啥有啥,到农场后不大讲究了,但好赖总得让人吃饱肚子。供给关系移交地方后每人每月供应二十五斤粮,天天挨饿,“独木桥”不知要走到哪一天才能熬过去?“形势大好”,肚子不饱,使很多人想不通,发牢骚,讲怪话,被视做“反对三面红旗”,“反”出来的“右倾”大都与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有关。
还有两位曾源的故友于“反右倾”后期被迫离开原来的岗位,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位是场党委秘书兼机关党支部书记王朝骏,说法是“党委批准个人申请退职回原籍照顾重病在床的老母”;另一名属于“工作调动”—一将原任场部子女学校校长的梁益民调任西河地区的一个小分场当“校长”,虽然都是“校长”,后者比前者规模小多了。两人都牵涉到李玉发老婆的入党问题,当时王是支部书记,梁是组织委员。李玉发老婆张月娥是个虚荣心、忌妒心极强的人,在群众中声誉不佳,在支委会上讨论是否将其人党申请交付支部大会讨论时,王、梁二人均持否定态度,此事被一位爱打“小报告”的支委泄露给时任组织科副科长的左德恒,结局是王、梁二人被调离岗位。之后由左德恒出面“做工作”,张月娥顺利获得党票。
曾源回到农场后,被分配在政治处打杂兼出不定期的油印小报《跃进报》。为了照顾其常加夜班写材料的特殊需要,让他住进了只有两个人的集体宿舍。同室的另一位是从四分场调来不久的行政管理员张长喜,负责机关工作人员的出操站队、下地劳动诸事。他的家安在基层,人很随和,杂事又多,白天很少来宿舍,晚上没事的时候,骑一辆破旧自行车,穿过一段戈壁滩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第二天起个早赶回来还误不了出早操。这种局面给了曾源清静、自由和某种求之不得的宽松。
曾源回场后的第二天,是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阳光灿烂,空气清新。1时左右,曾源走出房门,想找个地方晒晒太阳,活动活动腰身,无意中发现在他的宿舍背后西南角那间干打垒宿舍门口,一位中等身材,两鬓华发,面目慈祥,年约五十出头的老人,正在晾晒刚刚洗完的几件内衣。老人穿一身黄呢子军服,一望而知他曾经是一位团以上军官。他是何人?在场里担任什么职务?曾源向一位熟人打听后方知此人便是曾任西北军区进藏部队政治委员、中共西藏工委常委,曾亲率筑路大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成青藏公路的大功臣吴远成少将,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军内外报刊早年曾多有报道。这位当年叱咤疆场,闯过“生命禁区”的老将军’如今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黑干将”,开除党籍,发配到地生坑大滩,给了个“红星农场”副场长的头衔。
曾源心中不禁涌动莫名的苦涩。此后他常看到老人或手拿扫帚自扫门庭或在太阳底下闷坐,显得很孤独。
曾源回到农场的一段时间内,有一种沉沉的失落感挥之不去。他想到两年前,年轻的战友们满怀激情,离开省城,踏上征途,冒着漫天风沙,向困难进军,向荒滩要粮,那是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圣洁!曾几何时,这被开垦的处女地似乎变得十分陌生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上失意者的“流放地”。原先革命色彩很浓的农场,成为某些当权者及其附庸们的领地和乐园,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仍把“革命”二字喊得震天响。想到这些曾源忧心忡忡。另一方面,好人吉子实被发配新疆劳改,高强到砖瓦厂背砖,王朝骏郁闷还乡,梁益民离开场部;还有这位在修建青藏公路时立下大功的吴远成将军,如今与他近在咫尺。“同是天涯沦落人”,但他们追求真理矢志不移,他们依然相信党、相信未来;相比之下自己眼光太短浅,感情太脆弱,怨天尤人,顾影自怜,不正是显示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动摇吗?这样想来,认识深了,思路宽了:人生本来就是在搏击风浪,挑战命运中度过的。风物长宜放眼量,何必自甘柔弱苗?曾源告诫自己:停止预备期任它去,只要自己对党坚定不移,自己不停止进取,就一定能够坚强起来,自强不息!
人们对真知灼见的感悟和获得似乎具有某种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