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九拐八弯地绕着。
开过山脉，青色的盘山上有浅青色的梯田，高耸的树像拔天生长的尖刺。
越往里开，越是黄秃秃的沙土，有些沙土好像就是轻轻地盖在地表上，风一吹就掀开了。
之前已坐火车经过贵州、广西等地，到了兰州换了到陇南的汽车，终于在某一换乘站停了下来。
有人陆续挤上车，是一些当地的农民，司机也不在意车子是否超载，把行李都捆在车顶上，我坐在车的最后一排，担心着我的行李会不会在颠簸里掉出去，司机拿出塑料小凳，上车的妇女孩子挤在塑料小板凳上，一加速，就惯性地后仰。
到了礼县，已是下午七点半，天渐渐黑了，我在一个小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叫了一辆三轮摩的，装着我的行李，在城内寻找住处。师傅四十来岁，是个好心人，见我到了凌晨一点还没找到合适去处，就索性把我载到了他和妻子的住处去。
屋也是临时租住的，三排砖瓦房，是摩的师傅和建筑工人们的集聚地，地上支着一个直径一米多的大黑铁锅，锅旁还有劈好的木柴，两棵树上绑着铁丝，挂着刚洗好的衣服，还有些泥子刀、电钻、刨子和板结的石灰、沙土……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做饭，抡着膀子喝酒，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吞面。痛快时，会吆喝着相互揭短来交换一些原始而朴素的情感。
夜晚两点多，所有出门载客的摩的师傅都回来了，院子忽然被几十辆凯旋的车灯照得明亮，像表演车技一样插进空地处，有孩子挥着胳膊高兴地跑出来，从父亲手里接过包好的一塑料袋卤肉。
我睡在一间被阿姨收拾干净的闲置砖房里，不远处是土块围成的沼气池，墙上贴着过期报纸，只有一盏暗黄色的灯泡，却被墙缝里的风，吹得左摇右晃。
早上道谢后，师傅又提出要帮我找房，这些底层的人，因为遭遇相近，也很难得到他人尊重，所以更愿把信任自己的人当朋友相处。
我曾在兰州开往乌鲁木齐的硬座上，与几十个棉花工交谈，她们冲了泡面，又捧出一红塑料袋腌渍好的卤花生，往我的桌子上推，她们瞪大眼睛，说话虽粗鲁大声，但仍旧架着热情招呼你：“吃啊，这袋子都是干净的。”你能感觉到她们既想与人亲近，又害怕他人嫌弃自己的不自然。
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已生了孩子，公公叫她喂奶，她羞红地撩开袄子，孩子的嘴机灵地靠了上去。姑娘的眼神里有不符合年纪的薄凉和暖意。她公公从一板娃哈哈里掰下一个给我，还用袖子揩了揩，又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八宝粥，八宝粥是我从没见过的山寨名牌，大都由一些黑心的贩子卖到城乡结合部或乡下，一起堆到我面前。
我有时会和他们聊天，告诉他们一些城里的事儿和我眼中的乡下的事儿，他们也会激动地纠错，黝黑的脸哈哈笑着取笑我见识短：棉花要掐棉桃，棉桃上是长刺的，要戴手套，要么就会扎伤手指。有些要强的，还会捋起袖管，亮出被化学药品泡白的指甲或腕上的划痕给我看。
也会有好笑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个养鸡场的大哥提了只活鸡上来，夜晚大家在轰隆的火车声里都睡不着，他就给鸡喂了一瓶盖白酒，鸡扑扇着翅膀，冠子烧得彤红，像走模特步似的从车厢东头跑到西头，把扑克牌撞得满地都是，他撅着屁股赶鸡。有好事的人非要给鸡再喂点啤酒，好让鸡打个醉拳。他就装着护犊子似的生气骂人，但谁听了都只当玩笑话，笑得更快活了。
终于找到了一个二层小楼，房东给我铺了一个地铺，我有时睡觉格外不在意，给个木板子都能眯上一夜，白天就逛逛不大的城，甘肃素以牛肉面出名，晚上肚饿时，就穿过两三条街到一家比较出名的牛肉面馆，真是不到甘肃不知道，原来牛肉面也有这么多的口味，加萝卜的、葱花的、西红柿的、豇豆的，宽面，细面。
面馆里都是本地人，很少有外地人来这小城，就算来也大半是甘肃人，甘肃人有一种骨子里的朴实，就如陇南盛产的花椒的辣，和土豆的敦实。
跑前跑后的服务员，都是一些小孩子，小的十几岁，大的看样子也不过二十岁，眉眼都拘谨得很。大都是因为家里穷，早早就辍了学，有些学了不好的习气，没客人了就蹲后厨抽烟，甚至更小的好像小学都没毕业，比木桌高不了多少，收拾盘子要垫着脚尖，提个大铜壶也是晃晃歪歪走不稳，让人看了格外担心。
晚上，房东和我聊天，他一个人盖了这二层小楼，一楼自住，摆着中式的木头家具和一盆盆兰花草，二楼就零零散散地租住给一些房客，住在我右手的是一个美院毕业的学生，屋内有画板颜料和未做完的广告箱，左手是某家机关单位的公务员，有时会给我讲机关里的复杂猫腻。房东见我独自一人在外，又没朋友没家人往来，常常写东西和看书到深夜，就在吃饭时多做我一份，面条里加了肉丁做的臊子，或者打热乎乎的热面皮给我，叩叩门也不喊我，摆在走廊里转身就走。
他爱酗酒，喝醉了就叫我去他房子看电视，在卧室的抽屉里扒拉玩意儿给我看，有一家四口的全家福，有儿子小时候玩的喷水枪，他像个老顽童似的抗到肩上，往我头顶喷看不见的水柱，嘴里气急败坏：“都是那些浑小子留下来的，奶奶的，养大了他们就不来看老子了。”
其他人大都不愿理睬他，觉得他整日醉气熏天，胡言乱语。有时会陷在沙发上喝很多很多的酒，也会叫我给他买酒，零钱都堆在电视机柜上，丝毫不拿我当外人。有次他鬼头鬼脑地探进我卧室，我起初吓了一跳，他神神秘秘地叫我跟他走，我在斟酌了下后还是跟着他上了三楼的台阶，爬过一个锈迹斑斑的梯子，头顶竟然是硕大的天台。天台上像植物园似的种满了天竺葵、西瓜藤、兰草、刺玫等，他钻进右侧的一个很狭小的木屋里，是用废弃的木板堆的工作间，叫我在外接着他递出来的东西。一个木凳、一个洗脸架、几十个衣架、还有一只半人高的羊绒玩具，还有几十本一九九几年的杂志，他许是太寂寞，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而已。他像找出了什么宝贝似的痴痴呆呆地笑：“你要写东西，这些给你用，省点钱。”
就坐在木凳上，就着清爽的月光，听面容模糊的他隐没在夜色里说话，我是个很好的倾听者，不愿点破别人伤口。他说自己因为酗酒打坏了丈母娘的胳膊，又摔了电视机，老婆带着两个儿子离了婚，儿子像从没有过这个父亲似的，一年最多只回来两次，要了钱就去网吧上网。他有次在深夜发急似的带着我，还有另一个房客，要了个摩的，挨个网吧找自己的两个儿子，他在摩的里自顾自地重复着：“我知道这两个浑小子藏哪里，我经常偷偷地去找他们……”可到了凌晨三点半，我们仍一间网吧一间网吧地找，到了农贸市场旁的一条街，大儿子领着小儿子换了一家网吧正在打游戏，他黑着脸走进去，好像要在外人面前留存父亲最后的权威，拧着眉毛，声音也比往常听得清楚高亢：“都不许在这儿玩了，给我回家好好做作业去，做好了我给你们钱。”
回来的路上，我和他的两个儿子并排走在路上，树叶晃动着，发出瘆人的哀伤的声音，小儿子忽然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说恨爸爸，想妈妈，想回家。大儿子凶狠地搡了他一把，几欲把他推倒在马路边上：“回哪个家？回那个后爹的家还是这个酒鬼的家？都去他妈的，我们没有家。”小儿子哭得更厉害了……
房东第二天买了烤鸭、猪头肉、烧鸡，叫我和那个房客来吃，两个儿子表情冷漠地陪坐着，但都扭头不看父亲，间隔在调换电视节目的时候夹口菜，像在置一场永远撒不完的气。房东像过年庆，掏出一百块钱塞到小儿子的校服口袋里，叮嘱他买些好吃的。夜晚两三点，又听到他在走廊里摔酒瓶，梆梆地砸瓶子，瓶渣碎了一地。红着眼圈像只狼似的，骂两个儿子，说他们不孝顺，不知道回来看他，说妻子德行败坏，不让他回家。刚上初一的小儿子哭着去拽父亲上下挥舞的酒瓶子。十八岁的大儿子阴鸷地望着他，像被抽空的尸体一样不发一言。
我有次被房东锁在了门外，坐台阶上冻了两三个小时。他定下规矩，夜晚十点半后自动锁门，不接外客。他又喝多了酒，喝多后就急红眼地站在二楼的窗户边骂街，骂得六亲不认。我在楼下捡石子想砸玻璃叫他把门给我打开，他故意装听不见，他是那种需要有人去证明自己的权威和存在的男人。我扔了三四颗石子，忽然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很可笑的事情，索性靠在楼角，观察起从山脊上冉冉升起的红色日出。
后来，一矿工朋友，骑着摩托带我到翠峰寺上求佛。虔诚的信徒们在炙烤的阳光里，对着菩萨塑像叩首。山上有一种蛇爱吃的细草，还有像荷花的五边形叶子，缠一根做帽檐，遮蔽阳光。信徒们喝着和尚道士从千米外的山谷脚下的旺泉里接来的福水，有些人还接连仰脖喝了好几大碗，喝完连连叫甜，似乎这水真的能治愈百病，身体的、心里的。
我背靠着塔背坐着，想起酒鬼房东喉咙里发出的哽咽声，他在酒瓶光里反射出的迷茫而心痛的父亲的眼神；想起借宿的墙上钻出的枯黄茅草；想起那些提着大铜壶，指头上有火炉烫伤疤痕的十几岁的孩子；想起食客们念叨的土地干旱和花椒、土豆的贱卖；想起山脊上噼啪炸开的采矿声和滚滚的沙烟；想起隔壁的画家抽着烟说金钱杀死了自己的缪斯；想起机关单位里的那些你争我夺；想起寺庙里集体叩头的信徒，叮叮的木鱼和和尚捏钱递来的白碗里的福水；想起三轮车师傅们隆隆散去的马达声；想起棉花工蜷缩在硬座上，爽朗地搂着笑着睡去和拱进贫瘠黄土里咀嚼着腐败果子的一条黑白相间的花蛇，也不想说什么话了。
就这样安静地离开了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