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这年冬天，明月构想开始渐渐声名鹊起。“墙内开花墙外香”，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由外向内的。作为一项崭新、超前、充满理想、象征某种哲学和主义（同时也让人无法实地考察判断）的建设目标，明月构想的资料大纲及规划图片被一个访问团带到了几个国家，受到关注。意共也索要了资料，但是他们没有掌权，完全无力修建，只是用来作为一种理论方面的事例而已。
正是这种外来的关注使上级领导对明月构想刮目相看。如果说在此之前人们还因其浪漫玄妙而心存疑虑的话，在此之后，明月构想便备受关注。在普照大火一年后，它终于被视为国家的样板项目，成为民众的热门话题。有一段时期，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考虑过拨款，社会各界也纷纷集资捐助，一部分捐款实际上已经汇聚到了某个协会。照例，捐款人里有幼儿园的小朋友，有瞎眼的五保户、公社老支书，有身残志坚的轮椅姑娘，有活跃在公交战线的一面旗帜，有作家、演员、养猪能手、刘文学式的好少年，甚至还有海外侨胞的赤子之心，兄弟国家的无私援助。所有这些捐款和这些捐款的倡议都被构想工程指挥部委婉而坚决地谢绝了。在建设初期甚至谢绝了一切热情的志愿者，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误解。之所以这样做，对外并非完全出于传统的民族自尊，对内也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出自明确的信念。（当然内中也有便于管理和调配的原因。艄公多了打烂船，热血志士个个都有一套独立的见解。）
欧阳江山反复强调，明月构想的最终目标并不仅仅是建成一座新城。新城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要外界一分钱的情况下建设理想城市这一行动的过程本身。这是一项社会试验，犹如闭门炼丹。改变地平线的任务是艰巨而光荣的，改变人性则更为艰巨，意义也更深远。“加速建设明月新城，突击培养一代新人！”“同志，您的一言一行一思一想都符合新世界公民的标准吗？”“快快长呀快快长，长大要做好栋梁。”当年，诸如此类的标语口号以白灰或嵌石方式遍布普照平原的田间地角平原山岗。
构想的纲要不仅被传播到同一阵营的兄弟国家，还通过一些非正式的途径出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杂志上。诚然，理想城市的构思在西方并非初识，在古代在近代都不鲜见，如勒·柯布西耶的光明城、巴西利亚等。但是，类似的，应该说是源于西方文明的想法突然出现在自身传统强大稳定、社会经济穷困落后的遥远东方，更加原始，更加极端，而且已经动手付诸实现，这在欧美的规划师、建筑师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撇开那些对于形式或深层哲学基础的争论，不管是把明月构想比作卡尔斯鲁厄——德国王子那座象征权力四布、全面辐射的太阳城，还是比作文艺复兴的星星——阿尔伯蒂的那些几何图案的理想城邦，又或比作圣西门学说的图解及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明月构想所表现出的纯粹、绝对，以及理想主义的威力，确实触动了那些在激烈的商业竞争和自由的虚无中被搞得激情泯灭的心灵。正像布莱思·穆尔所说的那样：因为信念这个东西——即使是错误的信念——总是要使别人不安的。这些外国学者们全不知道欧阳江山这个名字。根据当时的准则，所有创作统统署名为“集体创作”或“某某小组创作”，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写，否则欧阳江山当时也许就名扬世界了——如果真是那样，对他的后半生也许会有些好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外的一些学术团体和个人都提出了实地考察的申请。基于当时的政治气氛，资本主义学者不予考虑，越南硝烟未灭，情同手足的阿尔巴尼亚又不感兴趣，最后，唯有一个来自亚平宁半岛的友好学者获准入境。贝尔尼·洛伦佐，意共党员，比较社会学博士，半吊子汉学家，黝黑，清瘦，年过四十，戴个宽边黑框眼镜，说得一口结结巴巴带天津味的中国话（这与他的传教士汉语老师有关），在构想开始实施的第二年，从阳光灿烂的那不勒斯启程了。
贝尔尼是怀着香客般的心情前往普照平原的。沿途的中国官员不知底细，热情接待了他。那些夸张的言辞和铺排的宴席早已超出了意大利式的浮华，他有些尴尬，但也很高兴。他唯一的不满是那个翻译。陈译员举止得体，一口意大利语也很流利，但贝尔尼不喜欢他，讨厌他那种微妙的表情：表面上很客气，甚至有点谦卑，却又处处让人感到他实际上在发号施令。他不让贝尔尼冒哪怕一点点风险，别说单独上街，就是单独上到屋顶看看市容都不行。贝尔尼知道这里面另有原因，至少也是为了简化他自己的责任。他不让贝尔尼用汉语和人直接谈话，更不用说和妇女同志搭讪了，而他在翻译时又常做删节和歪曲，令贝尔尼大为光火。贝尔尼明白他的双重身份。他带着三件法宝：手枪，外国佬，以及一个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走州吃州走县吃县的硬皮派司。派司是三大法宝中最灵的一个，每到一个新地方只需拿出来晃一晃就会逢凶化吉。有他倍伴一路上确实很方便，但贝尔尼同时也很厌烦，“这是唐僧对孙悟空的厌烦”。
当看上去不可伤害的陈译员因误食毒蘑菇而被送进医院时，贝尔尼非常高兴。他开口说汉语，轻轻骗过了地方的官员。像突然听见乌鸦口吐人言，官员们由于惊讶，根本没有注意对方的意思，只是张着嘴频频点头。就这样，破天荒的，在那闭关锁国的年代，一个外国人，胯下一匹借来的青骡，不远千里，单人独骑，像近代闻名的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腹地来观察他瞩目已久的革命（以完成他的论文）。这场革命虽然不那么惊天动地，可在他那社会学家穷根究底的眼里也可算是意味深长，足以作为什么象征或缩影了。在那本长达三十万字的《普照的月亮》中（米兰西·兹蒙出版社，1972年），虽然遣词造句略显夸张矫饰，虽然由于怨恨而情绪偏颇，但其中对构想工区的记述，由于视角不同处境自由，仍不失为了解当年真貌的重要文献。而且，日记体独有的性质，使读者和当年的情景拉近了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