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是说对所有的稿件都要用同一个模式去处理，搞“一刀切”，而是说不能以人取文，要把文稿的质量放在第一位。但也不能搞形而上学，对达不到标准的稿件都简单地退掉，忘记了编辑扶持新人、培养作者的职业道德。一个称职的编辑，不仅在保证稿件质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应该通过编辑工作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编辑在审读稿件的过程中，要善于从差的稿中发现、挖掘出闪光的内容，对作者进行具体指导，从思想内容、结构框架、资料选用到写作技巧上都给作者以帮助，使其把文稿修改成有较高水准的佳作。这不仅是挽救一篇文章的问题，而且是鼓励、培养新人茁壮成长的起点。如果我们不看作者，不问情况，对达不到标准的稿件都简单地退掉，很可能会扼杀一批写作队伍中的未来中坚，因为很多初涉文河的年轻作者，其文章与大人物的成熟之作的确有一定差距，很难一次就达到发表水平，大多是处于“毛坯”阶段，只有通过编辑的悉心加工、打磨、锻造，才能成为精品。很多成名作者都有一个共同的体会，那就是自己的成长和编辑的发现、指导密不可分。
因此，出版物也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编辑不仅是园丁，更是伯乐。
历史上不怀偏见、慧眼识才的编辑大有人在。
1930年的一天，上海《科学》杂志社收到一份稿件：《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苏家驹是一位教授，而稿子的作者却是江苏省金坛县一名二十几岁的店员。小店员要纠正大教授的错误。《科学》杂志的编辑们不怀偏见，毅然刊登。清华大学熊庆来教授看到论文后，沉吟良久：“这个作者怎么没听说过？他是在哪国留学的？在哪个大学任教？”几经查询，才真相大白。熊教授不胜感慨，怦然心动：“这个年轻人真不容易啊！应该请他来清华。”这位年轻人就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如果没有《科学》杂志编辑部的伯乐，又怎会引出清华园里的伯乐呢？
1905年德国《物理学年鉴》四编十七卷上发表了一篇科学界素不知名的青年——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这就是划时代的相对论的诞生。爱因斯坦的创见一时使整个科学界目瞪口呆。据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称，当时全世界只有12位物理学家懂得它的含义，而《物理学年鉴》的编辑们竟发表了这篇论文。在热情赞扬爱因斯坦的巨大贡献时，我们怎能不深深地感谢《物理学年鉴》编辑部里的伯乐呢？
最后，儒勒·凡尔纳的经历也许是很有启发的。今天全世界谁不知道凡尔纳是科学幻想小说之父呢？哪一位有影响的科学家在少年时代没有被那些博识远见的科学小说吸引过呢？可是，只有不多的书刊上报道着凡尔纳的第一部著作《气球上的五星期》的遭遇。出版商们在这种既非科学论文，又不是纯粹文艺的新奇作品面前感到茫然，这部巨著曾被15家出版社退稿。凡尔纳悲愤之下，将稿子投入火中。贤慧的妻子及时从炉中将稿子抢救出来，以真理和爱情的力量规劝他再试一次。很幸运，第十六家出版社接受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读者立即承认了它，《气球上的五星期》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揭开了科学文艺的纪元。
愿有创造性的青年“小人物”，都有投第十六次稿的勇气和韧性，愿所有的编辑都来做“伯乐”，愿所有的编辑部都争做那第十六个出版社！
（3）排他意识严重
排他心理是人类一种与生俱来的与自私自尊密切相关的个体心理现象。编辑的排他心理主要体现为：当作者的来稿与自己的思维模式、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情感趋向等相一致或相接近的时候，编辑往往会叫好喝彩，视为佳作；反之，当作者来稿中的观点、倾向、研究方法与自己的观点、思维、写作风格大相径庭，甚至对立的时候，编辑则会产生排斥心理，甚至会感受到了某种挑战，很可能会压下这篇有见地、有新意的文稿，结果造成了鉴审失误；有的编辑这时便开始按自己的思维方式、欣赏水平“改造”来稿，好则“锦上添花”，加工不当则如“佛头着粪”，加工过度便丝毫不见作者的影子了。
据报载，著名诗评家谢冕先生不得不再度露面，公开澄清一段“冤情”——只因十几年前谢先生受某出版社之邀写了一本文学导读读本，责任编辑自作聪明地将“莎扬娜拿”误改作人名。这一改不要紧，读者纷纷来信批评、指责作者。这一“公案”虽十几年前早已有了“说法”，但新的冤屈仍不断冒出来，弄得谢先生为此颇伤脑筋。
这种替作者捉刀弄巧成拙的事例还可列举若干。如果说这种帮了倒忙的事终究还是少数的话，那么编辑擅自改、删作者文稿而不管原作风格，乃至代作者“发言”，改变作者原意的现象普遍存在。虽不至于造成“破相”，但谈不上“锦上添花”。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是“锦上添花”，却不是作者的意思、文风，这种“添花”还不知道是添到了谁的头上？
（4）作者意识弱化
一张报纸、一份杂志办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编辑方针和读者定位，但与作者的支撑也密不可分。因为作者本身也是读者，是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强化作者意识，为作者服好务是报刊社不可忽视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报刊是渠，作者是源；报刊是树，作者是根。报刊在作者中的形象就是报刊的形象。因为作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群体较一般读者更关心报刊，他们不仅阅读报刊，而且研究报刊，是报刊最有发言权的评判者：因为他们与报刊有直接联系，对报刊的服务质量有直接的体验。
现在一些报刊社作者意识淡薄，在对待作者方面存在许多问题，诸如稿件无回音，不寄样报刊，甚至不发稿酬等等。稿件无回音，妄自尊大，颠倒了与“上帝”的关系；不寄样报刊，不利于作者研究报刊、有针对性地投稿；不发稿酬，知法犯法。这样的报刊社在作者心中哪有什么信誉可言呢？这样的报刊要走俏市场值得打个问号。因为为作者服务体现报刊社的管理水平。心中没有作者意识，为作者服务都搞不好，何谈为广大读者服务呢？当然也有做得好的。如《新民晚报》每稿必复，常年如此。《西藏日报》服务更细，每发稿必有作者作品剪样和稿酬通知单。他们的做法值得推广和借鉴。如若反其道而行之，对报刊社多有不利，因为失去了作者就等于失去了报刊之源！
（5）缺乏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
文章的一字一句都责任重大，一点一滴都影响着读者，编辑在审稿中，必须勇于负责，严格把关，对文稿中的每一个观点，每一个事件，甚至每个字词、标点都要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把那些有害于人民的精神垃圾清除出去，制作出高尚的、科学的精神产品，以有益于社会和人民。
一个编辑，仅仅满足于将来稿文通字顺地编发出来，实在不是个称职的编辑。一个好的编辑，功夫当在文章之外。编辑，对自己把握不准的事情、认识不清的问题、不明白的专业术语，一定要问个明明白白，搞个水落石出，仅凭想当然是不行的。具体说来，编辑编发每部书稿、每篇文章都要把好七关。以下列举的都是新闻传媒（主要是报纸）易犯的一些错误。图书编辑把关更宏观一些，然而在微观上，也必须按此逐项认真核校。“无错不成书”是现今读书人发泄不满的愤怒之语，这种现象的出现同编辑一丝不苟的负责精神严重缺乏有很大关系。
①政治性把关。政治性的差错有直接表现的，有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其宏观的内容包括这些方面：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观察分析问题是否主观片面；对重大新闻判断是否有失误；是否严重泄密；是否漏登重大新闻；宗教、外事、侨务的宣传内容是否妥当等等。在细节上，领导人的名字、职务，都要核实。尤其在引用政治领导人物的讲话时，一定要和正规资料中的原话保持一致。涉及到党史、军史等方面的内容，检查人员就是知晓其事，也要翻出有关资料加以核实。另外一些规格性的问题要把好关，如领导人在名单中的排位，重要领导、知名人士逝世消息的版位高低、版面大小等问题。
②宣传口径的把关。不同的时期，新闻宣传都有统一的口径。如香港回归祖国前的宣传报道中要注意的提法：不能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只能讲英国对香港实行殖民统治等等。还有一些有所变化的提法要注意，如：“残废军人”改为“伤残军人”，“残废人”由“残疾人”代替；“里委”的正确称法为“居委”，等等。
③事实性把关。这包括现实的事实、历史的事实、科学的事实。稿件中涉及的地名、人名、数字及事件，凡资料中有的都要核实。因一字之误引起新闻官司的事情经常发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曾播发过山东省莒南县法院负责人的一段狂言：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许多报刊就此发表杂文、言论。有的记者和杂文家错将“莒南县”写成“莒县”，编辑也没有认真核实，结果山东省莒县法院对一批新闻单位和记者、杂文家提出起诉。
④知识性、常识性把关。有些常识应是人人皆知的，如进入施工现场必须戴上安全帽，这是基本的安全要求。但某报曾刊出该报记者拍摄一中央领导到工地考察的照片，图中有8位领导，其他7位都头戴安全帽，只有中央领导1人没有戴。这种照片是不宜刊出的——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也绝非仅仅是让读者以为“领导不懂常识”。
“110”是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受到歹徒侵害或发现歹徒时向公安干警报告的专用电话号码，应该经常保持畅通，与火警“119”一样，不能随便拨打，这也是常识。可是，我们有的传媒报道：某地一农民看见了海市蜃楼，想告之电视台，但不知道电视台的电话，情急之中，拨通了“110”；还有一人，因喝醉了酒，打“110”电话，请警察开车送他回家等。如果像这样，无论遇到什么事，都随手拨打“110”，一旦真有匪情发生，最急需报案的人岂不要碰上电话占线？诚然，人民警察在接到报案后，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人民群众救难解危，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在宣传上不宜对“110”的扩展服务进行报道，更不要提倡非警务事拨打“110”。
知识性错误涉及文史地理等诸多方面，这方面的正确把关离不开编辑的日常积累。传媒常见错误如下：
——农作物知识方面。某报在反映于1998年9月10日发生在上海的一架麦道飞机因起落架失灵而只好紧急迫降并获得成功的事件时，稿件中两处出现在迫降成功后乘客逃出飞机往“麦地里跑”的字样，这便是典型的常识性错误。麦子在我国的播种与收获，南方与北方在时间上的差异是极大的。在北方，播种早而收获晚，而在能种小麦的南方，则是播种晚，收获早。具体到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而言，小麦的收获期在公历5月，而播种期却要比北方麦区晚50天左右，即在晚稻收获以后的11月中下旬。因此9月10日上海机场附近何来麦地？退一步讲，即使是黄河流域麦区，也是“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9月10日连白露也尚未到来，在我国境内，何处能觅到麦地呢？
有一篇短文说，爱因斯坦1922年去日本途中，于11月中旬在上海逗留一天，而杨振宁、李政道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非常兴奋。事实怎样呢？杨振宁生于1922年9月22日，李政道生于1926年11月24日。爱因斯坦到上海的时候，杨振宁还在襁褓之中，李政道还未出世，怎么可能“心情兴奋”呢？
国内外闻名的一家晚报上登了该报记者写雍正皇帝的一篇文章。文中说“康熙帝有三十多个太子”。真是滑中国五千年历史之大稽。连小学生都知道“太子”是指皇帝的继承人，只能有一个。这家闻名国内外的晚报的编辑、主编是真不知道这一历史知识呢，还是编审稿件太漫不经心？
某报曾刊出过一则消息，称江苏某地一名4岁男孩成功地横渡了长江，并获一笔票房收入，其父为此替他缴纳了两百余元的个人所得税。消息据此断言，此孩子成为“中国开国以来年龄最小的纳税人”。此言可谓语出惊人！“中国开国”应是何年？据《现代汉语词典》“附录”部分《我国历代纪元表》介绍，黄帝（尧）时约为公元前26世纪初，夏朝开国约为公元前22世纪末。如定要以已经考证出准确年代的周厉王登基时计，那也在公元前841年！在这长者为4600多年，短者为2839年的历史长河中，上述消息的作者能有足够证据可以完全排除有4岁以内的孩子曾经向国家纳过税的可能性？实际上，这个错误是消息作者因为不懂得何谓“中国开国”这个历史概念造成的，他的本意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或称新中国）开国以来，可见，编辑在修改字句方面是丝毫也不能含糊的，涉及到历史概念历史知识时更是如此。
——地理知识方面。某省级报刊出一条消息，说黑龙江濒临绝种的鳇鱼出现在“林口县三道通镇江南村附近的江中”，“这里离三江汇合口仅有20公里”，并特意注明，“三江指黑龙江、松花江、牡丹江”。且不说鳇鱼是否“濒临绝种”，也不说报道中的鳇鱼是真是假，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流入黑龙江的是松花江，远在七八百里之外的黑龙江是无法和牡丹江汇合的。这明显的地理知识错误，轻易地骗过编辑、总编之后，很快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一版了，省报的编辑、主任、总编辑看来也不难骗啊！在我们的新闻媒介上，城市位置任意“移动”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如刊于某报的某则消息中就有这样的文字：“位于浙江中部的临海市……”该市在浙江省东部沿海的中段，顾名思义，临海市自然应当在海边，浙江省的中部怎会有“临海”的可能呢！
——礼仪知识方面。在我们的媒体上也不乏对礼仪用语不甚了了、随意使用的例子，以致到了南辕北辙的程度。如某报在报道一个盗窃团伙被端掉的稿件中，曾提到“终于在犯罪嫌疑人下榻的WW旅馆将其抓获”。这样一来，犯罪嫌疑人便享受到了贵宾的礼遇了，真让人啼笑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