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是以“内圣外王”为文化传统的，然而由于缺少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具有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无力改变现实世界的情况下，便退回内心，通过自省修身来实现自己的人格理想。这便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内心极其完善却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传统的编辑人格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反差，即“内圣”有余，“外王”不足。对此，当今的中国编辑有着极深刻的认识。他们力图实现“内圣”与“外王”的和谐统一。“编辑应当是社会活动家”这一形象化的角色要求，便是当今中国编辑“内圣外王”的直接体现，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编辑将对广阔的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如果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话，那么，编辑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精神文化领域中的波翻浪涌，能离得开编辑这只手么？甚至，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当今，物质生产也不时地受到编辑意志的影响。例如，编辑可以通过对企业的形象塑造来对其产品起到广告宣传作用，从而促其推销。“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设计，无疑使编辑形象变得更为主体化，使编辑具有了更强的社会辐射力，它是对传统编辑模式的突破与重构，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对编辑角色的必然要求。
当今的中国编辑精神是一个与时代精神相适应的开放系统，它既具有对传统人文精神的继承性，又具有对现代人文精神的兼容性。它与物质世界相和谐，又绝无世俗化；它追求超凡脱俗，又毫无宗教性。在与物质世界的融合中，它变得丰富；在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中，它变得强韧。在物质与精神、金钱与良知的盘桓中，中国编辑追寻着它们的契合点，执著地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将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与文化走向遥远的彼岸。
六、编辑活动的不良现状
当个好编辑确实不容易。既要兢兢业业处理好案头时时堆积如山的稿件，累得头晕眼花、腰酸背疼已经够苦了，还要不断忙里偷闲读好书、读新书给自己“充电”；这还不够，编辑不是学者，不能静坐书斋，还必须广交朋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既是“专家”又是“杂家”，还是社会活动家。再者，编辑还要勤于动笔，撰写书评，宣传自己的图书……除了过硬的业务水平外，好编辑还要有政策观念，有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有敏锐的眼光，善于从别人疏忽的地方挑出隐患和瑕疵，把好关口……做一个好编辑，其忙碌状态、工作过程、奉献精神酷似蜜蜂。
也许是当个好编辑太难了，不少编辑自甘平庸甚至平庸以下；又受大环境的影响，不少编辑急功近利，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导致当前编辑活动存在不少不良现象。试列举如下，以引起编辑界同仁重视。
6．1 责任感的缺失
（1）社会责任感萎缩，没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尊重读者需要、满足读者需要庸俗化或片面理解读者需要，把读者需要等同于可读性。
为迎合少数读者的低级趣味，一些图书媚俗化问题严重，主要是“四色”流毒作怪，即“红色恐怖（凶杀）、黄色诱惑（色情）、黑色罪恶（黑社会）、灰色迷惑（阴暗面）”。我们提倡作品雅俗共赏，但要通俗而不是庸俗，这种媚俗现象，严重违背了“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要求，弄得书界乌烟瘴气。更有甚者，有人还为媚俗作品泛滥摆出所谓“读者需要论”和“媚俗无害论”。满足读者需要，决非俯就低级、投其所好，那种胡编乱造、渲染色情暴力、追求感官刺激的“媚俗”之作，是放弃原则，降格以求，对社会道德、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起着恶劣的误导作用，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阅读情趣有可能被引向错误方向。《单身隐私》、《非常隐私》、《婚内婚外》、《情人现象》等书的泛滥出版，其背后是巨大的商业利润在作祟。“淫、壑、暴、色”的所谓“理论依据”，无非是一些出版社在财迷心窍下，欺世盗名，为其投机行为张目的遁词而已。我们的编辑对此不能听之任之，要肩负起自己匡正世风、移易民风的重要的社会责任。
文化生活类期刊近年来市场饱和，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抢拉稿源和作者，许多刊社纷纷推出配套的利益机制驱动编辑部的工作，其目的在于既调动积极性又施加压力，使编辑能为刊物组到好稿。相应的，稿上得越多，钱也拿得越多。这种机制当然不错，它打破了大锅饭，让能干者显能，多劳者多得，某种程度上是管理的进步。但有些期刊社在运用中却有失偏颇，加深了一些隐患。因为编辑组回的稿件究竟能不能获采纳基本上是由主编决定的，为了上稿，编辑就得顺应主编的思路与口味，即他喜欢什么我就给他组什么。至于这篇文章是否真正考虑并引导了读者的精神需要变得并不重要了。即使是非常有责任心的编辑在这种机制下也受着“为主编办刊而不足为读者办刊”心态的困扰。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编辑主体意识、创造功能及社会责任感的萎缩。如果主编对市场定位、读者需求把握甚准，对刊物宗旨、办刊方针要求甚严，而且他自己也具备相当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洞察力，这种萎缩尚无大碍；但如果主编本身处于一种盲目、徘徊、摇摆的状态的话，这种编辑个性思想的萎缩对杂志的生存和发展就有较大的副作用了。
曲折离奇的恩怨情仇、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名人婚恋明星隐私，几乎每一种文化生活类刊物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着这些内容，部分素质不高的作者甚至违背新闻要素大量炮制所谓真情故事赚读者眼泪。这是刊物一味追求可读性与市场卖点造成的。它短期内可能因迎合着某些读者的某种需要而带来一些市场效益，但从长远看，既不利于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也不可能真正满足大部分读者的精神渴求，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文化生活类期刊主编及编辑应当正视的问题。
窥一斑以见全豹。当前在林林总总的期刊市场上，女性期刊比较抢眼，我们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它，分析一下这类刊物表面繁华之下潜伏的隐患。这里所说的女性期刊，即指那些以女性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女性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刊物，如《女友》、《家庭》、《医学美学美容》、《上海服饰》等。女性期刊以其务实的宗旨和对生活通俗浅显的诠释，比较容易赢得女性读者的认同，有一定的销售市场。然而透过女性期刊市场表面的繁荣，我们不难发现部分期刊已经走向误区，其直接原因便是编辑思想走人了误区。
误区之一：以媚俗代替通俗化和大众化。表现在其读者定位上不是真正的妇女大众而是少数有闲阶层；表现在其办刊宗旨上重消遣娱乐轻教育引导；表现在其文化品位上情趣庸俗，格调不高。一些女性刊物的出版者，受经济利益的驱使，眼睛盯住少数有钱的有闲阶层，热衷于表现她们的风花雪月，热衷于追踪她们的兴趣爱好，类似“女性如何扮靓自己”、“白领女性如何学会与上司相处”、“魅力测试”、“明星轶事”之类的话题泛滥于这些刊物的角角落落，还有那些傍大款的女人、插足他人家庭的第三者、吸毒女、亡命女之类的女性成为一些专栏茶座的常客。她们以虚伪的忧伤述说着自己的过去，与其说有一份悔意不如说有一份自炫。这样的刊物放弃了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的社会历史使命，放弃了应有的文化品位，剩下的就是一味地迎合和谄媚。
误区之二：以外表的艳丽华美代替内容的贫乏肤浅。一些女性刊物在用纸、印刷、装帧设计、版式编排上做足了功夫，读者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本上档次、有品位的精品，及至买回家来细细欣赏，才发现除了撩人的广告，花哨的装扮，千篇一律的生活指南，似曾相识的恋爱心语，再难找到对生活有启示意义的内容。
误区之三：以香风细雨的情调敷衍生活的严肃和真实。一些刊物热衷于介绍潮流、名牌，热衷于在休闲上大做文章，于是贵族小姐的着装打扮充斥版面，有闲阶层的无病呻吟大行其道，边缘被视为正道，时代的主流则被排斥在边缘外。
以上误区在女性类期刊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广大女性的思想认识、精神风貌带来不良影响。从事女性期刊工作的编辑应该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努力把那种贴近现实生活，表现生活真善美，弘扬时代精神的精品奉献给广大女性读者。
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求得一席之地，一些报纸以纪实、写真、特写、曝光、追踪、扫描为招牌，将一些新闻价值不大、甚至毫无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的事件和人物，一登再登，人为“炒”作，小的“炒”大，无的“炒”有，争夺受众。其中有：“红色的秘密”，披露各级党政领导工作中、生活中的内幕材料，什么传奇经历、内部矛盾、轶闻秘史，竞相抛出，吸引读者；“金色的诱惑”，不加分析地介绍社会上畸形的高消费，新颖的生活方式，大款大腕的发迹史；“黄色的刺激”，什么卖淫风、三陪女、金丝鸟、情人潮、同性恋、婚变史……“黑色的恐怖”，有夫杀妻，有妻杀夫，有父子相残，有兄弟火并，大事渲染，搞得读者心惊胆战。总之，凡是能招徕“上帝”的奇奇怪怪、杂七杂八的事，都可以加工炮制，大炒特炒。这的确迎合了一部分读者的需求，影响虽小，但在整体上破坏了社会主义报纸的形象，社会效果是相当不好的。也有的报纸主观上没有想这么做，但在思想观念上认为满足读者需要就是报纸上的文章要有可渎性，要吸引人，于是追求所谓的珍闻秘事、领导人物内幕，追求轰动效应，以至远远偏离办报方针和宗旨。比如一家日报主管主办的内刊擅自出版一期“政治珍闻篇”专辑，完全背离了办刊宗旨，且严重违反出版管理规定和有关宣传纪律。在出版过程中，为了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该刊又将专辑交个体书商印刷，被其篡改了标题和内容，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虽然省出版局对该刊做了没收非法所得、撤销刊号、对其主管主办单位处以罚款的处理，但“泼”水难收，该报造成的恶劣影响已无法挽回。
由此可见，图书、期刊、报纸编辑的社会责任感是何等重要，出版物一旦流入市场，影响的就不是一两个人，编辑在导向上一定要严格把关。图书、期刊、报纸的思想与风格吸引着思想接近志趣相投的渎者，是它在提升着有自我提高意向的人，激励着需要激励的人，引导着等待引导的人。当然，也是它在怂恿着读者放纵自己想要放纵的那部分需要，用低俗满足读者较为低俗的需要。所以说，有什么样的图书、期刊、报纸就有什么样的读者，有什么样品格、追求的图书期刊就能影响塑造什么样品格、追求的读者。当人们迷失于一些流行、空洞、泛滥的东西时，作为文化工作者的编辑不应该去追随适应，而应该帮助大家加以分析和辨别，进行提升和净化；而对一些美好可贵却在这个时代渐渐被忽视遗忘的东西，编辑有责任呼唤、强调、振兴、重建。
（2）只图名人效应，不提掖新人
1999年6月4日的《兰州晨报》以“朝为田舍郎 暮登“文豪”堂——一农民盗用文学名家骗人”为题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
本报西安讯一名游手好闲的户县青年农民，数月之内，竞“脱胎换骨”，天女散花般向全国各大媒体疯狂投稿，其中一些稿件竟然奇迹般地及时见诸报端，稿费源源而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奇迹”的背后，贾平凹、陈忠实等著名作家，悄悄地在他笔下被“贩卖”了。
近几个月来，来自全国各地寄给贾平凹、陈忠实、莫言、京夫等人的信件和汇款单如雪片般飞向西安市户县草堂镇宋村邮政支局，支局员工如坠五里云雾，这些名家莫非是厌倦了大都市的烦扰，来到乡下寻了个清静的住处，潜心搞创作？但事实却告诉他们，这其中有鬼！每次来取信和领取汇款的人皆系一位名叫孙林雨的青年，持有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私人印章，并出示户县秦渡镇南沙河村委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上所述4人的姓名皆为本村民孙林雨的“笔名”。
宋村邮政支局的员工王小艾递给记者一份近日邮来的汇款单，此单来自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汇款人详细地址注有“牡丹江日报”，汇款人姓名栏注有“稿费”字样，汇往地址栏写有“陕西省西安市秦渡南沙河99号陕西省作协”的字样，收款人姓名栏为“京夫”。王小艾大致核查了一下近期的汇款登记册，竟有9份来自其他省份的署有贾平凹、陈忠实、莫言、京夫等人姓名的汇单，而汇款单上的收款人地址写得很含糊，乍看上去，对不太熟悉西安市的外地人来说，还真会以为“秦渡南沙河99号”躲藏在西安市的某个角落，所以一些外地的报刊就轻易地钻进了“集众名家光环”于一身的“文人”孙林雨的圈套。
“游手好闲”的农民或许是有几分文采，但短时间内“汇款单如雪片般”从“全国各地”寄来，“其中有鬼”，这背后反映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编辑只图名人效应，不提掖新人。
现在许多读者都把有知名人士的稿件刊登当成出版物实力的一种象征，于是一些出版社、期刊、报纸也就一味地追求“名人效应”，争相向名人约稿。不错，名人之所以出名，必然是在某个领域有所建树，但这往往是在其苦心研究多年后才拿出来一鸣惊人的。且不说他在此领域的建树并不意味着他在任何领域都能游刃有余，即便是他有多方面才能，也挡不住这家杂志、那家报纸频频的约稿，一篇接一篇，难免会出现“劣质产品”，而一些新人潜心锤炼的好稿却被弃之一边，这种只图“名人效应”的做法使各个领域都难以发现新人，也造成刊物、报纸办得没有生气。有一位主编谈到“名人效应”这个话题时，说他们其实更偏重于用一些中青年学者的稿件，理由是他们往往更富有创新精神，稿件也常常能大担提出一些学术上比较尖端的问题，写得更有激情，有朝气，容易引起共鸣。而一些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教授写的稿子反而观点陈旧，不敢创新，显得名不副实，文章转载率也很低。名人笔下的“劣质品”出现次数多了，任其再大的名气，读者也不会买账，而且老是看一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老面孔，时间长了，也会让人厌烦。因此一味追求“名人效应”实不可取。
质量是出版物的生命线，没有坚定的质量观念，不坚持质量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只凭名气、地位、关系决定文稿的取舍，就会从根本上降低和损害出版物的质量，最后被时代所抛弃，被社会所淘汰。所以说，坚持质量第一是编辑信守不渝的职业道德，那种讲身份、看来头的作法，永远为编辑的道德风尚所不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