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止是需要物质生活，还同样需要精神生活，其实质就是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如果精神生活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人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盲目的存在，并因此而感到茫然不安，于是，人们必须为自己寻找一个精神家园。我国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哲学当作修身、立志、治国、安邦的最高学问。哲学家冯友兰说：“用中国一句老话说，哲学可以给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就是说，哲学可以给人一种精神境界，人可以在其中‘心安理得’地生活下去，他的生活可以按部就班的和平，也可以枪林弹雨的战斗。无论是在和风细雨之下，或是在惊涛骇浪之中，他都可以安然自若地生活下去。这就是他的‘安身立命之地’。这个‘地’就是人的精神境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包括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两个方面。改造主观世界即是指提高人自身的思想境界、精神境界和心灵升华。据此，在信仰普遍失落的现代社会，对已经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精神是其唯一的支撑。它可以使人们保持对某种最高精神价值的向往，拥有开阔的心胸和眼光，保持心灵生活的水准。
编辑作为活生生的社会个体，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这种哲学精神亦能够导引编辑通过哲学思辩，去探究超越现实功利的人生意义、理想和信仰，树立敬业、立业精神，构建正确的足以影响一生发展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可见这种永不停息的探索真理、寻求信仰的哲学精神对提升编辑精神境界的重要意义。
4．2 用哲学精神整合编辑的文化知识
从广义上讲，文化可以理解为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理解为人类生存的方式。这里的文化知识，则是对文化的知识层面的狭义理解，是指人类精神创造活动及其创造物，体现在人类的各种知识形态当中。从总体上来划分，人类的文化知识可分为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文化知识两大方面。作为文化选择、传播、缔构者的编辑，是这两种文化知识传播的主体，并参与两种文化的创造，而且在两种文化的进步及其发展方向上发挥着特殊作用。因此，编辑在编辑活动中特有的理想追求、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以及知识结构、操作技术等，既需要科学文化知识的参与，又离不开人文文化知识的加盟，更需要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文化知识的融合。
编辑同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才，就必须同时接受两种文化知识的教育与熏陶。在科学技术已成为当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今天，科技的发展已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进行深刻的变革。对科学无知或一知半解的人绝不可能在21世纪这样一个高科技时代立足并得到充分的发展。当然，编辑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与熏陶不能停留在经验性、知识性、技能性的科学知识的掌握上，而应突出科学思维方式和创新能力的形成，致力于客观求实、批判谬论、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的培养与熏陶。
编辑接受人文文化知识的教育与熏陶，在市场经济的交换方式、利益机制容易使人屈从物质、实用、功利诱惑的当代社会，在现代科技发展迅速、科技理性失衡导致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资源衰竭、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核武器威胁等）的国际大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编辑文化知识的补充，而且应是在广泛的人文知识基础上提高、升华为以人为本位的、强调人的价值和尊严的、重视对人类处境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表面来看，科学与人文所关注的对象虽然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实质和深层底蕴上则是相通互补的。由此看来，整合编辑的两种文化知识，使之形成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致力于二者的融会，以使编辑既具有科学素养，又具有人文品质，乃是我们努力追寻的目标。
只有通过哲学精神的导引与哲学反思，才能较好地解决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文文化知识的整合互动问题，并能够促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哲学所研究和思考的，是关于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汲取和概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探究真之为真、善之为善和美之为美的根据。因此，编辑通过哲学反思，不仅可以增强其理论思辩能力，有助于高屋建瓴、把握整体，突破科学文化知识和人文文化知识的局限，以及具体知识的狭窄性，超越科学认知与人文认知的界限，从而既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进展，又善于接受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就，同时吸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精华，使自己拥有更科学、更先进的思维方式，更强的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的能力，以及更完善、更理想的人格；而且可以使编辑同时拥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使之辩证地统一、融会，达到理性与人性的完美结合。由此可见哲学精神对整合编辑的文化知识的作用。
4．3 用哲学精神完善编辑的工作方法
一般地说，编辑劳动是出版物由文稿的规划、征集、选择、鉴定、校核、加工整理等直至投入印刷生产前的一系列工序中追加于文稿本身的一种精神劳动。编辑的工作方法是指编辑在编辑劳动中进行的一系列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所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手段。因为辩证方法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所以编辑掌握唯物辩证法是做好编辑工作的重要条件。
编辑只有通过哲学精神的导引和哲学反思，才能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哲学反思的结果，不仅使编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而且还可以转化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最高层次、最科学的方法论，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正确地进行思维提供了指导，确立了方向。编辑通过哲学反思，可以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有助于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及学习掌握其他具体的工作方法。以下从三方面说明哲学精神对完善编辑工作方法的作用。
首先，有利于编辑解决学术自由与政治标准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一贯主张学术与出版自由，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这就是说，编辑需要做到既鼓励学术自由，又不违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于编辑来说，政治标准是比较好把握的，而且编辑与作者的政治立场也容易达成一致。可对学术问题，当编辑的学术观点与作者不同甚至对立时，编辑往往趋向于坚持己见，以自己的观点来取舍文稿。这不仅不利于鼓励学术自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科学的发展。由于哲学可以使人在信仰问题上持宽容态度，而价值多元又是现代社会毋庸置疑的事实，想用某一种学说（如儒学）统一人们的思想是行不通的，因而哲学所体现的这种宽容态度，有利于编辑坚持鼓励学术自由的原则和工作方法，使编辑在处理文稿时，对纯学术问题，能够尊重作者的观点。因为学术自由必然导致差异与分歧，而稳定进步的社会又必须把观点各异的人粘合在一起，发展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必须把历史传统与未来变革联系在一起，所以宽容成为科学不可或缺的价值。其精神实质在于：承认给他人观点以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认为他的观点是有趣的和值得尊重的。即使我们认为它是不正确的，或不够完善。因为在科学探索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可以说，哲学的“宽容”有利于编辑的“宽容”，能够使编辑在文化传播中真正处于“中介”位置；编辑的“宽容”又可以鼓励学术自由，有利于促进科学的继承、创新与发展。
其次，有利于编辑正确处理编辑劳动与作者劳动的关系。此处提到的编辑劳动是指编辑对审读后决定采用的并且经过作者补充修改的文稿在印制前所进行的加工整理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编辑对文稿的思想政治性和知识性错误的修改和文字上的润色加工及删节等的创造性加工；二是对文稿的格式、符号单位、图形表格等进行统一的修改订正的技术性加工。作者劳动则是指作者在创作文稿时所付出的劳动。从哲学的视角来审视编辑劳动与作者劳动的关系，二者应是辩证统一的。在编辑的工作方法中具体表现为：编辑对文稿的加工整理要在原稿的基础上尊重作者的学术观点和作者的风格；但编辑又同时必须把好政治关，在保护作品完整、尊重作者的前提下，行使修改权利。主要以可不改的就不改，需要改的尽量少改并改好为原则，使编辑劳动成为作者劳动的延伸，同时也使文稿趋于完美。
第三，有利于编辑摆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由于出版物既是精神产品，又具有商品的属性，所以编辑在编辑活动中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准则，正确认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即坚持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的原则，并努力达成二者的统一。为了追求利润编发质量低劣甚至能造成精神污染的文稿，以及那种编辑出版书刊不讲求经济核算，不注意为发展事业扩大再生产而积累资金的编辑出版行为，都是不正确的。哲学的非功利特质及其思功能可以导引编辑辩证地处理文稿的质量与效益的关系，以文稿的高文化品味来吸引读者，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
总之，哲学精神能够指引编辑自觉地达到崇高的精神境界，自觉地掌握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理论与方法。做一个高尚的、纯粹的人类文化的选择、传播和缔构者，是编辑精神的最高境界。
五、当代中国的主流编辑精神
编辑是时代的神经。编辑精神是时代精神的折光。
提出编辑精神这一命题，实质上是对编辑生存状态的观照。在传统与现代、群体与个体、物质与精神、金钱与良知、依附与独立的冲突中，编辑的人格意识、主体意识正在逐步得以确立，它使编辑的生存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编辑正在成为一种独立的、充满生命活力的社会群体，在推动社会进步、缔构人类文化的伟大事业中，编辑群体将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
编辑人格意识、主体意识的确立，源于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反思。由于历史、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编辑曾长期失落了人格意识、主体意识，这使得编辑总是处于工具的地位，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职业的依附性、隐匿性变成了生命个体的趋附、湮没。编辑的精神空间是狭窄、逼仄的，而他所营造的精神文明也是僵化呆滞缺乏活力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价值选择的多样性以无可阻挡的力量，对大一统的文化模式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其直接结果便是编辑人格意识、主体意识的觉醒。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为他人做嫁，而试图充当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为自己寻找新的生命坐标。为此，他们大力开发和拓展自己的职业功能，使自己在为他人做嫁的同时，也成为文化建设的设计师、策划者。这便使编辑的精神境界具有了超越意义。显然，作为文化设计师、策划者的编辑，其精神负荷是沉重的。若仅以编辑职业作为赖以谋生的手段的话，那么编辑是大可不必为自己加载的。然而，从人格意识和主体意识出发，编辑必然要为自己设定这一新的角色。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尤需指出的是，当今中国编辑在为自己设定新的社会角色时始终是将个体生命价值与社会价值紧密相连、和谐统一的，而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这便使编辑作为文化设计师、策划者的社会角色具有了合理性和生命力。
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大的社会变动，都需要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优秀人物为其中流砥柱。社会进步不仅需要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也需要伟大的编辑家。尤其是在社会的精神文化处于由落后向先进、由量变向质变的关键时期，一大批具有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的编辑就是不可缺少的。编辑人格的扭曲和主体地位的失落，对社会文化的进步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尚未成熟，法制仍不健全，传统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价值标准受到猛烈冲击，旧的趋于解体，新的尚未建立，物欲的贪婪与精神的贫困，拜金主义的膨胀与理想信念的迷失形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极。我们的精神文化领域开始产生某种程度的无序与混沌。当今的中国编辑不仅要为自己确立新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而且要承担使精神文化由无序走向有序、由混沌走向明晰的社会责任。可以说，社会责任感是当今中国编辑的一个重要的精神要素。这一精神要素的直接体现便是对国民精神的关怀。这使得编辑又充当起精神医生的角色。他对国民精神中的病态部分投以关切的目光，并施以疗救。在这方面，中国编辑是继承了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传统的。
社会责任感以社会为怀，而它首先要求编辑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社会责任感将编辑的精神境界提升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它规范着编辑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社会责任感是编辑在价值多元选择中的标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精神素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为对物欲的鄙视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即所谓“重义轻利”。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讲，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但是它对知识分子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却具有积极意义。在商潮汹涌物欲横流的现实中，我们的编辑一方面能够用现代的目光、现代的胸怀坦然对待物质文明对世界的改变；而另一方面，他们亦可营造一个超越于物质、经济之上的精神殿堂。这里，没有对物质、经济的鄙视与排斥，有的是对自我精神的爱护与珍藏。“大隐隐于市”。在烦嚣喧闹的市场中，我们的编辑在精神上与物的世界保持着一个适当的距离。距离产生美。正是由于有了这一距离，我们的编辑既能欣赏物质世界的五光十色，也能体现精神殿堂的圣洁崇高。
处于世纪之交，即将跨入新世纪门槛的中国编辑，具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他们正在寻找和确定自己在历史坐标上的位置，将自己的命运和历史联结在一起。
历史是复杂的、朦胧的，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却是简单的、清晰的，可以描述的，这就是：文明总是要战胜野蛮、先进总是要取代落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统一，是人类文明的终极目标。编辑同仁确信，他们所从事的编辑活动是合乎这一终极目标的。这是他们信念的源泉。因此，无论历史将把他们带向何方，他们都能拨开面前的雾霭，向着光明奔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