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生苦笑了一下：“袁总统这个人，站在旧世界的角度，他的确有很多长处：比如，意志镇静，能御变故；经验丰富，周悉情伪；见识宏远，有容纳之量；强干奋发，勤于治事；提拔才能，常有破格之举，陡人能尽其死力。所以我曾经公开讲，袁总统的势力、魄力、经验，中国今日无可比偶，维持危亡，惟斯人任之。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因为袁总统旧的这一套东西太多，而新知识新道德缺乏，就会公心太少而扶持私人势力之意太多。自以为手执政权多年，天下事不过如此，于是手段日益老辣，全中国的人物为供奔走，尽中国国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剧之材料。所以他永远是一个旧时代的人。我曾经断言，长此不变以终古，袁氏在世界历史上虽永不失为中国怪杰的资格，而在我民国历史上终将为亡国之罪魁。”
当年袁总统在总统就职典礼上说过：“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当时我就在现场。感觉这些话语仿佛还在耳边。可袁氏已经视民国为弊履，更何况什么宪法，只可叹我们这些爱国而爱袁公的人悲哉悲哉！远生叹了一口气，眼圈都有些红：“真没想到一个大讲要立国于世界，就不能不与世界同步的人，自己却要逆世界潮流而动。说白了，袁氏是一个大大的奸雄，蒙蔽了多少人。当年我采访孙文，连孙文都认为袁氏很有肩膀，没有野心，可想此人两面术之精。唉！这真是我国民众的悲哀啊！”
张肇元给远生的杯子里添了些水，愤愤地问：“难道全国的民众就这样被这个老东西咨意玩弄，那些政治家呢，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
远生摇了摇头：我这个人向来对事物持消极态度，我曾撰文评论全国思想界形形色色的消极观念，而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消极的人，最悲观的人。我为什么悲观？源于从事新闻业四五年的结果，因而比一般消极者更深。以往凡是我的师友积极活动抱有无限希望的事，我都毅然决然断定其无望，其结果总是应了我的预言。这并非我有先知之明，或是我比师友高明，实际上今日国内的任何事情，凡是下消极的判断，事后常符合十之八九。因为民国的官场、议会都烂了，很多人，袁总统以马为鹿，就不敢以为马；袁总统以粪为香，更不敢以为臭。这种人除为袁氏的家奴或走狗外，还能干什么？从国人的习惯心理来看，你没有权势，他就倨慢欺侮你；你有了权势，他就不惜牺牲一切巴结你；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排外与媚外交迭，也是这种心理。我也曾为此衷告国人，此种根性不改，则亡国之祸便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至于你提到的那些政治家，有些连政客都谈不上，只配称作不倒翁、皮球、猪脬、琉璃蛋。早年我写过一篇《袁总统之师父》，说的是昔日满人良弼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眼见革命风潮日烈。归国后却对满清的大老说，勿忧，像这些人，只要每月发给数百金，赏一顶戴，他们就闭口了。良弼的话灵验不灵验呢？同盟会在东京，最寂寥的时候与会者只有二十多人。所以有人说天厌满清，才有民国载建，也有他的道理。
今天的袁世凯就是放大的良弼，而良弼就是袁的师父。整天不想着竭力以息国内困难，抵御外侮巩固民国，却尽思谋着笼络今日的元勋巨子及其徒卒，数百金犹嫌不足，竟用上将、中将、下将、铁路督办、铁路全权等勋位收买。因此敢于挺身而出，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政治家实在想不出会是谁。
远生的话说得张肇元也不由得摇头。
远生看了他一眼又说，除了袁总统的师父，再就是袁总统的徒弟。远生的话说得张肇元瞪大了眼睛：“还有徒弟？”“对！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坐东洋车出门办事，我的车夫与另一个车夫因为抢道，一个不让一个，两人都是爆脾气，吵着吵着就要动手。这时，站岗的巡警走过来斥骂二人：“吵什么吵！得了得了，知道吗，现在都民国了，讲共和，大家都对付着吧！”在他看来，凡事对付着就是共和时代惟一的办法了。所以说，现在对付的思想已经普及，袁总统的徒弟也已普及。为人格、节操、真理而战的人少之又少。”
张肇元一个劲地叹气，真没想到，民国的政府还不如前清的奴才，一点责任感都没有。
远生笑了：小老弟，这方面的事情你可能不太了解，我当记者就见的多了。你见识过当局发表的谈话没有，我们的政府奇怪之处就在于平时守口如瓶，到了紧要问题发生，舆论激烈攻击的时候，他就发表开谈话了。谈话的方式更奇怪，讲的是民主政治，却从不知公开主义是什么，从不知该对议会发表政策，也不知应对国民公开演说。到了要紧关头，就将所谓当局的谈话印刷后分送各报一公布，于是国民就像听到当局咳嗽的声音而感到荣幸。
其实很多事情捂不住，像这样的谈话既笨拙又令人厌烦，那里面说什么上年我如何打电报，如何派人运动，如何力主强硬，如何被人阻止，如何与人交涉。感觉就像前清各官署的文件，“如何如何，等因奉此。”又是“如何如何，等因奉此。”再加“如何如何，等因奉此。”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要紧的话，全是空话套话，一篇烂账，与他说的那件事丝毫没有干系，俗语说得好，死的说不活，活的说不死，真是三寸尚存，有何益处？
倒是报纸上公开发表过当局与美国驻华公使的谈话，看了让人哭笑不得。美使曾说，中国官吏如何贪黩，地方如何不统一，不得已，才要外国人来稽核中国政府钱款的用途。那么美使所指的挥霍虚耗之责，到底由谁来负？美使当面痛骂的第一责任人又是谁？不料当局却用心良苦，公开发表这些谈话，难道是想用外国人的衷言告诫国人。这种用发表与外国人的谈话代替政府训令，真是东西方政界未有的奇闻。
说到这里，远生像是又想起了什么，大声说道：今日中国的问题，除了国惫民贫之外，主要是思想界的枯窘，不足以养人神智，使一般优秀者或堕落不能自拔，或痛苦无以为生。今日我们不新不旧，不中不西，青黄不接。现代人所以心烦意乱无限悲苦，不胜其人生之无聊，以致憔悴而相自绝，莫不是因求新得旧，求面包而得石块的思想上的失望。这都是过渡时代的悲苦，就像一把铁锁子牢牢地锁在青年的脖子上。过渡时代的思想，悲观超过乐观，淫乐超过快活，这些思想潮流也是不得已的。
在上海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新的主义，有倡社会主义的，有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这些主义也是顺应了世界潮流。不过，我一直在想，这些新主义是为平民呢？还是为私益？如果是为了平民，就应当为社会上的种种不平呼号奔走，决不能依附于权势之下，以深奥的学说及哲理而自我娱悦自我鼓吹。想想看，到底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中国社会？既不知中国政治为何物，又想用肤浅的理论，最安逸的运动，立求理想中的黄金世界出现，其本来就无希望的根据，又有什么好失望的。要知道有时我们在失望中所换得的结果，便是思想的进步。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什么主义，只要是为了平民大众，就会受到拥护，平民的头颅才能高高昂起。如果我们的观念不能与世界同步，就只有自悲自怜，踽踽独行，只好翘首盼望新文明的曙光姗姗来迟。
这几天我一直怀着一种隐忧，就是怕船员怕乘客问我国事。眼见得内患已生，四万万同胞大祸迫于眉睫，我无言以对啊！
张肇元也有同感：“就个体而言，中国人不怕同外国人竞争，在教会学校念书时，中国学生的成绩都很不错，为何生意场上中国人也输于外国人，就是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以一己私利驾于天下之上，使得国家贫弱不如人，也让我们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中国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像袁总统这些高官，如果还有良心，真应该忏悔了。”
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远生怕脸色刚好转起来的张肇元过累，便吩咐他休息，自己则拿起纸笔和雪茄，笑着说了声“姻瘾又犯了，松弛松弛”。然后大步向吸烟室走去。
一边吞云吐雾，一边铺开纸。远生此行需卖文养家，所以与申报、东方杂志等有约，承担了采写通讯见闻的任务。写些什么呢？他的思想又纷乱起来。刚才与张肇元说的那些话已经憋在胸中很久了，今日总算一吐为快。想到张肇元刚才提到忏悔，远生蓦然心里一惊，想想自己这几年经过的奇变，真可谓一场大梦，梦中所历。那些公侯将相，华屋小邱，欣戚得丧，如蘧蔫一觉，醒后如故。唉！真不足言，欲说还休。
不知怎么，他突然想起了托尔斯泰。记得大约是五年前，82岁的托尔斯泰因患肺炎，心脏衰弱，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这一天，是这位俄国伟大作家抛弃家庭和自己诞生并生活过60多年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而离家出走的第1 0个早晨。
当时上海《神州日报》上说：“托尔斯泰伯爵之噩耗已传遍世界。此世界中顿失一学界伟人。”托氏在《我们要公正》一文中写道：“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在达到黎明之前所走过的道路是多么艰辛曲折而痛苦。”远生深服此言。
想到托尔斯泰曾写《忏悔录》，远生顿生灵感，决定将这些日子满腹的感慨与哀悔写成一篇自己的《忏悔录》。
他想，自己的忏悔录，既不应是传记，也不是叙述国家大事，而应直言个人的心路历程。想到这里，他奋笔疾书：
我的忏悔，含有自责与自恕两种意义，我以为我及世人所犯的一切罪恶与过失，自身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各占若干成分。我心理堕落的病根在于生活太高，嗜欲太广，思想太复杂，遂令一生非驴非马，既不能为真小人，也不能为真君子。良心绝对自由论和良心绝对不自由论，都是我所不承认的。
常人一生，就好像由平地进人隧道，蜿蜒曲折，由光明人黑暗。先是光明，渐渐微黑，渐渐真黑，最后堕落，达到极地。所以从我的经历来看，虽然是一般的寻常人，但少年当学生时还有一二事刻入我的脑影中不能磨灭。后来就渐渐地没有不能磨灭的事实，只有不能磨灭的思想，渐渐地连这思想也消归无有。综其所有，惟有罪恶与过失。我在清醒时，常想用大力将其驱除出脑影而消灭痛苦。
近世颇有学者深信灵魂不灭之说，既有形死而魂不死的人，就好像当然有形不死而魂先死的人。所谓魂死，就是肢体动作、饮食起居和常人一样，但精神不存在了。凡是大圣大智的人，有两种心理现象，一是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养气集义，天地浩然，这就是人世家；二是遗形存神，超然象外，寥廓希夷，万妙之门，这是出世家。精神不存在的魂死之人，其身有形而无神，如有人白昼见鬼，见有形而不见有身。又如镜中看花，水中看月，有花有月，实际上无花无月。陶渊明曾说：“既自以身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最能说明形不死而魂已死的人之现象。既然魂死了，怎么能悲呢？如果说，魂实际未死，怎么会以身为形役？
写到这里，远生猛吸一口烟，觉得自己成了以身为形役的人，有时饮不知为饮，有时食不知为食，起居坐卧异如常人，身动而心不属，块然一身，早同异物，日出日入，一切动静常常如在冥冥之中，没有感觉，好像自己的身子分为二截，一截为傀儡，就是本身，由别人撮弄作出各种动作；另一截是他人的眼光，实际上是自己真正的灵魂，偶然瞥见种种撮弄，有时也会作呕，作呕久了，不可复住，也就听之任之。而所说的傀儡，其名片衔号有好多种，叫学生、叫官吏、叫新闻记者、叫政客、叫律师，但无论是学生、官吏、新闻记者、政客、律师，饮食起居，冥然没有感觉，蠢蠢然自己不知是自身，说明魂早已死了。
远生认为自己的灵魂好像有两种，一种是自身如一个牢狱，自己的灵魂困在黑房子里，不能自由行动，完全失去了自主能力。另一种像是戴上手铐被投进牢狱之初，还不能像槛兽羁鸟，腾跳奔突，总想冲出篱笆，恢复自由。但悲哀的是，牢笼的力量大，抵抗的力量小，百端冲突，全都无效。监禁的时间久了，也就安之。
他继续写道：这种所谓安，并不是真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而时时从狱隙中希望窥见片刻天光，不窥则已，一窥就看到自身的种种所作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或棒逐。总之，恨不能即死，其实质就是不堪良心苛责。
我常常中夜起坐，历念众生，恍惚有物来告，说你罪大恶极，当坐不赦。我耸然自念，锦衣美食，妄论是非，而那些躬耕的人们，手足满是茧子却不得温饱。
写到这里，远生的眼前浮现出这样一番景象：森严的社会习惯，死板板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礼教及种种名义，蒙头盖脸的宗教，学非所用的教育，饮食男女生理冲动的躯壳，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满街寄生动物，阴郁的家庭，酒肉征逐的朋友，放火杀人的盗匪，奸淫掳掠的军人，明抢暗夺的流氓，贩卖人口的政党，厌恶的政客官僚，万恶之军国主义的国家，憔悴可怜的一般平民。
他接着写：吾年已三十有二，虽然被誉为著名记者，实际上是一个堕落青年，但深信凡是我们所敬仰的青年，其灵魂必然是曾一度或数度被自己的躯壳所囚狱。如果说未曾有过，那么将来必入此牢狱，因为这牢狱是人生必经之阶段，就像人必人鬼门关一样。人此牢狱的人，要么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复活，自此以后永远堕落。如今种种人头而畜鸣的人都是这样。要么灵魂日与躯壳奋战，永无和议之望。吾有若干朋友，都是令人敬爱的青年，他们光明磊落，聪明而智慧，却憔悴忧伤，悲歌慷慨，甚至自杀或早亡，这就叫灵魂与躯壳之战死。还有一种就是破狱而出，出魔人道，出死入生，此后或为圣贤，或为仙佛。即使不这样，也可成为有道的君子，模范的市民。而像自己这般，是瘐死呢？战死呢？还是破狱而出呢？自身是没有能力思想足以自定归宿，只能听之命运。而今是我奔突叫号之时，是我窥狱隙略见天日之时，是我不堪良心苛责之时，是我忏悔之时。
远生想到托尔斯泰人到中年，认为那些腐伪的宗教，形式之伦理，虚夸之文学，名士贵族富豪的生活，无一不是他已往痛苦的纪念，所以寻求解决。只可惜自己的经历、解悟无法与托氏相比，文采不足以自振，无法将曾经的忧患痛苦归安身立命之地。腐败堕落，不能像托氏那样深刻忏悔。不过心理上的自虚而实，由外而内，渐逼渐近，顿迷顿悟还是相同的。
他最后写道：只有大智大勇的人经历痛苦而不会变为消极，而大智勇的人千古仅得一二。大部分人应将希望系于这种因失望而消极的优等人类，如果大部分人不觉醒，即使有一大智大勇之孤立于上，又有何用处？这种悲观是我国进步所必经的阶段，所以我断言：最后之光辉，必灿烂而无极。以前的罪恶和错误，都是我们此后忏悔及进步的最可宝贵的资料。其原因是，人心不死，意识不死，文明不死。
西方哲人有言：“寡欲是改革家的要素。”因此今后提倡独立自尊，提倡神圣职业，提倡人格主义，则国家社会虽永远陆沉，而我的身心固已受用不尽。我的忏悔，此物此志而已。
写完《忏悔录》，远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打算一到日本，就将此文寄往《东方杂志》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