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经国走上台阶正要进入正门之际，手持枪械的黄文雄从正门两侧的大理石柱后迅速闪出，冲过警卫群，正欲举枪射击时，跟随在蒋经国身后的便衣警探之一亨利·苏尼兹将黄文雄拉住，并立即向另一便衣警探叫道：“注意，这人手上有枪。”两人随后扭成一团。
尽管刺杀行动遭此破坏，但黄文雄此时仍一边与警探格斗，一边举起手枪瞄准蒋经国扣动扳机。此时蒋经国惊慌失措地急急闪人扇形转门内，子弹因而也就射人了正在转动的两扇玻璃折门间。当黄文雄极力挣脱拉扯，欲进入酒店再发射第二枪时，一名警卫立即用脚顶住旋转门，黄文雄亦被制服，但不甘心，高喊：“像我一样的人站出来吧!”
此时郑自才见黄行刺失败，亦不顾自身安危，及时冲入欲营救黄文雄，却不料警卫以警棍狠狠地击向其头部，致使其眼镜被打碎，血流如注，至此郑自才高叫：“我要看医生!”黄、郑二人在警卫的群殴下，终被制服。
刺杀事件发生后，蒋经国死里逃生，他进入大厅后先说的话是：“有人受伤吗?”“如果这两个年轻人要求见我，我会接见他。”在演讲时，蒋经国只是用了“外面有风有雨”来说明刚才的谋杀事件。刺杀事件使美国下不了台，虽说美国国内枪击事件层出不穷，但在外交活动中却不多见。尼克松立即致电慰问，表示“至感遗憾”，“美国及本人闻悉此事，异常震惊，谨代表美国政府及人民致最忠诚之歉意”。
当台湾方面得知刺杀蒋经国讯息后，转惊为喜。5月1日，蒋经国结束美国之行，经东京返台时，蒋介石派其党政军要员到机场迎接归来的蒋经国。连极少在台北露面的蒋方良也破例前来迎接夫君，两人拥抱于台北机场。
蒋介石一面为蒋经国压惊，一面令警方彻查此案。经查：黄文雄系台湾政大新闻系毕业，1964年赴美国康乃尔大学就读。刺案发生后，黄、郑二人被以蓄意谋杀罪嫌移送“法办”。“台独联盟”虽聘请律师打官司，但郑、黄二人认为聘请律师打官司的目的，只是想澄清“台独联盟”并非暴力恐怖团体，并未替两被告的涉案辩护，在愤慨之余，决定弃保抗议。
1971年，郑、黄二人经纽约地方法院判处有罪，在择期判刑时，二人决意分头逃亡，郑自才在友人协助下由美赴瑞士，再转往瑞典，并在同年获瑞典当局政治庇护，黄文雄自此下落不明。翌年，郑自才突遭瑞典当局逮捕，美国要求引渡，同年9月，郑被送往美国服刑。因飞美途中郑自才绝食进人昏迷状态，飞机飞往英国，英国当局以非法入境名义收押了9个月。1973年4月，英国将郑自才送往美国，8月问，美国纽约州高等法院判处郑自才5年徒刑，并发监执行。
五度访美，蒋经国并未能阻止中美关系的正常接触与发展。尽管在蒋经国之后又有“行政院长”严家淦奉蒋介石抵美力争，但也未能奏效。就在联大驱蒋案通过236天之后，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接到罗杰斯电话通知，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初访问北京。当沈剑虹与台北方面获知此讯息后均相当震惊。沈剑虹称：
“有几分钟时间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简直不能相信：方才听到的话是真的。我想打电话给台北方面，不巧的是美国这边的越洋电话接线生们那天正在罢工。我正草拟电稿时，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台北‘外交部’杨西昆‘次长’打来的，问我是否从美国政府人士那里，听到有关基辛格秘密访问北平的消息。台北方面的人士刚刚听到新闻快报，要我证实他们听到的消息是否正确。像我一样，台北方面对这消息最初反应也是觉得难以置信。”
7月16日，蒋氏父子深感台美关系“绝不会与以前一样了”。在极端愤怒的情绪下，蒋介石指使杨西昆约见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向他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尼克松的举措是“最不友好的行为”，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蒋介石还指示沈剑虹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然而抗议行动也未能阻止住尼克松的北京之行。1972年2月21日，与中国大陆隔绝23年之久的美国终于被迫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存在，总统尼克松与中国巨人毛泽东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其后，经中美双方领导人磋商，达成了《上海公报》。《公报》在台湾问题上的表述是：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美国此一立场否定了多年来“台湾地位未定说”；同时，《上海公报》还提出中美关系应实现正常化。此点进一步指明台美关系未来的性质。
尼克松称他的北京之行是“改变世界的一周”。加之联大驱蒋案，造成台美关系江河日下，而且给台湾当局以致命的一击。有20多个国家几乎一夜之间同台湾当局“断交”，转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截至1973年2月，仅有39个国家与地区同台湾当局保持“外交”关系。
大骂 田 中
正当台湾当局处于“外交”绝境之际，蒋介石的另一“忠实外交盟友”日本，又于1972年9月29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结束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恢复正式外交关系。中日恢复邦交是继尼克松改变对华政策和联大驱蒋案后对蒋经国新“内阁”的又一沉重打击。
众所周知：自台日1952年签订“和约”以来，台日之间始终风波迭起，未见平稳。本来，按吉田原来构想是同中国大陆单独媾和，后来在美国的高压政策与日本国内亲蒋势力施压影响下，吉田改变初衷，同台湾签订“和约”。日本当局这种妥协行为理所当然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因而受到了中国政府与日本进步人士的严厉谴责；日本工商界出于发展对华贸易的需要，也迫切要求改变不公正的对华政策。就在台日“和约”签订后不久，日本参议员高良富等3人应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的邀请，于1952年6月赴大陆谈判并签订了第一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同年12月，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宣告成立，此后，中日两国民间友好往来日渐增多。
蒋介石眼见中日两国民间的频繁的交往，害怕日后台日“邦交”断裂，遂向日本发出警告。蒋的警告产生了一定效用，1957年2月亲蒋的岸信介组阁后，推行亲美、亲台政策，阻挠中日民间贸易往来。同年6月，岸信介抵台访问，在同蒋介石谈话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是尊重“中华民国”的意见，“不承认中共政权”，并公然煽动蒋介石“反攻大陆”。因岸信介的外交方针违反了日本大多数国民的意愿，遂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1960年7月，岸信介在一片反对声中倒台。
岸信介倒台之后，池田勇人出任阁揆，他恢复了中日民间贸易交往。但池田内阁在对华政策上未能超越吉田所规定的界限，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发展。1964年，佐藤荣作出任日本首相，他积极推行亲美反共政策，制造“两个中国”，支持“台独”。更有甚者，佐藤竟异想天开地将台湾划入日本的“防卫范围”。
尼克松访华后，日本朝野大为震惊，因为佐藤内阁一直跟在美国屁股后面敌视中国，第二十六届联大召开时，又追随美国阻挠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此刻，美国却在悄悄地同中国大陆改善关系，跟自己的盟友连个招呼都不打，这使佐藤政府受到社会舆论的冲击，在一片责难声中，佐藤内阁倒台，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
田中一上台就开始打中国牌，他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把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新成立内阁的首要任务，并宣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十分成熟”。
田中的就职演说震怒了蒋氏父子。1972年7月20日，初度“组阁”的蒋经国与“外交部长”沈昌焕对日本提出“不要为中共政治阴谋所乘”的警告。7月25日，台湾当局驻日本“大使”彭孟缉约见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告以反对日本与大陆中共国交正常化。8月2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自韩国返台途经日本时，奉蒋令劝说日本政要“变更意图”。9月19日，蒋经国在接见日本特使椎名悦三郎时，将今日台湾当局所处之恶劣局面，完全归咎于日本侵华战争。
6天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坐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会客室里，坦诚地回顾与展望了日中关系，签署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9月29日，大平正芳外相表示，从即日起“日台条约”失效。
蒋经国当日在“立法院”作口头施政报告，他说：
自从台日关系恶化以来，我们对日基本态度是：“第一，尽力维持中日‘两国’的‘邦交’与‘中日和平条约’；第二，一旦日本背信忘义，造成与我们决裂的情势，我们要日本政府负起‘断交’的责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任何不幸后果。”
蒋经国还宣称：大陆中共不能代表中国，所有日本政府与大陆中共在谈判中作成的任何协议，“都属非法无效”。
在此情况下，蒋经国为改造内外情势、提出“政府”举措应把握4个方向：
(1)“在内政上，以行政革新为先务，以为民造福为目标，建立廉能和诚实的‘政府’。”
(2)“在‘外交’上，坚守基本‘国策’与反共立场，坚持站在民主集团一边，本独立自主与平等互惠的原则，掌握机势，审慎应因，以谋总体‘外交’的展开。”
(3)“在‘国防’上，循现代建军路线，充实‘国军’战力，强化作战准备，以巩固‘国防’，保障安全，担负起‘反共复国’的神圣任务。”
(4)“在经济上，以策进农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与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为奋斗目标，本自立自强的精神，达成经济的加速成长与稳定。”
然而宣布无效也罢，气愤也罢，抗议也罢，都无法改变铁定的历史事实。
“实质外交”
面对国际人格逐步丧失的“外交”颓势，为了在国际夹缝中求生存，蒋经国多次召集智囊研讨对策，以摆脱“外交”困境。
1972年2月4日，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外交部长”周书楷抛出了“弹性外交”的方案。他说“弹性外交”意即凡是对台“无敌意的国家，均愿与之加强联系，同时，并将以经济、财政、贸易、教育、文化等配合‘外交’的推展”。
同年6月13日，蒋经国在“立法院”作施政报告时就“外交”方针作如下说明：
“对外应本独立自主精神，以修明的内政建设为后盾，积极发挥总体‘外交’的功能，审时度势，把握重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各种力量，配合‘外交’作战需要，致力推进各种国际合作，加强我与各国友好关系”。
同年9月29日，蒋经国在“立法院”宣称：
“我们‘外交’的基本政策，是继续维持并加强与各国现存的‘外交’关系；至于对与我虽无‘外交’关系而保持友善的国家，我也将积极与其保留各种方式的联系。”
周书楷的“弹性外交”之说，表明台湾当局为挽救“外交”颓势正在转变其“外交”方针。蒋经国的上述宣示则表明在众多国家与台湾当局“断交”之后，台湾将更多地注重发展实质关系。关于此点，蒋经国在1973年“立法院”院会上的演说得到进一步证明。蒋经国宣称要“发奋图强开创‘外交’新局”。如何开创“外交”新局呢7
“当前我们‘外交’的基本方针是遵守国际义务”，“所要努力的重点，是在发奋图强，开创‘外交’的新局面，增进既存睦谊，并扩大我与反共和非共国家间的实质关系”。
在这里，蒋经国首次提出了建立“实质关系”的主张，作为新的“外交”方针的重点。他还指出：
“为了扩大国际交往”，“将继续透过政治、经济、贸易、文化、科技等各方面的相互交流”，“尽力推展双边及多边关系”，重点加强台、美合作。
在“外交”方针的运用上，蒋经国提出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以尽快摆脱困境。同年11月12日，蒋经国在国民党十届四中全会的口头报告中进一步强调：
“要冲破‘外交’的包围，打开孤立的局面，我们的方针就是要不断地扩充多边的关系，也不断地增强和我们没有邦交国家的‘外交’关系，同时更要珍惜和我们有‘外交’关系的许多国家的友谊，这也就是要让我们国家能够继续向国际政治中发展，这是一种因应特殊形式的‘外交’方式。”
在另一报告中，蒋经国提出当前开拓“外交”工作领域的重点是：“汇集总体‘外交’的力量，发挥多角联系功能，透过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等各种方式，在国际间不断推展双边与多边关系。”
同一年，蒋经国提出“外交”政策三原则：
(1)“尽最大的努力，维持我与友好国家双边关系”，尤其要加强台美间的盟邦关系；
(2)“运用各种的力量向多方面发展，来建立务实关系，发展多方面的关系”；
(3)“不管今日如何变化，在‘外交’上，我们始终坚立于‘民主’阵营，不和任何共产国家作任何接触”。
1975年初，为进一步推展“实质外交”与反共需要，蒋经国将其“外交”思想概括为5条：
(1)“坚决维护‘民主自由’的立场，一本独立自主原则，掌握国际形势变化，积极推展‘革命外交’，以突破艰难开创机运”；
(2)“团结反共力量，维护国际正义与和平；促进国际间联合行动，揭发并粉碎共党国际‘统战阴谋’；扩大对外宣传，增进各国对我多方面之认识”；
(3)“巩固并加强我与各友邦间双边关系，并推进与我无‘邦交’国家之经贸、文化、技术合作等务实关系，以增进其对我之了解及友好”；
(4)“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及活动并辅导民间团体及个人参加，以策进国际间一般性之交流与合作”；
(5)“强化‘外交’阵容，培植‘外交’人才，加强驻外文经新闻科技等机构之联系协调，发挥‘总体外交’功能”。
以上是蒋经国主台后在“外交”方针上的心路。蒋经国还不断给部下打气，要他们经得起挫折，不要寄希望在“旦夕之间使国际形势改观”，要提高警觉，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种种重大变化。
透视蒋经国的“实质外交”，基本特征是：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和官方地位的前提下，以经济为后盾，发挥“总体外交”能力，通过民间的、非官方的形式，拓展双边或多边的贸易、文化、科技、体育及军事政治等项关系。很显然，“实质外交”政策的重点是“经济外交”，即以经济实力作基础，把发展经贸关系作为推行其“实质外交”最主要的手段。经台湾当局大力推展，到70年代末，台湾除与20多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之外，又同30多个“无邦交”国家建立了各种机构或办事处，同时参加各种国际组织近300个。事实表明：“实质外交”是台湾当局处于“外交”困境中在国际社会中求生存的一种主要模式。它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交”困境，并使台湾经济得到发展。但由于它不具备国际法的保证和正式外交的权利义务，所以有很大的局限性与不稳定性，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或是双边利害冲突达到一定程度之时，便会受到相当大的困扰，所建立的实质关系也易遭到破坏。在蒋经国执政后期，为进一步摆脱孤立处境，他的“外交”政策更趋灵活，曾提出以现实化、弹性化的策略，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即运用“经济利益结合政治利益之谋略”，采取非传统、非官方、非正式的“外交”方式，重点发展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国家的实质关系，也即所谓“实质外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