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辉上台后，台湾当局的“外交”政策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就在1988年2月，李登辉首次答记者问时宣称：台湾“外交”要注意实利，不图虚名，强调实施重返国际社会的“外交计划”。1988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大上，李登辉进一步宣称要提升和突破以“实质外交”为主的对外关系，全力推行所谓“弹性外交”。
李登辉“弹性外交”的具体做法是：利用其经贸方面的某些优势展开银弹攻势和“金元外交”；抛出“一国两府”主张，着力强化“两个政府实体”的对等性，以图造成双重承认的事实；以美、台关系为蓝本，提升与无“邦交”国家相互关系的官方化、政治化程度，将实质关系向高层次推展；把“外交”策略的运用和“大陆政策”的调整相结合，以“弹性内交”带动“弹性外交”，以“国家人格”提升“国际人格”，加强与大陆在国际间的抗争。
将李登辉的“弹性外交”与蒋经国的“实质外交”政策相比较，二者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共同之处：均是台湾当局在国际处境十分孤立的情况下，运用经贸实力，采取灵活、务实的“外交”手法，以“拓展国际生存空间”。不同之处在于：蒋经国与其父在“外交”上的理念基础：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无“邦交”国家发展以经贸为主的：关系。
凡与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台湾当局均与之“断交”，凡中国大陆参加的官方性国际组织，台湾当局均退出，或“留而不与会”。而“弹性外交”的理念基础是：在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与无“邦交”国家发展半官方或官方关系，甚至不惜以银弹、金元、双重承认，来建立“外交”关系。李登辉的“弹性外交”比蒋经国的“实质外交”不仅更具进攻色彩，而且企图在国际上突破现有的以非官方关系为主的“外交格局”，在“一个中国”的口号掩护之下，谋求台湾“独立的国际人格，走上与大陆分而两立”的道路。
尼克松旋风
当蒋经国推展“实质外交”之际，刚刚登上“总统”宝座还不满一年的蒋经国又遭遇到了台、美“断交”的沉重打击。国民党退守台湾之后，其“外交”政策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极力维持两个基本目标：即维持在联合国的席位与发展同美国的关系。1954年12月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后，后一个目标变得尤为重要。
联大驱蒋案后，两项基本目标只剩下一个。尼克松北京之行 给台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断交”只是个时间问题。虽然尼克 松因水门事件引咎辞职，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车轮并未因此而停 顿。福特入主白宫后强调继续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在台湾问题上 废除了1955年通过的“台湾决议案”。卡特当选总统后，中美关系 正常化的步伐大大加快了。时值蒋经国当选“总统”登基之日，美 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又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土地。事前，台湾当局曾要求美国更改日期，可美方宣称：这只是巧合，并表示遗憾，对台湾当局指责美方采取了“极不友善行动”之类的话充耳不闻。对此，台湾当局只有愤愤不平而已。此间，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曾多次要求会见美国总统与国务卿等人，但均遭美方拖延。美国后派副国务卿见沈，指责他想制造事端。此刻，沈剑虹的心情坏极了，他曾愤愤地说：“不管我们感受如何，卡特政府显然已经决定降低与‘中华民国’的关系。”
1978年12月15日，是台美关系史上最黯淡的一日。当晚9时，美国总统卡特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首先宣读了美国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然后就此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出：美台之间也将在1月1日结束“外交”关系，终止1954．年美台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同时准备在4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国余留的军事人员。这表明美方终于接受了中方提出的“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扫除了两国建交的障碍。
台美“断交”，蒋经国早有预感，但在此时“断交”，他感到是“晴天霹雳”。更使蒋经国恼火的是，事先对此竟一无所知。法国与台“断交”前，戴高乐事先还派特使赴台说明。日本也于1972年9月派高级特使告知蒋氏父子，而今身为“友邦”的美国竟然在卡特宣布这一消息前7小时才通知他，这不能不使蒋经国恼火。当美国驻台“大使”昂格尔深夜敲响蒋经国大门、将上述消息告知蒋经国时，他当即表示“强烈抗议”，认为如此重大事情，事先概不商量，竟仅在宣布前几小时告知，是“不可能想象的”。
12月16日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台美“断交”后的对策。上午10时，蒋经国发表声明称：
“数年来美国政府曾一再重申其对‘中华民国’维持‘外交’关系，并信守条约承诺之保证，而今竟背信弃约，此后自将难以取信于任何‘自由国家’。”
当晚，蒋经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三项紧急处置：军、警、宪、特进入全面戒备；保持经济稳定；停止“民意代表”选举。
12月18日一19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台美“断交”问题，蒋经国主持会议并以《精诚团结，肝胆相照》为题发表讲话。蒋经国宣称：
“今天增加了我们正在奋斗之中的困难，这是我们国民革命奋斗史上一次强烈的变化和重大的挫折。”
“自从总裁逝世以来，经国先后蒙本党同志和全体同胞付托以党务‘国计’的重任，却未能在‘外交’上开展新局，反而遭到今天的挫折，个人心内深深感到惭愧歉疚，无以对总裁在天之灵，无以对同志同胞付托之重。不过经国绝不会因而稍挫锐志，绝不会因而摇撼此心，相反的，还要追随各位先进，相与同志同胞，更加惕励奋发，来扭转、来改变形势，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再开新局，更加进步，更加壮大，因之今天面对当前‘外交’上的冲击，我们更要视之为再接再历转危为安的关键。”
12月24日，蒋经国提出“以非常的决心，非常的行动”，来扭转台、美“断交”对台湾权益构成重大的损害的变局与严重的危机。他重申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一项规定对“总统”的授权，采取三项紧急处分：
(1)“军事单位采取全面加强戒备之必要措施”；
(2)“‘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会同‘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采取维持经济稳定及持续发展之必要措施”；
(3)“正在进行中之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延期举行，即日停止一切竟选活动”。
12月27日，蒋经国指示今后党务工作应面对台、美“断交”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祖国统一”取代“解放台湾”的现实，要“加倍的提高警觉，坚忍团结，自强奋斗，以开创更光明的前途”。
美台“断交”消息传出后，台湾各界呈现一片慌乱之状。许多人走上街头，焚烧美国驻台机构的汽车、星条旗。当美国与台商讨“断交”后事宜的克里斯托弗代表团抵台时，许多青年在松山机场的街道上，“阻止代表团座车前进，抛掷番茄、鸡蛋及泥土，有些更激动的青年甚至用木棍打车上的玻璃”。
台湾官员们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台湾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对美台“断交”既感突然，又想不通，他说：
“身为驻美‘大使’，我不禁自问，到底做错了什么?在阻止关系中断方面，我有没有该做而未做之事?我是否已竭尽所能?‘国内’(台湾)的同胞会不会谅解?我们的‘国家’究竟为了什么，竟然要受如此无情的打击?究竟美国希望从这次行动中得到什么好处?”
卡特发表中美建交广播的第二天上午，沈剑虹召开“使馆”人员紧急会议，“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沮丧”。沈剑虹打气说：“虽然台美‘外交’关系即将终止，其余关系会继续存在。”然而沈的打气并未奏效，沈剑虹于12月29日悻悻地摘下了台湾当局驻美国“大使馆”的铜牌，并将馆址以1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一院外活动集团，然后怀着极其凄凉的心情踏上了归途。“外交部长”沈昌焕也因台美“断交”引咎辞职。
台美正式“断交”之前，双方就“断交”事宜进行谈判。台湾当局的态度是：继续维持官方关系，美国则坚持只能维持非官方关系。因双方观念差距太远，最初并未达成协议。12月30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谈判代表团时提出维持台美关系的5项原则：
(1)持续不变；
(2)事实基础；
(3)安全保障；
(4)妥定“法律”；
(5)“政府”关系。
蒋经国宣称这5项原则是“今后处理同美国关系的基本立场”，并要美国代表团能向美国人民和政府忠实转达。1979年1月2日，蒋经国在回答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卡姆提问时，对美国进行多方指责。
美台“断交”使蒋经国吞下了这枚苦果，他哀叹道：美国此举是对“‘国府’最沉重的打击”。
“与台湾关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