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青是卢俊义的家人。卢俊义听信吴用的话去东岳烧香避难，兼做买卖，要李固随行，李固害怕梁山泊强人，借故推托；燕青却主动请求与主人同去，好保护主人。李固与卢俊义的妻子通奸，诬陷卢俊义坐了梁山第二把交椅，燕青给主人报信，劝主人暂不要回家，卢俊义不信反责骂燕青，他不但不记恨，当卢俊义被下在监牢里，他还将化来的半罐子饭，送给卢俊义充饥；卢俊义被发配去沙门岛，他暗中跟随保护，在差人要害卢俊义时，及时出手，杀了两个解差，挽救了主人的性命，并冒着生命危险，背着杖疮发作的卢俊义艰难逃命。卢俊义再次被捕，他又冒险要上梁山求取救兵。这是写他对主人的忠心耿耿。我们如果拿燕青与李固作一比较，燕青的忠就更见分明。
上了梁山，燕青去泰岳与任原相扑，是要为“哥哥增些光彩”；才颠翻高俅，是为山寨添些威风。这是写燕青忠于梁山的事业，忠于头领宋公明。而燕青上梁山后展演的最重要的一阕戏，则是走李师师后门，促成宋徽宗对梁山的招安。这一事件，既反映了燕青对贯彻宋江招安路线的忠诚，也表现了这个人物对于朝廷、对于宋徽宗的本质上的忠心。作者充分地利用了燕青“浪子”的种种机警和才智，先写他如何帮宋江混进李师师家中，演出了师师把盏低唱、宋江沾墨吟词一场戏；若不是宋徽宗的突然到来、李逵暗中气闷所放的一把黑火搅了局，说不定已经将梁山泊盼招安的心曲，“备细”地告诉了这个皇帝的外宠，达成了宋江“愿天王早招安，心方足”的意愿。不过，在这场戏中，燕青还只是个配角，男一号是宋江；男二号是柴进。
大约作者觉得，就这样完成梁山泊获招安的目的，还没有能够把燕青的才能、品性充分地展现出来，于是又有了由燕青当主角、再进李师师家一场戏。在这场戏里，作者让燕青把梁山泊强人的身份、宋江望招安的“下情”、前两番招安的真情实景，冒着生命危险，一一告诉这个与皇帝十分亲近的妓女，以表现这个人物对梁山、对宋江，也是对朝廷的无比忠心；又安排李师师心动，勾引燕青的情节，以表现他的为大局、拒诱惑的梁山好汉本色。就这样，作者觉得还未尽兴，再安排下燕青三进师师府，晚上巧遇道君皇帝，为自己讨赦书，并冒死将梁山泊宋江忠于朝廷、盼望招安的心愿以及童贯、高俅被梁山大败、前两次招安不成的原因委婉地但又是当面地直呈宋徽宗，再次反映他对梁山泊宋江的忠诚和对朝廷的忠心。
也许有人会问，燕青在未将梁山盼招安告诉皇帝之前，就先为自己讨赦书，对皇帝固然不能算不忠，对梁山却很有点立场不坚定，因而也不够忠心的嫌疑。这样的人格，怎么还算得上是在向儒家理想的方向演进？关于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前后文作者对燕青的评论和对燕青的描写来看了。
在第七十四回，小说特意安排了一首诗“单道着燕青”，其中的两句道，“功成身退避嫌疑，心明机巧无差错”。在这首诗的后面，又有一个对燕青的总评，说，“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机巧心灵，多见广识，了身达命，都强似那三十五个”。“功成身退避嫌疑”讲的是：燕青在征讨方腊成功，就要班师回朝，接受封赏之时，劝卢俊义“纳还原受官诰，私去隐迹埋名，寻个僻静去处，以终天年”。卢俊义不听，于是他一人“情愿自将官诰纳，不求富贵不求荣。身边自有君王赦，淡饭黄齑过此生”，浪迹于湖湘山野之间的事情。后来宋江、卢俊义等果然一一被朝廷害死。浪迹湖湘山野的燕青虽不知所终，避免了“走狗烹”的结局则是肯定无疑。他岂不很像那汉室的张良？他岂不确实是“了身达命”？所以，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燕青的先为自己讨赦书，正是他只图为国效力、毫不贪图富贵且又“了身达命”的表现。功成身退，虽然着上了淡淡的道家色彩，但这也正是儒家知识分子认为的最高的人格境界。更何况先讨赦书后呈情也是一种自保的策略。
说到仪容，小李广花荣似乎并不比燕青逊色，说到箭术，花荣甚至比燕青高明；说到聪明伶俐，梁山泊还有个乐和；说到忠，撇开宋江不说，卢俊义的忠于朝廷绝不比燕青差，李逵的忠于宋江更比燕青的忠于卢俊义强；说到“了身达命”，还有李俊等一干人。但《水浒传》的作者却说燕青“虽是三十六星之末……都强似那三十五个”，为什么？就是因为集这所有长处于一身的只有他一个人。这是一个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原生态的燕青绝不会是这个样子！
说到这里，我又忽然想起《水浒传》第九十回，写宋江征辽凯旋，双林渡燕青射雁，宋江无端悲伤，责备燕青，“天上一群鸿雁，相呼而过，正如我等兄弟一般。你却射了数只，比俺弟兄中失了几个，众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后不可害此礼义之禽”。这是作者对宋江等人结局的一个暗示。燕青是不是从宋江的这种告诫里体悟更深了一层？
说到这里，我们也应该明白，作为卢俊义家人的燕青——一个地位如此卑下的人物，在那作者注重身份地位的《水浒传》里，为什么能够在三十六天罡星中占下一席地位了？
（四）《水浒传》中的三****：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
——男性话语中的女性形象
《水浒传》虽然是一部描写豪侠的书，但书中也写了不少非英雄的女性，主要的有所谓“三****”，虽写得各具特色，却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带着典型的男性话语性质。作者按着男性的立场描写女性，对她们进行道德评判。在这种语境中，《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传达出一种作者对待男女道德要求的不一的情绪，反映出一种不合理状态。
所谓三****是指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三人。
壹
阎婆惜是一个“年方一十八”，“长得好模样，又会唱曲儿，省得诸般耍笑”的女子，东京人氏，跟随母亲阎婆与父亲阎公，一家“三口儿因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郓城县”。因为郓城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在这县后一个僻净巷内权住”着。不想阎公“因害时疫死了，这阎婆无钱津送”，托人找到宋江。宋江给阎公买了一具棺材。又给了阎婆十两银子做使用钱，让她安葬了阎公。后来阎婆去谢宋江，发现他住处没个女人，问王婆，王说“敢怕是没有娘子”，就托王婆去说“情愿把婆惜与他”。于是阎婆成了宋江的外室。
宋江确实是个仗义疏财的人，为了成就宋江仗义疏财的美名，这里仍然按着这一性格惯性进行描述：宋江转回头来看时，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个婆子，……王婆拦住，指着阎婆对宋江说道：“……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时疫死了，这阎婆无钱津送，没做道理处……望押司可怜见他则个，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来恁地。你两个跟我来，去巷口酒店里，借笔砚写个帖子，与你去县东陈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问道：“你有结果使用么？”阎婆答道：“实不瞒押司说，棺材尚无，那讨使用？”宋江道：“我再与你银子十两，做使用钱。”阎婆道：“便是重生的父母，再长的爷娘，做驴做马，报答押司。”宋江道：“休要如此说。”随即取出一锭银子，递与阎婆，自回下处去了。不过，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带阎婆去找宋江的王婆是个媒婆，后来宋江将婆惜作为外室，正是这王婆撮合，显然，阎婆是要卖女葬夫。当王婆上门说合时，小说虽写他“初时不肯”，被“这婆子撮合山的嘴撺掇”，方才“依允了”。但接下来就写他“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没半月之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而且是“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作者这样写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表现宋江对婆惜的恩重如山，但无意间却现出这“不允”并非真心，现出了宋江“心”“口”不一。宋江显然是买了个女人作外室，后面婆惜要求宋江“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便是证明。按小说一贯的描写，宋江是“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如此大事，不禀告父亲，这义、这孝还从何说起？下面还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王婆只说，“只闻宋押司家里在宋家村住，却不曾见说他有娘子。在这县里做押司，只是客居。常常见他散施棺材药饵，极肯济人贫苦，敢怕是未有娘子”。“不曾见说他有娘子”，“敢怕是未有娘子”，都是不肯定之词。此时的宋江，按他出场时的介绍是“年及三旬”。
三十的年纪，尚未娶妻？也不免启人疑窦。金圣叹每每谴责宋江“假”，这里倒确实显得他“假”。
认真讲来，这阎婆惜其实连宋江名正言顺的妾也不是，甚至还不如当今人们常说的“二奶”。宋江和婆惜的关系，可以说完全是一种买家和卖家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这样的一对，又哪来的感情？这婆惜又如何会真心对待宋江？而且那宋江初时“夜夜与婆惜一处歇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我们固然不能给小说本文没有叙写的宋江的行为进行猜测，说他可能“喜新”，但若要说他有些“厌旧”的嫌疑，则并无太大的不妥。于是阎婆惜在见着“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的张文远时，便“眉来眼去，十分有情”，终于“打得火块一般热”了。
单就这一点而言，用今人的眼光看，宋江就确实有应该谴责的地方，阎婆惜有可原谅之处。但作者放过了宋江，将他的让阎婆惜这“水也似后生，况兼十八九岁，正在妙龄之际”的女人独守空房，将他的施恩索报，将他的不孝等等，都一一放过了。不仅放过了不予谴责，而且强调他的“仗义疏财”，强调他的作为一个好汉的品格——“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对阎婆惜却丝毫也不原宥，重重地进行鞭挞。小说有意通过阎婆的口，交代那婆惜“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暗示她本就是个娼妓一样的贱人。后来，又直接说她“是个酒色娼妓，一见张三，心里便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净手，倒把言语来嘲惹张三。……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并无半点儿情分在这宋江身上。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全不兜揽他些个”。有意突出她的淫，突出她的忘恩负义的娼妓品性。
阎婆惜最终因为发现宋江私通梁山强人的“罪证”，为了脱离宋江，从而进行要挟，被宋江杀死。就宋江而言，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就婆惜而言，这是脱离宋江的一个极好的机会，她不能不抓住。她的错误在不该太贪——不该当时就要那一百两金子，逼得宋江无路可走。
贰
潘金莲不仅是《水浒传》中的****形象，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人物长廊中的大****之一，知名度相当高。有些学者曾屡屡撰文为她翻案，但这个案总翻不过来。有了《水浒传》的文字，这案当然翻不得，除非你完全离开这部小说去空发议论。而空发议论是没有说服力的。否则，我们如何面对武松，更如何面对九泉之下的武大郎？然而，《水浒传》对潘金莲这个人物的塑造，不少地方是笼罩在男性的话语权之下，这也是事实。
这潘金莲原是清河县里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为那个大户要缠他，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那个大户以此记恨于心，却倒赔些房奁，不要武大一文钱，白白地嫁与他”。可见这潘金莲本不淫，否则主人缠她，她怎么不依从，反去告诉主人婆？但紧接下来，作者却写道：“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这判断实在是突兀而不合逻辑。更为奇怪的是，对于那个清河县里的大户，作者并无丝毫的谴责之意；对于这样一个“眉似初春柳叶”，“脸如三月桃花”，“纤腰袅娜”，“檀口轻盈”，“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的女子，被迫嫁给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男人，对于这个女人的无助、无奈的处境，作者竟一点儿也不同情，甚至于认为她的美貌也是一种罪过。
若说宋江与阎婆惜的关系只是一种金钱关系，婆惜不乐意于宋江情有可原；但宋江不管怎么说还是个好汉，比起武大来，无论是相貌还是身份地位，都要强得多。那婆惜于宋江尚且不乐意，而况这潘金莲？我们当然可以从道德的角度对武大作出判断，说武大人品极好；对潘金莲提出要求：不当以貌取人，应该恪守妇道。但若作者真能站在潘金莲——一个女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进行描写，上述这种情况，是说什么也不会出现的。
潘金莲和武大的婚姻肯定是一场悲剧性婚姻。这悲剧中孕育着火种。当潘金莲遇着武松，这火种冒出火花了。可是她遇到的是武松，一个真正的英雄。英雄当然不能爱色，尤其这色还牵连着悖伦，就更不能沾。武松是没错的，就以今日的道德观来衡量，依然如此。火遇到了水，但火种并没有熄灭。当她遇到另一个蓄意点燃这火种的男人西门庆时，这火便熊熊燃烧起来，终于烧毁了武大，也烧毁了自己。结束了这场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