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继续诠释每些问题、对反方进行辩驳的文章更多，据刘世德《辨析》一文所载，在《辨析》一文写作前，便有“刘冬《施耐庵生平探考》、张惠仁《〈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萧相恺、刘冬《关于施耐庵生平的通讯》、王春瑜《施耐庵故乡考察散记》、张袁祥、陈远松《施耐庵家世的新佐证——新发现施氏家谱简介》、欧阳健《国贻堂施氏家谱世系考索》、刘冬《施耐庵四世孙施廷佐墓志铭考实》、卢兴基《关于施耐庵文物史料的新发现》、何满子《施耐庵之谜——江苏兴化、大丰施氏文物实察记》、王春瑜《施让地券及云卿诗稿考索——施耐庵研究之一》。此外，1982年2月至5月间，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许多消息和报导。他们几乎一致断言苏北的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辨析》发表以后，对其进行反驳的正方文章则更多。刘冬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的《施耐庵生平探考》，对旧疑“殁于明洪武庚戌岁”的“明”字不合体例；“施耐庵死后三年生子让之谜”的问题；关于辛未无科问题；关于“官钱塘二载”问题等作了新释；而他的另一篇《施耐庵文物史料辨证——兼答〈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施耐庵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的答辩论文，则从讨论的前提开始，逐条对刘世德《辨析》一文进行辩驳。比如：（一）关于“写在行侧”的“字耐庵”三字，字形较正文小，“墨色较正文淡而浮”，“当非一人所写”的问题，刘冬举《江苏省公安厅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的结论“‘字耐庵’三字与《施氏家簿谱》字迹同为一人所写”以为证明，并且举1952年文化部调查组成员之一，与聂紺弩一同前往大丰兴化一带调查的徐放同志的回忆：“他们当时收集的族谱有七八份之多，而且字耐庵三字一律写在行侧”加以说明；又指出把彦端与耐庵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只有乾隆谱，咸丰谱、祠堂中的神主牌也有字耐庵的记录。（二）虚采远古同姓名人为祖先不足为奇，“但绝不会把另一个名人的名字写在自己确知的祖先身上，合二为一。因为这样一做就侮辱了他的祖先。按兴化白驹施氏既按族谱确知其苏迁始祖为施彦端，绝不可能把一个无关的名人施耐庵，与彦端合二为一。那样就直接地侮辱了祖妣季氏与申氏，从而也侮辱了自己。”关于《故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的问题，与刘世德文几乎同时发表的章培恒《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一文，则作出了如下的描述：“我们参加江苏省施耐庵文物史料参观考察座谈会的十六个同志都看到过这一墓志铭原物……经过我们仔细辨认……乃是‘播’字，且相当清晰。……乃是‘遂’字，因为此字上虽有不少伤痕，但放在阳光下辨认，其原有的笔画仍可看得出来。至于‘浙’字，除了左边的三点清晰外，中间的‘才’及右旁‘斤’的上半也可辨认，且其上一字‘播’及下一字‘遂’既皆确定无疑，此字自当为地名，再参以字形，其为‘浙’字也是肯定的。”（《复旦学报》1982年第6期）
关于王道生墓志问题，张惠仁发表于1981年第3期《群众论丛》上的《〈施耐庵墓志〉的真伪问题》则从“墓志的格式”、“关于年号的称谓问题”、“关于墓志的作用问题”、“关于施耐庵中进士的年代问题”、“关于施耐庵著作的种类”等方面论述了王道生墓志的可信。后来他还著有《〈水浒〉与施耐庵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水浒〉与施耐庵研究》设专章对施彦端即施耐庵进行考论，该文就“矛盾百出”的材料进行综合考察，从“‘施耐庵之谜’的历史回顾”；“从古人命名、取字、称号的‘微观层次’看施彦端即施耐庵”；“从‘钱塘施耐庵’、‘东都施耐庵’、‘兴化白驹施耐庵’三者的‘矛盾统一’看其‘三位一体’”；“从民俗学的视角、从《水浒》的内证看其作者乃元末明初的‘兴化白驹施耐庵’”四个方面展开论证，结论是：“‘彦端’和‘耐庵’之间有着符合古人命名、取字、称号时的惯例的如此这般的内在联系；出土的《施廷佐墓志铭》又恰恰为‘钱塘施耐庵’和‘东都施耐庵’这个矛盾说法提供了‘统一’的依据；《水浒》中的若干内证证明其作者是生活于元末明初的、参加过张士诚起义的、熟悉与梁山泊地理环境类似的苏北水乡兴化的有关情况的人；加上兴化和江阴一带的口头传说……等等事实”，“证明兴化白驹的施耐庵是《水浒》作者”。王同书也发表了《王道生〈施耐庵墓志〉伪作说驳议》（与黄同诞合作，署名黄同诞、林同）、《〈水浒〉作者施耐庵为郭勋托名说质疑》、《醉翁盛气，陈酿新装——张国光〈水浒〉观探秘》、《评刘世德〈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与张惠仁、王林书合作）等文章，逐条、全面评析了反方诸家（包括刘世德《辨析》一文）的看法，并先后出版了《施耐庵之谜新解》（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水浒·白驹·施耐庵》（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2年版）等专著。关于施耐庵辛未科进士问题，陈建华的《施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试证》（《明清小说研究》第1辑，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认为，“施耐庵确为‘元朝辛未科进士’，但这是‘乡贡进士’，在元代及明初被习称为‘进士’”。该文列举《明史》卷285《陆居仁传》及明正德《松江府志》卷25“乡贡”有陆居仁名，证明陆只中过“乡贡”，并未中过进士，但“正德《松江府志》卷14载陆居仁《松江府大鲁花赤沙侯部粮迹记》，文末自署‘至正十四年七月前乡贡进士陆居仁记’”。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13《萧景能墓志铭》中也有“其妻之兄乡贡进士刘性粹衷告所知……”一语，而且“元世称乡试及第者为‘乡贡进士’之例甚多。”“元人亦称‘乡贡进士’为‘进士’”，该文举《明史》卷285《钱惟善传》载：“惟善，字思复，钱塘人。至正元年，省试《罗刹江赋》……”等说明钱只是“乡试举人。然正德七年《松江府志》卷3载钱惟善《射圃记》，文末自署：‘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夏六月望日前进士曲江钱惟善记’”等等，说明“元代或明初，自称或他称，都有称举人为‘乡贡进士’或‘进士’的习惯”。另外“现有的材料可直接证明至顺辛未这一年也举行过乡试。如钱惟善《江月松风集》卷12《杨隐居挽诗序》云：‘君讳亮……其子观，登至顺二年进士第……’这里的‘进士’当为‘乡贡进士’”。洪武间卢熊所修《苏州府志》卷13《贡举题名》也记载：“至顺二年，乡试，潘如珪。”《浙江通志》也记有刘基等人为至顺辛未余阙榜的“乡贡进士”。该文认为，章培恒等“肯定了《施氏家簿谱》中的‘元朝辛未科进士’这七字也为原谱所有，并非后人伪造。从本文对施耐庵是辛未乡贡进士的论证来看，也说明了这一论断是正确的。……正说明它基本上保持了它的历史原貌。”至于王道生墓志在“辛未”二字之前又加“至顺”二字，则露出了后人妄加的痕迹。不能因为肯定了“元朝辛未科进士”为原谱所有，就肯定那些材料也是真的。
学术界对于元末明初生活于今江苏兴化、大丰一带的施氏始祖施彦端即《水浒》作者施耐庵这个问题，明显地存在着基本肯定（对于王道生墓志等资料持否定态度）、完全肯定（对于王道生墓志等也持肯定态度）、主张存疑、完全否定四派。前三者是大多数。但对于1982年前后兴化、大丰一带发现的文物资料，则不论肯定、基本肯定、还是主张存疑的专家，都认为是真实的，意义重大。张政烺说：“我不能否定施家这些材料，也不能否定施耐庵作《水浒传》”，史树青认为：“所有文物从鉴定的角度看，全是真的，文献中的家谱也是真的。”蔡美彪说：“江苏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发现了很重要的资料，对于探讨这个问题很有益处，比起五十年代有所前进。”（均见《施耐庵研究·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发言纪要》，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章培恒指出“文学史上的一大悬案终于真相大白”（《〈水浒〉研究将有重大突破》，《文汇报》1982年11月10日），“将使《水浒》的研究出现其他重大的突破”。冯其庸也指出“这是二百多年来研究《水浒》作者的重大发现和突破”（《盐阜大众》，1982年5月14日）。
只有完全否定的专家认为这些发现毫无价值。张国光就说：“我认为对施耐庵生平的调查、探考活动，都是难有预期结果的。”（《〈水浒〉争鸣》第一辑）
不过，张先生后来到兴化、大丰一带考察以后，似乎改变了自己原先的观点，作诗颂施耐庵云：“先生（施耐庵）豹隐东海滨……”
说到这里，也该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看法了。首先，我想谈一谈科研的一个原则：对于已有的文献，在没有十分可靠的证据证明它的不可信之前，不能轻率否定。坦率地说完全否定兴化、大丰一带发现的族谱等文献记载的可靠性，是没有有力证据的。一些论者以为可疑的地方，其实并无疑义。比如说，刘世德文章中提出的“字耐庵”三字“是添写在行侧的，字形比正文小，墨色较正文淡而浮，笔迹与正文不同，当非一人手笔”，疑系“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羼入的”论断，就是错误的：不但笔迹鉴定专家证明，这添于行侧的“字耐庵”三字，与整个家谱的笔迹完全一致，是出于同一人之手，和我当时辨认的结果相合；而且在家谱中，添于行侧的文字，据我的记忆，绝不止这一处。而这一“证据”，正是刘先生证明大丰、兴化一带始祖不是施耐庵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大丰、兴化一带发现的材料确实存在相互矛盾抵牾的情况，材料记载不一，恰恰说明它们并非当地人有意假造，只是误记或来源不一；有意造假，反可能完全一致。审慎辨别正是研究者的任务。另有一些论者以为可疑的地方，也多可得到合理的解释，上面的综述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不赘述。从考据学的角度说，要想结论正确无误，所列证据一定得具有唯一性和不可逆转性，我不能不说，这样的证据，在一些彻底否定者的文章中，并没有出现。另外，我们在考察兴化、大丰一带发现的施耐庵文献资料时，有一点不能不思考，那就是，为什么单单在兴化、大丰一带，不同时代（包括严禁《水浒》的时代）、地上地下、文碑口碑发现如此多，且如此合榫的施耐庵资料？
长久以来，有一句想说而没有说，不说，又颇有点如鲠在喉感觉的话：科学研究，必须尽量避开一些政治人物、权力人物的干扰。胡乔木同志是不相信兴化、大丰一带的施氏始祖是作《水浒传》的施耐庵的，这有聂绀弩先生给盐城地委宣传部的复信为证：“我等调查所得材料，均已由钱锋同志经手，交与文化部，由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赵沨同志点收，以后又由我向******副部长胡乔木同志一再作了经过汇报，形诸笔墨者，乔木同志均认为是风影之谈，无可依据，不可发表了事。”（转引自欧阳健《聂绀弩先生为什么没讲真话》，2010年12月3日《泰州日报》）为此，他派刘世德去大丰、兴化一带考察（见《胡乔木文集》），刘先生的考查结论，是否受胡乔木同志的影响呢？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
《明清小说研究》第四辑（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发表过《人民日报》社海外部主任徐放《再次调查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这篇《报告》，是作者1952年秋到1953年春与聂绀弩一起在兴化大丰一带调查施耐庵历史资料写成的当年应该发表而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发表的一份历经“风雨沧桑”的“记录”。这里引该文作者的一段话作为对《谜一样的〈水浒传〉作者》一节的小结：“把苏北施族关于他们祖先的某些口耳相传下来的‘家史’，都看成是‘民间传说’，或以‘民间文学’视之，不一定妥当。除此，笔者只有一个愿望，那便是：我们都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和文艺观点为指导，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所研究的一切问题，都能详细地占有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彼及此，由表及里，引出正确的结论，从而还《水浒》及其作者以本来面目。”我十分佩服刘冬先生及兴化、大丰一带的乡邦文献工作者，他们孜孜以求，辛苦劳作，发现资料，才让我们可以“占有资料”，去解开这千古之谜。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那一幅我曾经在不知哪篇文章中谈及的漫画来：画上一口深井中，不断有人递上一些残砖断瓦；一个人趴在井口，不断地将送上来的东西敲碎抛散，不管它是否秦砖汉瓦。我每每警惕自己，不要做漫画中那个作井上观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