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兴化一带发现的材料有以下一些重要的内容：
一、明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
每成一稿，必于门人校对，以正亥鱼，其得力于罗贯中者为尤多。”
二、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景泰四年岁次癸酉二月乙卯十有五日壬寅立。淮南一鹤道人杨新撰、里人顾繁书、陈景哲纂盖。”（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
萧按：此为《文艺报》公布的，后来发现的《施氏长门谱》系乾隆间修，由和尚满家所抄，其中杨新序无“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数语。
三、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其第二世处士君，杨一鹤先生曾为作墓志铭……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处暑后二日赐进士出身诰授直奉大夫户部主事加一级陈广德顿首拜撰”（清咸丰四年修《施氏族谱》）。
四、李恭简《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士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累聘不至……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士诚不悦，拂袖而去。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
五、 《处士施公廷佐墓志》，碑文漶漫不清，经专家们认真辨认，略谓“施公讳（下一字漶漫），字廷佐，（下七字漶漫），祖施公元德于大元（下两字漶漫）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及世平，怀故居兴化，（还）白驹。生祖以谦，生父景（下一字漶漫）……”
六、大量的民间传说。
上述这些材料合起来，可以勾勒这位施耐庵生平的一个大概：他是兴化、大丰一带施氏的始祖，名叫施彦端，耐庵是他的字。他祖籍苏州，年轻时十分精敏，很会写文章，是元至顺辛未科进士，曾经在钱塘做过官，因为与上司及权贵不合，辞官回乡，隐居著《水浒传》一书消遣。
上述几次发现，引发了两次关于《水浒传》作者的大讨论。
第一次讨论是针对1952年刘冬、黄清江等发表于《文艺报》的文章进行的，卷入这次讨论的有陈中凡、何心、戴不凡等人，多对刘冬、黄清江等发现材料内容的真伪，尤其是王道生所作《墓志》内容的真伪进行质疑，比如至顺辛未（二年）没有举行科考，《钱塘县志》中也没有施耐庵做知县的记载（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南京大学学报》1956年1月号）；不合墓志格式，说施耐庵“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传记也说：“明洪武初，征书数下”，不是明人的口气（何心《水浒传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些疑问，有的刘、黄二位的文章中实际已经提出过。
第二次讨论是于1981年在大丰、兴化一带发现《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碑石等文物，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于1982年4月18日至25日邀请国内部分《水浒传》研究工作者，对文物史料进行实地参观和考察，事后发表了一个《考察报告》（《江海学刊》1982年第4期）以后展开的。
那个《考察报告》说：“大家认为……墓志铭表明元末明初在现在的江苏兴化施家桥和大丰白驹镇一带，有一位施以谦之父、施廷佐之曾祖的施彦端，这位施彦端与新发现的民国七年过录载有乾隆四十二年序的《施氏长门谱》所记施以谦之父‘彦端公字耐庵’的‘彦端’相符。因此结合以往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大量民间传说，元末明初在江苏兴化白驹一带，有一位施耐庵的存在是可信的。同时，根据《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说，‘（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等语与明代早期目录书中的著录、明清笔记所记以及《水浒》刻本所题《水浒传》的作者为‘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年代与地望亦均吻合。”《施氏长门谱》“的真实性比较可信”。“家谱所收的施以谦墓志铭所记立墓志的日期”，与“《施让地照》立券日期”相合，所记始祖、二世祖“和新出土的《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所述……也相符合”。“传抄者的态度是比较认真的。”参加这次考察座谈会的专家学者有：张志岳、朱一玄、范宁、刘操南、何满子、刘冬、张啸虎、袁世硕、李灵年、王俊年、卢兴基、张惠仁、章培恒、王立兴、马蹄疾、欧阳健（以年龄为序）。笔者其时只是苏北某中学的一个语文教师，因为发表了几篇《水浒传》的研究文章，有幸被兴化县人民政府邀请，也参加了这次考察。这个《考察报告》，可以看作是与会者的共识。其详细讨论情况，见于由欧阳健整理的载于1982年《江苏社联通讯》第5期上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座谈会纪要》。
那次会议后不久，大范围的争议也随之出现。
首先是，1982年8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又召开了一个“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座谈会”，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讨论的详细情况，见欧阳健整理、发表于《理论研究》1982年第六期上的《首都施耐庵文物史料问题发言纪略》。
这前后，一些报刊杂志上也发表了一批正反两方面的争鸣文章。
较有分量的反方文章当属刘世德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刘文除对1952年《文艺报》公布的材料，诸如各种材料间的矛盾抵牾，像施耐庵的名讳、字号、籍贯、科第宦历、著作，施耐庵的生卒年与儿子的生年等进行质疑（大部分疑问，前述刘冬、陈中凡、何心等均曾提出过，从略），而焦点仍集中在王道生的墓志上。他认为在这些材料中：“大体说来，世系表、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基本上是可信的，但其中羼入了后人的一些附会之词，特别是关于施耐庵的记载。”他指出：“在《施氏族谱》中，明确地把施耐庵和施彦端联系在一起的，是族谱世系；陈广德《施氏族谱序》和施埁《建祠记述》只提到‘耐庵’，意思是指彦端其人。……只有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中提出了唯一的把施彦端、施耐庵、《水浒传》作者三者合为一人的说法。……但《施氏族谱》系咸丰四年所修，原抄本已佚。丁正华、苏从麟同志1952年见到的摘录本原件也已散失不存……只有等到发现了更多真实可靠的新材料之后再来下进一步的结论了。”对于1982年前后发现的施耐庵文物史料，该文的讨论也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方面：（一），认为《故处士施公墓志铭》的“文字记载是可靠的”，这证明内容“来路不明、破绽百出的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更是伪作无疑”。（二），关于“字耐庵”三字写于侧旁的问题。该文认为：《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并未提供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证据，必须与《施氏家簿谱》联系起来详加考察。而《施氏家簿谱》中虽“‘始祖彦端公’下写着‘字耐庵’三字”，但这三字“是添写在行侧的，字形比正文小，墨色较正文淡而浮，笔迹与正文不同，当非一人手笔。”疑系“民国七年（1918年）以后羼入的。”（三），关于过录乾隆四十二年《施氏家簿谱》和咸丰谱本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当年《文艺报》公布）中“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一段话是增还是删的问题。四，对于《故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最重要的一段文字“会元季兵起，播浙，遂家之”的问题，刘文认为所谓“播浙”“上一字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部为‘才’偏旁，右部一片模糊，可以猜是‘播’字，也可猜是其他的字。下一字由左、中、右三部分构成，左部是‘氵’偏旁，右部磨损不清，中部依稀可辨，但绝对不是‘浙’字中部的‘才’，因为当中一竖只到一横为止，上边呈‘六’形，下边看不清。”故刘说，“这无异于切断了它在‘地望’上和明人记载‘钱塘施耐庵’、‘武林施某’的联想。”刘文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项真实可靠的、能排斥任何反证的文物史料可以证明施彦端即《水浒传》作者施耐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