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常发问，为什么大聚义后，梁山英雄与朝廷打过许多仗；受招安后征辽，又历经无数大小战斗，而所有的人都能平安无事？为什么《水浒传》大聚义后，小说开始出现一种不振现象？人们曾做过种种猜度，有过种种解释。当然原因有多层，但我以为，中国的“义”文化乃是其中最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以“义”作为一个集团的人际关系的粘连剂，并以这种“义”来构架小说的情节，当这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死去，这种“义”的某一个环节就会出现裂痕，这个义的链条便会发生断裂，而这个集团便也不得不瓦解，因为结义时既有“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就必须实践这誓言，否则这“义”字便没有了着落。这样一来，小说的构架便也不得不完结，整个小说便要打住。为了让故事继续下去，作者就不得不挖空心思，先让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都活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根链条不断裂，哪怕经营惨淡，哪怕小说人物活得很累，哪怕是不合生活情理，不合生活逻辑。而这样，小说又如何还能够“振”呢？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以“义”作为一个集团的人际关系的粘连剂，并以这种义来构架情节的小说并不是个别的，《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等，从某个角度说，也是这类小说。在《三国演义》中，关羽出了问题，张飞、刘备便非死不可；牛皋死了，也意味着《说岳全传》要往结束的路上走了。而这些小说，也往往有一种悲剧气氛。只不过这种情形，在《水浒传》中更加明显罢了。
在《水浒传》中，还存在照顾了梁山英豪的“义”，却常常拿无辜平民的血来做祭品的现象。李逵在江州为救哥哥宋江，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所砍便多是平民。攻大名府救卢俊义时，邹渊、邹润手拿竹竿，只顾就房檐下放起火来。南瓦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杀将来。孙新、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就那里协助。铜佛寺前，张青、孙二娘入去，爬上鳌山，放起火来。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一个个鼠撺狼奔，一家家神号鬼哭，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四方不辨。就今日的道德而言，简直是不顾人道、不讲人权，甚而丧失人性了。就是在过去的时代，这种描写也会从道德方面失去一批读者对梁山英雄的同情。过去一些学者，每每称梁山豪侠为盗为贼，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然，由此就否定梁山，否定《水浒传》，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嫌洗澡水脏连小孩一起倒掉。而从小说美学的角度说，问题就更没有这么简单，更当别论了。但这已不属本文论述的范围，这里不多说。
从今日的情况说来，这种哥们义气，实际也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让大家抱成一团，干好事业，也能使一些人因了这哥们义气，造成破坏，我们就更得从法的角度审慎从事了。
（三）执法向护理的倾斜
——《水浒传》文化侧面的理性反思之三
法律和伦理，乃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大支柱，无论哪朝哪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被统治者亦多所依倚。法律对社会的秩序进行管理，违律要受惩处；伦理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违理要受谴责。法在参酌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制定，又反过来维护最低的伦理道德水准。但法的执行却不该受伦理、情感的干扰。关于这一点，今人是较为清楚的，但古人，包括执法者在内，在法、理产生矛盾的时候，却常会依违于两者之间，价值的天平甚至常向伦理一方倾斜。读《水浒传》，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状况。透析这种现象，在进行审美判断的同时，理性地对其间的法、理冲突的文化现象作出评论，分析作家是如何将这种冲突转化为文学形象，生成为美学具象；分析矛盾的所由产生，无疑是件有意义也很有趣的事情。
为了行文的方便，让我们从《水浒传》里先选定一组故事及基本与之对应的两组人物作为重点来进行分析。
两个故事：武松杀嫂与石秀杀嫂。两组人物：（一）武松与潘金莲、西门庆；（二）石秀与潘巧云、裴如海。
因为人物基本上是与故事相对应，为节省篇幅，我基本上将其与故事联系起来分析。
先来看第一个故事里的武松杀嫂和相关人物武松、潘金莲、西门庆：潘金莲在王婆的诱引下与西门庆通奸，被武大发现，于是西门、王、潘设计，毒杀了武大；武松为哥哥报仇，先杀了嫂嫂潘金莲，又斗杀西门庆。武松杀嫂后到公堂自首，结果知县、府尹用情，只将武松“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这是武松杀嫂故事的骨干，是越过官府私自报仇而杀人的范型。
在这里，我们要分析两个问题：一是假若武松坚持采用告状方式，能否达到杀仇的目的；二是武松采用私自杀人报仇的方式，在无外力影响下的结果。
关于第一个问题：（一）按律，武松可以通过官府达到为兄杀仇的目的。早在秦朝末年，刘邦入咸阳，就曾“与民约，法三章”，其中一章便是“杀人者死”。到唐代，我国的法律，已经颇为完善，“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而成（《宋史》卷199《刑法志》）。按照宋律，西门庆、潘金莲、王婆三人合谋杀人，若有实证，依律，虽然不是三人皆会被处死，至少主谋是免不了一刀。因为“杀人者死，百王所遵”（《新唐书·刑法志》），更何况其中还涉及男女奸情，《元史·刑法志一》就明确规定：“诸奸夫奸妇同谋杀其夫者，皆处死。”（《元史》卷104）
王婆后来被判“凌迟处死”也可为证。（二）分析起来，现实并未彻底构成武松通过告状为兄杀仇的障碍。虽然小说写武松刚告状，知县就说：“自古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你那哥哥尸首又没了，你又不曾捉得他奸，如今只凭这两个言语，便问他杀人公事，莫非忒偏向么？”后来作者又写知县贪图贿赂，不肯受理。然而，不肯受理颇有证据不足的因素，何九叔用所拾的黑骨殖作为武大中毒的证据，就如滴血验亲，即在当时，不相信的也大有人在。而小说先前的描写和接下来的文字，如写知县抬举武松作了都头，见出他有识英雄的慧眼；让武松为其押解赚得的金银至东京亲眷处收贮，见出他对英雄的信任；后来武松犯了案，又写他“一心要周全”武松，说明他对武松杀人一事的同情，都表明那知县并不是一个很坏的人，作者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把他当作主要的谴责对象，更不想通过写知县贪赃揭露现实、表现武松，阐发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主题。也就是说，作者其实并不真想把知县写成武松通过官府为兄杀仇的障碍。更何况东平府的府尹陈文昭还是个“平生正直，禀性贤明”的清廉官员。基于此，我们似可得出结论：如果武松坚持搜集证据告状，他能达到报仇的目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武松选择私自报仇一途的结果可能有二：（一）在与西门庆格斗的时候被西门庆所杀。这种危险的确实存在，只要看一看“武松斗杀西门庆”一回就会清楚；（二）蓄意私自报仇即使成功，若无外力干预，按律亦当被斩。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必引宋律，只要看一看知县用情时将“招状从新做过改作‘武松因祭献亡兄武大，与嫂斗殴，一时杀死。次后西门庆因与本妇通奸，前来强护，因而斗殴。互相不伏，扭打至狮子桥边，以致斗杀身死。’”府尹又“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申去省院详审议罪；却使个心腹人，赍了一封紧要密书，星夜投京师来替他干办。”省院官员议罪时复将案情改为王婆“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也会清楚：这些官员都在将武松杀人的情节由有“因”的故意，变更成有“因”的相互斗殴失手，而且这“因”关乎人伦。看得出，武松得免于一死，定为发配，完全是官府官员枉法干预的结果。
武松并非法盲，他告状之前尽可能搜集证据，杀潘金莲之前召集四邻取证，然后带着证人证词到县衙自首，便是他懂法的证据。对于蓄意私自杀人为兄报仇的后果，武松在杀人报仇之前当然了解。而杀人同样要冒被杀的危险这一点，武松自也清楚。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让武松这样一个知法的都头，冒犯法丧生的危险，越过官府私自为兄杀人报仇呢？这与作品形象的塑造及作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作者所要塑造的武松，乃是一个“上上”人物，所谓“直是天人”（《水浒传会评本》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本节下引此书皆同此版）：他为人“忠厚仁德”（第二十三回），又是个“豪杰不受羁靮”（《水浒传会评本》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之人。对于宋江那样的结拜哥哥，武松尚且情意深重；对于自己的亲哥哥，他当然更是情意深重有加。还在柴进庄上，病刚一好，他便要“回清和县看望哥哥”（第二十三回）；而且他还是个“视兄如父”的人，到阳谷县一看见哥哥，“扑翻身便拜”，见了嫂嫂潘金莲也是“推金山，倒玉柱，纳头便拜”（第二十四回）。金圣叹说：“此自是豪杰至性”。武大呢，也是“视弟如子”（《水浒传会评本》第二十三回回首评），金圣叹说，这是一种更难得的感情。他们之间的感情乃是一种父子兼兄弟的感情，武松如何能接受哥哥被人谋杀这个现实？爱兄长深，恨害兄长之人也就更深。而况武松还是个“不受羁靮”的“豪杰”。于是一当知县推诿，他便说：“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而手刃仇人就是其必然之举了。显然作者早就确定了自己的写作路线和写作目的：他是要将武松塑造成一个具有理想人格的人，—个符合儒家伦理道义的英雄。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写作目的，他才撇开其他可供选择的故事，单写武松冒死为兄复仇。因此从某种意义说，杀仇的情节乃是作者形象塑造设计的需要。《礼记·曲礼》说：“父之仇勿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及兵，交游之仇不同国。”《公羊传》曰：“父不受诛（按：‘不受诛’者，不当受诛也），子复仇可也。”武松手刃仇人为兄复仇的行为正符合儒家经典的教导。“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罪犯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第二十七回）
武松的这句话，正是他性格的真实写照，也是他报仇前后心理的真实反映，深刻地体现了武松在称量伦理与律令时的价值取向。此时我们再回过头去看看先前小说写知县贪图贿赂那淡淡一笔时，就会更加清楚，那实在不过是作者将武松推向冒死为兄复仇，以完成其理想伦理人格构建的一种借口或手段。实际上，小说家是有意要在“知法”与“犯法”的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的性格，他也确实成功地将这一矛盾转化成了鲜明的文学形象和美学具象，达到了自己预定的目的：武松的这番作为果然化作了人们，包括后来的金圣叹甚至当今的一些读者，对他景仰佩服的最重要的因素——金圣叹赞扬武松的正是他的为了孝义不惜身殉的豪杰精神，我们感到震撼的也正是这种精神。二是除此之外，作者这样写武松当然还有刺激读者（听众）感官、吸引读者（听众）阅读（听讲说）的目的。试想，如果写武松依法报案，报案后，经过一些曲折，知县或府尹终于受理，罪犯正法。这样一来，波澜没了，意趣没了。而且武松又如何离开阳谷，逐步奔向梁山？除非写知县受贿后坚不受理，另生波折，这似又与那阳谷县和武松的关系及东平府府尹的为人不合，且也与武松那“不受羁靮”的个性相违，武松绝不是林冲！
而知县等，特别是府尹陈文昭，又为什么要“枉法”为武松开脱呢？因为府尹陈文昭为决案的关键人物，故用他来作主要的分析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