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知县的徇情，还有武松曾为自己“上京去了这一遭”的关系，带有某种私心；从小说的故事情节中，我们却看不出陈文昭与武松有任何的关系，他也没有收受武松贿赂之嫌。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会为武松枉法，分析起来，完全是因为他本人“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正是在孝义这一点上，陈文昭与武松有了共鸣，产生了“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的感情。因为长兄为父，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武松为兄报仇就是行孝；兄弟之间则讲究一种义，故为兄复仇还是在行义。而作为当事另一方的那些人，却是有失人伦：潘金莲本就是个“若遇风流清子弟，等闲云雨便偷期”（第二十四回）的行为不端的妇人，对武松亦百般挑逗勾引，更与西门庆通奸，已犯淫罪。“万恶淫为首”，在那个时代，单这一点已可处潘金莲死罪。何况她还伙同奸夫害死亲夫，罪当凌迟（参《元史·刑法志一》“奸非条”，《元史》卷104）。而西门庆则不仅引诱潘金莲成奸，且为人“奸诈”，“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放刁把滥，说事过钱，排陷官吏，因此满县人都饶让他些个”。王婆呢，乃是个“为头是做媒，又会做牙婆，也会抱腰，也会收小的，也会说风情，也会做马泊六”的人，又是她设计将西门庆与潘金莲牵合成奸。这两人既是地方上的恶势力，又是这桩通奸杀人案的罪犯。在一个“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平生正直，禀性贤明”的官员面前，潘金莲等的罪孽无疑更其深重了。陈文昭面临着一种抉择：杀武松以执法，有干伦理的维护和发扬；要维护光大伦理就必须“枉法”，从小说情节的发展看，我们可以作出肯定的判断：伦理的因素，增加了陈文昭对武松的“哀怜”、也增添了他对一干罪人的痛恨。在律令与伦理矛盾的时候，陈文昭本能地倒向了维护伦理那一边，使得他不惜“枉法”为武松开脱。就是知县的为武松开脱，小说也说他系“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省院官员的为武松开脱，除了陈文昭的事先为其“干办”外，也有武松“系报兄之仇”的原因。省院议罪说：“据王婆生情造意，哄诱通奸……唆使本妇下药毒死亲夫，又令本妇赶逐武松，不容祭祀亲兄，以致杀伤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伦，拟合凌迟处死。……”这判词几乎处处扣住“人伦”二字，诉说着潘金莲、王婆、西门庆的丧伦灭理，其用意至为明显：是要用人伦来与律令抗衡，取得上官和社会的认同，达到为武松减罪的目的。作者写陈文昭们的枉法，实亦是为塑造武松的理想人格精神服务的：官员们都为其精神所感动，不惜自己掉官帽而为其开脱。于是武松成了“天人”。
一部大家都认为是完全写实的作品在这里似乎变了味，向着抒写儒家的道德理想偏移。或者说在这里，作家将反映现实与抒写理想结合了起来。
再来看石秀杀嫂的故事：杨雄的妻子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通奸，被杨雄的义弟石秀发现。石秀用计先杀了裴如海和给裴如海通风报信的头陀，又与杨雄一起，在翠屏山杀了潘巧云和丫鬟迎儿。杀人后两人亡命梁山。
这竟是个连官都不报就私自报仇杀人的范型了。
同是杀嫂，但武松杀嫂与石秀杀嫂在我们看来实有不同：潘金莲、西门庆的被武松所杀，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被杀数人还可算是罪有应得，因为案件牵涉到通奸杀人。而武松的行为也带着某种“替天行道”的性质，所以，对他带着某种赞叹乃是常情，对陈文昭等的枉法应也无太多的反感。潘巧云、裴如海、头陀、迎儿在我们看来却是罪不至死，尤其是头陀和迎儿，即使是按那个时代的律令，他们也绝不会被处死的。
冷静分析起来，石秀杀人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潘巧云反诬自己行为不端，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一是为了杨雄。下面的几段话露出了个中的信息：杨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时愚蠢不是了，酒后失言，反被那婆娘瞒过了，怪兄弟相闹不得。我今特来寻贤弟负荆请罪。”石秀道：“哥哥，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如何肯做这等之事！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
石秀笑道：“……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说时，却不错杀了人？”杨雄道：“是此怎生罢休？”石秀道：“哥哥只依小弟的言说，教你做个好男子。”
……迎儿说罢，石秀道：“哥哥得知么，这般言语，须不是小弟教他如此说……”
……石秀道：“哥哥，含糊不得，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缘由。”那妇人只得……一一都说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那妇人道：“……实是叔叔并不曾怎地。”石秀道：“今日三面都说得明白了，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第四十六回）潘巧云因为怕自己的不端行为败露，所以在丈夫面前反诬了石秀几句，按照现今的法律，连侵犯名誉权的罪行怕也不能成立。只是为了自己在结义兄长面前的清白，为了一己之忿，石秀便连杀裴如海、头陀两人，已可见他的狠恶。在杨雄未亲自问明妻子与和尚的奸情前，他曾对杨雄说：“当头对面，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哥哥那时许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却不是上着？”到杨雄问明了奸情，自己的“身上清洁”了以后，他却再也不提休弃的话了，而是说：“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一当杨雄说要结果妻子时，他竟还帮着剥了潘巧云身上的“头面首饰衣服”，又把丫鬟迎儿的“首饰都去了，递过刀来说道：‘哥哥，这个小贱人留他做甚么，一发斩草除根。”似乎怕杨雄面对妻子，不忍心下手，而让其先了却丫鬟。杀了丫鬟，杨雄便再也不能不杀潘巧云了。潘巧云与丫鬟迎儿与其说是死于杨雄，不如说实际上也死于石秀之手，而且石秀携带了“包裹、腰刀、杆棒”（上几处引文均出第四十六回），准备好了杀人亡命的退路，显见得前面所说休弃云云乃是言不由衷，他早就蓄意要将潘巧云杀死——这也正是前面我将此一故事概括为“石秀杀嫂”的原因。石秀的性格是狠恶中透出令人害怕的精细。我读《水浒传》，对石秀、杨雄，尤其是对石秀的这些行为只觉得憎恶。不仅我们这样认识石秀，金圣叹亦曾说过：“石秀可畏，我恶其人。”（《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夹批）
王望如亦评曰：“贼秃如海闍黎，杨雄不能杀，而石秀杀之；秀杀于忿，不杀于义也。石秀之于杨雄，不等武松之于武大，况杨雄尚在，死巧云无法，死闍黎亦无名也。巧云因醉骂之疑，生调戏之谮，石秀负怨而必欲白，故先杀胡道，次杀如海，……以为白冤则得矣，若曰义，将何以处雄也。”（《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尾评）
石秀与武松一样也不是法盲，他对杨雄说：“你又来了，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如何杀得人？”（按律：“诸妻妾与人奸，夫于奸所杀其奸夫及其妻妾……并不坐。”《元史·刑法志一》，《元史》卷104，此条还可证武松为兄报仇杀潘金莲、西门庆当斩，因为他并非本夫，又非于奸所杀奸夫奸妇，而武大的被害，又并无铁证。）数语可以为证。然而他自己却也和武松一样去犯法。那么，又是什么促使作者要写石秀这个知法人去犯法，甚而还要自己充任“法官”，“枉法”地将他大加赞扬呢？我觉得，也要从文化的角度去寻找原因：
尽管我们（包括明清时代的一些人如金圣叹、王望如）认为石秀杀人是因了忿而不是为了义，作者却不一定这样看。你看，在作者的心目中、笔底下，石秀与武松虽有高下之分，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仍然是个英雄：“有首《西江月》词单道石秀的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拼命三郎石秀。”（第四十四回）
《水浒传》第四十四回末尾还说：“那老子言无数语，话不一席，有分教：报恩壮士提三尺，破戒沙门丧九泉。”很明显，作者是把石秀当作“报恩壮士”的；他认为石秀的行为也是一种“忠义”的行为。明人余象斗体会到了作者的用心，或者说他也这样去理解石秀，故说“石秀将潘氏之事告知杨雄，乃义气丈夫。”又说：“石秀被杨雄如此不以自己，后以计杀头陀报知杨雄，越见石秀胆勇智足，仁义两全，古之罕矣。”（《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夹批）
容与堂本在“杨雄与我结交，我若不明白得此事，枉送了他性命”之下，也评说：“真忠义。”（第四十四回）
当然，作者的同情和赞扬之所以倒向石秀一边，更主要的还在石秀所杀的潘巧云、裴如海一个是****，一个是奸夫。特别是这对奸夫****之中，奸夫还是个“破戒沙门”。前面提到“万恶淫为首”，这是对西门庆、潘金莲这样的普通人而言的；和尚裴如海当尤甚，因为他的身份与普通人不同，应该戒绝所有的欲望，而他却坠入欲海，无异犯下双重的罪孽，儒理和佛教都不能容，这就是金圣叹所说的“破坏佛法，破坏世法”（《水浒传会评本》第四十四回眉评）。故和尚犯淫戒，得进十八层地狱。容与堂本《水浒传》第四十五回开头诗后接下来有一段话：“话说这一篇言语，古人留下，单说善恶报应，如影随形。既修二祖四缘，当守三归五戒。叵耐缁流之辈，专为狗彘之行，辱没前修，遗臭后世，庸深可恶！”是作者和世人痛恨犯了淫戒和尚的明证。正是这种儒家伦理和佛教戒律的双重作用，决定了作者在律令与伦理面前的价值取向，使得他要在石秀的“知法”“犯法”的冲突中，将一个明明违法的罪犯转化成了一个壮士。而且自己出面充当法官，“枉法”地对石秀进行赞扬。与塑造武松的形象相比，对石秀形象的塑造便难说十分成功了。人们对石秀行为认识的严重分歧便是证明。当然，对于石秀的赞扬，作者还是比较谨慎的，决不像对于武松那样毫无保留，所以金圣叹能够从里面看出来他的可怕可恶，我们更可将他阐释成一个颇为残忍的罪犯。
上面分析的，虽只是《水浒传》中的两个个案，但却绝不是两个特例，整部《水浒传》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文化现象——在遇到执法与护理发生冲突、矛盾时，作者情感的天平，都是自觉不自觉地向着护理一方倾斜。比如说，为了义，“美髯公”可以“智稳插翅虎”、“宋公明”可以“私放晁盖”（第十八回）、“朱仝”可以“义释宋江”（第二十二回）；为了义，武松可以帮着一个恶霸施恩，去打另一个恶霸蒋门神（第二十八回到第二十九回）；因了义，宋江杀阎婆惜犯法亡命，横海郡柴进、孔家庄孔明孔亮兄弟、清风寨花荣等都不顾律令将他窝藏，并把他当作上宾款待（第二十三回、第三十二回、三十三回）；因了义，朱仝将犯下死罪的雷横私自放走（第五十回）……作家也正是借用法与义的冲突，去完成一个又一个重义气的“好汉”的形象。
可注意的是，执行法制与维护伦理构成矛盾冲突时，作者的情感天平向伦理一方倾斜，绝不仅仅存在于《水浒传》一书之中，而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颇为普遍的文化现象。这里取这类小说中几个影响较大，较能说明本文上面论点的故事作点阐释：
（一） 唐李公佐《谢小娥传》。小说叙谢小娥一家俱为盗所杀，小娥逃得性命。李公佐为其解梦，说仇人是申兰、申春。小娥于是男装于江湖间寻觅，终于找到了申兰，佣工于其家，伺机先杀了申兰，余党亦一一就擒。小说说：“时浔阳太守张公，善娥节行，为具其事上旌表，乃得免死。”作者评曰：“誓志不舍，复父夫之仇，节也；佣保杂处，不知女人，贞也。女子之行，惟贞与节能始终全之而已。如小娥，足以警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足以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看得出，执法者及作者李公佐正是因为小娥的节孝，不仅赦免了她不通过官府而手刃仇人的罪行，而且给予高度评价的。《谢小娥传》中谢小娥杀人报仇与《水浒传》里的武松杀人报仇虽有不同，但本质却是一致的：复仇者都越过官府私自将仇家杀死；本该受到法律的惩处，却因了复仇者的道德魅力而免受法律的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