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才，从《水浒传》的实际描写来说，宋江不过中人之品；论貌，更无人会恭维他，他的被称为“黑三”便是证明。但人们一听到宋江的大名，便都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柴进庄上，武松本来还揪住宋江要打，一听柴进说他眼前的这位就是宋押司，便“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说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渎兄长，望乞恕罪’”。原因也是“我虽不曾认的，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真大丈夫，有头有尾，有始有终。”发配江州，一路遇险；先后遇着李俊、张横、穆弘、穆春、童威、童猛等等“旱地响马”和“水路强人”，不过，当人们听得“这黑汉便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时，就扑翻身便拜道“闻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会。却才甚是冒渎，犯伤了哥哥，望乞怜悯恕罪”，无论这个人原来是如何的凶狠。原因很简单，也是因了这个义字——宋江“仗义疏财”，正是他们最佩服的英雄好汉。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江州题反诗，宋江被下在牢中。梁山英雄江州劫法场，不计代价和牺牲；李逵的两柄板斧杀开一条血路，不计个人生死。张顺、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庄客也一起驾船前来接应。并且因为宋江，都跟着上了梁山。
为了义气而私自释放或收留“罪人”的事情，在《水浒传》中是很不少的，比如“晁天王认义东溪村”，“锦毛虎义释宋江”等等，写的也都是这样的事。柴进除了收留过宋江，此前还曾收留过王伦、林冲、武松等等。
义不仅是《水浒传》豪侠间紧密联系的一根纽带，也是豪侠们事业得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余象斗《题〈水浒传〉叙》说：“先儒谓尽心之谓忠，心制事宜之谓义。愚因曰：尽心于为国之谓忠，事宜在济民之谓义。”余象斗关于义的解释，确实抓住了《水浒传》义的精神的核心。
晁盖等七星聚义，劫了生辰纲，这并不是一般的抢劫，而是劫取不义之财，是在行义，所以金圣叹在刘唐说“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之下批道“可见是义旗”。又于“天理知之，也不为罪”下面批上“可见是义旗”。正因是“义旗”，所以他们公孙胜七星聚义获得了宋江、朱仝、雷横的同情，或给他们通风报信，或有意卖放。否则，晁盖等哪还有命？
梁山泊有一面大旗，叫“替天行道”。这替天行道的“道”就是公平、公正、公道，就是正义。
王伦首占梁山泊，并没有确立“替天行道”的宗旨。后来林冲上山，山上一共五个豪侠，“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舍”，此时梁山还只是个强盗窝，打家劫舍显然只是为了自己，所以金圣叹在“打家劫舍”之下批道“此四字所谓昔之梁山也，若后之梁山泊亦有四字，为‘替天行道’也”。（金本第11回夹批）
后来的梁山泊并非不打家劫舍，不过，打家劫舍是劫富济贫，劫富济贫就是“替天行道”的内容之一。前后梁山泊截然不同，晁盖及后来宋江所主持的梁山泊与一般的盗匪窝判然有别。
“李逵打死殷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梁山英雄为救柴进，发兵征讨，又被知州高廉妖法所困。戴宗奉命，搬取公孙胜前来解围，而公孙胜的师父罗真人不允。戴宗在罗真人面前，“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戴宗这几句话的核心就是“替天行道”。罗真人听了，这才答允，并且传授公孙胜“五雷天罡正法”，说，“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国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欲所缚，误了大事，专精从前学道之心”。终于破了高廉妖法，救出柴进。
梁山发兵攻打高唐州救柴进，是因为“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难，如何不下山去救他？”而宋江之所以要亲自领兵征讨，也是因为“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且与柴进还有八拜之交。不惜牺牲救柴进，既是哥们义气的体现，也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传统优良道德的体现；罗真人之所以同意公孙胜下山相助宋江，正是听了戴宗“诉说晁天王、宋公明仗义疏财，专只替天行道，誓不损害忠臣烈士、孝子贤孙、义夫节妇许多好处”。也就是说，罗真人支持的是正义事业。梁山不救柴进，柴进必然命丧黄泉。罗真人若不让公孙胜下山，不要说梁山以后的事业将受影响，高唐州攻不下来，梁山当时就会遭受重大损失。
因为“替天行道”，梁山也取得了一些民众的支持。比如，梁山泊攻打祝家庄，钟离老人就为石秀指路。宋江也说：“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今日打破祝家庄，与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以表人心。”而当地“村坊乡民”，也“扶老挈幼，香花灯烛，于路拜谢”。所以作者赞道：“盗可盗，非常盗；强可强，真能强。只因灭恶除凶，聊作打家劫舍。地方恨土豪欺压，乡村喜义士济施。”
“替天行道”确实是个有战斗力、号召力的口号。哥们义气将各路豪侠联系在一起，这“替天行道”的事业将豪侠们聚集在梁山之上，也使梁山获得广泛支持，成为梁山胜利的保证。
从接受学的角度说，也正是这种义，在很大层面上，使《水浒传》赢得了许多正义人士的认同，这是只要我们读一读各个时代印行的《水浒传》序和一些对此书的评论就会清楚的。单以哥们“义气”对后世的影响而言，《水浒传》也许没有《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大，这主要是因为刘、关、张与宋江辈，一是帝王将相，一是草泽英豪，地位相差太远。但若将《水浒传》的“替天行道”与书中的江湖义气接连在一起，则《水浒传》在这方面的影响就又比《三国演义》大得多。明末许许多多的造反者，都用梁山英雄的名字作绰号，比如《兵部题为恭报诛剿渠魁等事》载：“……认出有名贼头……张汝金混名燕青……许得住混名雷横……王中孝混名宋江”；《山东总兵杨御蕃题为塘报畿省会兵合剿等事》载：“……共计剿杀有名贼首……燕青。焦赞等二十三名。……贼首宋江被火攻，……生擒贼首柴进。……”明末刑科给事中左懋第曾上奏禁毁《水浒传》一书，说“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梁山）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聚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开明书店1952年印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明清史料乙编》。转引自朱一玄编《水浒传资料汇编》）。查继佐的《罪惟录》也说，徐鸿儒创白莲教是受“梁山泊演义故事”的影响。都可见水浒英雄对后来造反者影响的巨大。《水浒传》倡导的义，则不仅成了后世绿林好汉们之间联系的纽带，也是他们对外打出的一个响亮的口号，不管他们是否真去实行。后来的白莲教、天地会、洪门会等秘密结社，也都以“替天行道”为口号，反叛朝廷。自然，白莲教、天地会、洪门会等秘密结社团体的性质十分复杂，难以一个反叛朝廷去进行概括。
在《水浒传》中，“义”也是作者用来结构小说框架的一种手段。每当小说的情节快要断绝之时，作者多是用“义”来把它延续下去。这从前面的论述中已可看出。比如说，林冲发配沧州，两个解差受高衙内买嘱，野猪林内要取他性命，是鲁智深的禅杖救了林冲，以下的故事情节才得以延续发展；才有火烧草料场，才有林冲的夜奔，才有梁山的火并王伦，晁盖等才得在梁山扎根。劫取生辰纲事发，晁盖等的性命危在旦夕，因为宋江等的兄弟们义气，通风报信，晁盖等得以逃脱这灭顶之灾，这才有后来的故事，才有梁山事业。宋江先是忿杀阎婆惜，险险被官府抓获，也是因了一个义字，朱仝、雷横才将他放走，这才有后来的一系列故事；以后宋江又多次遇险，故事情节也多次几乎断绝，又是这个义字，每每使得他遇难呈祥，故事得以延续。就是故事的大结局，也明显靠的一个“义”字来构架。在讲到《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时，专家常说，这小说结构松散，甚或说它无结构。从《水浒传》的成书历史看，应该是单个的水浒故事先在民间流传，在“说话”艺人口中传讲，其间确实恐怕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构。但到有人将这些故事串联到一起之时，这串联者就不能不考虑一个将它们串起来的方法了。于是，他想到了这个“义”字：“义”正是这批豪侠的共同特征，也是他们的本质特征，同时还是各个故事间内在的本质共同点。于是他用“义”这根红线，将那许多看似无多大关联的故事串在了一起。这就是《水浒传》作者心中的结构法。我们不能不说，《水浒传》作者很高明。
《水浒传》倡导的义尽管对梁山英雄意义巨大，对小说情节的建构意义巨大，但这“义”也是把双刃剑。从英雄们本身分析，它既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形成战斗力，也使他们盲目行动，造成巨大损失。
比如，华州贺太守强夺王义的女儿玉娇枝为妾，“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途经少华山，史进“把王义救在山上，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被人知觉，倒吃拿了，现监在牢里。又要聚起军马，扫荡山寨”，弄得朱武等“无计可施”。武松、鲁智深到少华山邀史进同往梁山泊聚义，听说史进被陷在华州府监牢中，鲁智深立即就要到华州去救史进。朱武、武松再三劝说不听，一个人“提了禅杖，带了戒刀，径奔华州去了”。不仅没能救得史进，连自己也搭了进去。史进、鲁智深的被陷，固然有他们性格急躁的原因，也与这种好汉义气、哥们义气有关。实际上，梁山发动的许多战争，比如三打祝家庄救时迁、打大名府救卢俊义、打曾头市等等，都多多少少和这“义”字有关。
事实上，这个“义”字，最终还成了侵蚀并消解梁山事业的腐蚀剂。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正是在这个“义”字的作用下化为乌有，就像那《后水浒传》所说，这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终于化成一团黑气，隐入那轩辕井中，不再出来了！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充分根据的。
在是否接受招安的问题上，梁山的内部，虽然谈不上有本质的分歧，但不同的声音还是不时可以听见。比如菊花会上，那李逵就说过：“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也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连鲁智深都说：“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但当宋江一说“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便“众皆称谢不已”。这当中，那个弟兄们之间的“义”字就起了巨大的作用。李逵当时说的那几句话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你怕我敢挣扎？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我梦里也不敢骂他！他要杀我时，便由他杀了罢。”
特别是在宋江等扫平方腊以后，奸臣于朝廷御赐的酒中下毒，要毒死宋江。宋江饮酒之后，自知必死，竟想道：“我死不争，只有李逵现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于是“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让李逵也喝下毒酒，并且对李逵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垂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宋江让李逵亦服下毒酒，怕李逵再次造反，是他忠于朝廷的表现；李逵的从死而毫无怨言，死前遵照宋江的吩咐，不兴兵造反，死后遵照宋江的嘱咐，亦迁来同葬蓼儿洼，就明显是为了兄弟的义了。后来吴用、花荣得梦，知宋江被朝廷毒死，两个来到楚州，在宋江、李逵墓前“大哭一场”，亦“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吴用的哭诉很能说明他们两人之死，完全是出于兄弟之间的义，是所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义”：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花荣亦道：“军师既有此心，小弟便当随从，亦与仁兄同归一处。”对于这种义，《水浒传》的作者赞道：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诗为证：红蓼洼中托梦长，花荣吴用各悲伤。一腔义血元同有，岂忍田横独丧亡？连最后的一点火种也熄灭了，这个“义”字岂不是一把断送梁山事业的利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