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
智慧是打破固有的模式、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突破瓶颈的根本力量。
智慧经济就是一种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不断超越、不断解构、不断进步、不断科学发展的最具现代型的经济。
我们用不断发展的智慧去挖掘、利用、开发、引导、激发各种资源，真正实现智慧经济的无孔不入。
我们的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智慧，包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价值观和应对方式，以及我们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格局中的正确判断和应对智慧，这就突出了东方软智慧指引下的中华民族发展经济的智慧性、能动性。
我们通过智慧经济核心趋势，智慧劳动的发展，非现场经济的就业形态、劳动形态、生活形态等研究，以及关于智慧劳动成本降低分析来揭示智慧经济的核心，提出和定义非现场经济学概念，倡导安全信息经济学，实验非现场经济指标概念和东方陀螺分析工具。
这些研究和新观念的提出，仅仅是为了启发一个新的信息经济思考思维方式和一个新研究方向的尝试。以便更多的经济学专家和信息技术人员，能采用东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去设计当代中国智慧经济所需要的各种智慧型应用方案。
智慧劳动、智慧共享平台成为了未来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关键。
我们的出路是唯一的，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也只能是通过大力培育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来完成其公共管理的职责和维护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
我们知道：追求的社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出路只有一条：靠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其他都属于临时性的或辅助性的措施。只有在保增长的同时又遏制以房产泡沫、股市泡沫为代表的资产泡沫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笔者认为：保增长同时又能有效遏制资产泡沫膨胀，以及从根本上解决新时代环境下的就业问题，单靠政府干预或体制改革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最终还必须依靠市场经济自身的内在动力来完成，这个动力就是经济主导者的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创造环境尽快地促使智慧劳动与资本一起分享经济的主导地位，依靠新经济的主导者去遏制“单一的资本主导”型经济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依靠智慧劳动成为经济新主导的动力来保增长。
至此，我们坚信：智慧劳动和智慧共享体系最终将主导和创造一个让人们更自由主张地去品质生活的和谐社会环境。
A Question of the Balance！
这更是一个大平衡的问题，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进程中的新平衡维系。
经济规律（economic laws）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我们知道伴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来的是不同阶段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
在这些社会经济现象的各种联系中间，既有外在的非本质的联系，又有内在的本质的联系。
这种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就是经济规律。
只有那些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才对经济现象的发展和变化起着决定的作用。经济规律发生作用具有必然性，马克思将这种必然性描绘为：“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
经济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都是客观过程的内在联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管人们主观上是否认识经济规律，它总是客观存在和必然发生作用的。列宁说：“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做服从于一定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为转移，反而决定人们的意志、意识和愿望。”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会相应地产生什么样的经济规律。人们只能够发现、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但是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经济规律。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经济规律的作用，当它同腐朽的剥削阶级的狭隘的阶级利益相冲突的，腐朽的剥削阶级会用一切办法来抗拒先进阶级对这一经济规律的利用，但是不管他们的主观意志如何，这一经济规律毕竟存在和发生作用，并且终究是要实现自己的要求的。
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并不等于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是消极的，无能为力的。相反，人们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并用来为整个社会谋利益的。如果把经济规律偶像化，让自己去做经济规律的奴隶，是十分错误的。F．恩格斯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么，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与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有着不同的特点。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或多或少是顺利的。
这时，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能够认识它们和依靠它们，驾驭它们，并给其他正在为自己开辟道路。
“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非现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都是客观过程的内在联系，具有客观必然性，是不依赖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也只能够是发现、认识和利用非现场经济的内在规律，但是不能创造、改造和消灭这一经济规律。
非现场经济学的研究就是通过分析观察非现场经济现象，通过智慧经济的核心表现形式的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分析，去发现、认识和利用整个智慧经济的内在运行规律。
非现场经济学研究的是新时代智慧经济的内在规律，最终实践的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演绎。
通过学习贺金社的《经济学——回归亚当.斯密》，我们知道经济学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如下：从终极目标上讲，因为“幸福＝财富／需要”而把财富的获取方式、财富的有效利用和财富的充分增长逻辑地统一起来；从内部联系上讲，因为整体产品市场上财富（收入）的加总，因而局部经济到整体经济也逻辑地统一了起来；从评价方法上讲，帕累托最优标准把财富的获取方式、财富的充分增长与财富的有效利用逻辑的统一了起来，同时，帕累托最优可以就收入性财富（商品）与非收入财富（商品）对人类幸福的贡献进行评价，从而把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之中，也使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
于是，我们可以结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结合非现场经济的特征，以及新就业理论思考，将其修改为非现场经济学理论的内在逻辑示意图。
用新的非现场经济内在逻辑示意来表示非现场经济的实现路径，它是非现场经济的外部力量与评价标准以及过程的说明。
我们从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示意图可以看出：非现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核心是，新时代的智慧环境导致了非现场经济外部介入力的变化，引发了智慧劳动属性和市场内在机制的改变，决定了新的就业思维理论和财富再分配规则的变动。
非现场经济学和非现场经济指数的提出，在市场行业层面回答了：为什么在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环境恶化时，智慧经济（特别是非现场经济）还是存在着竞争性的商机，能逆势而上的内在原因。
非现场经济学和非现场经济指数的提出，意图释放“社会经济大变革已经来临”的信息：资本将不再独享单一主导经济的资格，智慧劳动将担负起与资本共同主导这个社会经济的责任！
同时也希望能给公权力机构提供一个新的决策权衡参考工具，这个新指数、新工具和新就业理论，在本书中还只是提出一个概念，有待于日后完善和分析模型的再设计。
通过本文的初步观察、分析和研究，我们清晰地意识到：意图要解决目前的社会经济的各种弊端，只有改变单一资本主导经济的形态和确立“按行为动”分配原则，才能压制恶性的虚拟资本的泛滥，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和谐经济架构。
非现场经济现象的出现和深入，将借助于智慧劳动的新经济主导作用，最终实现在特定历史时段下的人类幸福！
第二节 营造创新氛围
智慧经济是我国经济再增长的必需，非现场经济则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必然。至此，我们可以说：当今和未来的若干年内，由智能移动终端支撑的非现场经济形态将是主流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是和谐经济的真正希望所在。
持续不断地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我们非现场经济壮大的基础。
经济学上，创新概念的起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如涉及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著名学者弗里曼（Freeman）把创新对象基本上限定为规范化的重要创新。他在1982年的《工业创新经济学》修订本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
进入21世纪，信息技术推动下知识社会的形成及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被认识，科学界进一步反思对创新的认识：技术创新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
智慧经济时代正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的过程。非现场经济和移动互联不再是停留在“中国制造”上，需要的是不断涌现“中国创造”的应用创新。
它们是建立在以“中国创造”为基础之上的“一个追求全新的创新的时代”。
不久前笔者在求是理论网上看到《积淀创新的土壤求解“钱学森之问”》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这句话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同样适用，我们在要求创新型人才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创新型人才生长的民众，先要积淀创新的土壤也许才有可能解决这一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