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斯：将接受奥巴马和接受“中国崛起”两个不同的问题相联是很有趣的。不过我确实认为，接纳中国成为一个重要大国是重要的议题。第一，中国有权利这么做；第二，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会有更多的经济合作、军事发展和外交上对世界事务的更多介入。我认为，就像我此前说过的那样，美国需要将中国视为“超级伙伴”——都是伟大的国家。我确信，在将来，也许是10年，也许是30年，这将产生回报。美国应该继续与中国接触并且帮助中国。
当然，我们有一个麻烦：体系中的两个最强国家往往会互相将对方当做敌人和竞争者。在当前的历史时期，我们迎来了这样一个机会，世界上的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应该将对方当做“超级伙伴”，互相信任，成为共同领导世界的因素。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的机会，成为贸易、军事和自然资源方面的竞争者，我们将会回到已经进行了上千年的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两强倾向互为敌人”的魔咒。这是错误的，需要被改变。
记者：就像从雅典和斯巴达的竞争关系一直延续到后来那样？
欧文斯：没错。因此，我们必须改变这种动态。我们有机会创造一些独特的事。奥巴马当政之后，更有可能创造出与传统政治不一样的局面。但是首先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中美要找到合作的办法。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领导力将我们推向合作，两国国内都会有很强的敌视对方的力量，将我们推向敌对。因为相互竞争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似乎成为了一种习惯。这必须有强大的领导才能克服这种习惯。也许奥巴马将有意愿促成中美的“超级伙伴”关系。
记者：如何具体促成“超级伙伴”关系？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很多人还对中国军事现代化疑虑重重，并认为中国操纵汇率等。
欧文斯：我们需要告诉美国国民，中国有权利发展自己的军备。我们需要相互加深了解，比如让中国了解为什么美国军队不断保持领先地位，让美国了解为什么中国需要发展军备以及拥有核武器。这是一个促进中美两国走向“超级伙伴”关系的途径。
记者：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角色定义中一个广为传播的词语是“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然而，这个词本身也许有很大的歧义：它原指的是赌博中的合作者，后泛指一般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个词有两个负面含义：第一，合作具有功利性；第二，参与合作的人必须遵守现行规则。然而，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超越功利性的合作关系，同时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改革现行规则，就像这次中国在20国峰会上提出的改革国际金融体系那样。
欧文斯：是的，作为为数不多的生活在中国的前美军高级将领，我对此深有体会。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相互理解的途径。你说的这个例子非常有趣，也反映出两国相互理解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正在着手促进相互理解。在海南三亚，我和中美两军的一些退役高级将领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四天。我们谈论了很多话题，中国台湾、中国西藏、伊朗、伊拉克、美国承认科索沃独立等；但是，我们之间没有竞争的感觉，我们更多的时候像朋友一样。这改变了原先的对话——我们发现，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非常相似，两军的高级将领其实是同样的一群人，有相似的个人经历。中美两国海军将领非常相似，而两国空军将领则有更多共同点——我们是一起工作的一群人。这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好的经历，告诉我如何将中美两国相似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将自己国家的故事讲述给对方，从而做出一些成绩。在美国，我们已经在做一些事情，我们会说“别那么抨击中国”，“中国并非输出有毒玩具、抢走我们工作的国家，这是一个希望与我们友好的伟大国家”。美国人需要理解这一点，信任中国。
这是一个一群人聚在一起相互了解，然后向各自国民传播信任对方的理念的很好的例子，这是打破“两强相争”的历史逻辑的重要途径。
中美军事合作
记者：您一直主张并推动发展中美的军事合作。中美军事交流、合作的意义是什么？
欧文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台军售、玩“势力均衡”游戏是错误的，我们需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的未来。我越在中国生活，就越能意识到中美两国人民其实是很像的。我儿时在贫瘠的北达科他州的贫穷农户家庭长大。我理解贫穷和期待改善是什么含义。这和中国目前是很相似的，中国还有很多地方很贫穷。
这是改变传统地缘政治游戏的一个良机，这也是为什么我强调中美两国应该成为“超级伙伴”的原因，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我认为在这种情势下对台军售是个错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在更高层次上与中国接触的方式。
记者：中国很关注美国的东亚政策，比如美国对朝鲜半岛、日本的外交政策。您可否做一下简单的展望？
欧文斯：中美在朝鲜半岛都有很深的介入。我认为“六方会谈”是非常有效的重要机制，也许对解决其他问题也同样有效。朝鲜半岛非常重要，中美两国能找到合作方式。中美两国也同样能在其他问题上合作，比如打击索马里海盗。
记者：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比较重要的一个合作组织，您怎么看这个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合作组织的未来发展？
欧文斯：我尊重中国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合作，不过中美两国的对话也很重要。中美对话并不代表中国就不能有自己的合作伙伴。当然，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沟通——虽然这很难，因为上海合作组织等也许会让一些人联想到地缘政治。因此，中美之间相互了解、沟通和信任非常重要。
美国在伊拉克的前途
记者：奥巴马已经获选总统，他是否会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采取另一种态度？您怎么看“9·11”之后美国进行的这两场军事行动？尤其是您曾参加过海湾战争。您怎样看待伊拉克战争，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前途？
欧文斯：我们过去在伊拉克问题上犯了很多错误，这也是为什么奥巴马能当选的因素之一。我认为，奥巴马的最初想法是撤离伊拉克。然而，我认为，我们如何进入伊拉克以及如何撤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奥巴马掌权之后，也许会很快明白撤出伊拉克当然是对的，但是以何种方式撤出才能保证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稳定的伊拉克局势，使撤退行为不恶化整个中东局势，这也很重要。
从长期来看，奥巴马会主张整体的介入政策——介入指的是对所有中东地区国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伊朗，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方式，讨论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中东所有地区的介入。因此，美国要尽可能在比较好的条件下撤退，至少在军事上撤退。
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介入伊拉克的局势。我们还要待在这里，因为这对美国的利益太重要了；然而，方式上不要像过去那样，轰炸和杀害无辜平民——虽然我们并没有主观意图，但在战争中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需要正面的良好介入。我们需要在两三年时间里完成在军事方面的撤出，但是保持介入，因为我们在这一地区有很多依赖美国的盟友，比如沙特阿拉伯、巴林、阿联酋和阿曼。很多美国的盟友，比如巴基斯坦、印度和欧盟在这一地区也都有利益，也保持适度的介入。因此我们一方面会保持介入，另一方面也许撤退得会快一些。我想奥巴马会和每一个人谈，然后商讨出一个尽可能和平的既撤退又保持介入的解决方案。
记者：不过，当前世界仍然处于旧的地缘政治游戏的深刻影响之下，我们不能忽视传统政治的延续。如果用我们熟悉的“世界岛地区”的角度来看，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促使国际格局变动的事件，比如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伊朗核问题、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等。这其中，既有美国的权力在伊拉克遇到阻碍，也有欧洲话语权的相对扩大、俄罗斯自身实力的提高。您怎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些变动因素？
欧文斯：旧的地缘政治规则还在那里，而且也将会继续存在。然而，我们越早摆脱传统国际政治游戏，就能越好地改善人类前途。玩传统政治游戏、不寻求相互接触是错误的。
我想说，美国的军事优势依然强大，而且会越来越强大。因为这种优势建立在非常高的技术之上。如果你能获得良好的战场视野，能更好地发现对方，那么无论敌人是谁，有多少坦克、军舰和飞机，你都能看见它们在哪里，就总能获胜。美国将在未来40年之内保持这一优势。
俄罗斯在几个月前凭着强大的地面军事力量打赢了战争。但是我不认为俄军很强大，事实上这是一场老式战争。武装部队分布在数千平方英里的战场，如果我们能依靠更好的战场视野，在两天之内就可以消灭这些部队。从战场视野的角度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美国军队将在未来40年内继续保持强大。
我一直对“新军事革命”非常热心。我们花了很多钱在这上面，减少对常规军备的关注，更多关注战场视野。也许美国根本不会使用军队，但是军队会继续保持强大。
我们当然还会面临传统地缘政治问题。我希望奥巴马能找相关人员商谈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怎样到达一个新的未来。
记者：奥巴马将怎样改变美国外交政策？
欧文斯：奥巴马内阁最大的事情是要找对人。布什周围的拉姆斯菲尔德、切尼等也许是个负面的例子。如果能聚集一批明智的人，听取他们的建议，这将对“改变”非常重要。奥巴马正在寻找真正理解世界的人，这将有助于使我们不陷入地缘政治的窠臼。奥巴马会采取比布什更多的接触政策。另外，我们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中国将越来越重要，因此没有比这更有利于改变旧格局的了。我们需要超越基辛格，跳出传统政治的窠臼。
记者：怎样改变？
欧文斯：坐下来谈合作，谈防止黑客攻击。中美两军将领坐下来一起钓鱼，然后把照片放到《时代周刊》封面上。对中国台湾有一种新理解，在阿富汗有更多的合作。
记者：经济危机对美军的全球部署有何影响？是会收缩战线，还是扩张军备？
欧文斯：我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军费，但仍保持强大。更多军费开支、更多战斗机和军舰并不代表强大。我认为应该削减常规军备，增加高科技方面的支出。美国军队必须集中在知识的创造上。
记者：怎样看待2008年10月美军非洲司令部正式运行？
欧文斯：这是一个小事情，也不会有太多问题，我想也不会有很多非洲国家愿意美军待在那里。也许只有独索马里海盗问题需要美军在那里。
记者：您是否还与美军现役高级将领保持个人联系？
欧文斯：是的，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和老战友，我们有很多联系，情况也很熟悉。我与海湾国家的军方和英国军方也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当然，和中国军方也有联系。在当前的时期，没有比运用这些个人联系以求得积极效果更让我愉快的了。我个人愿意促使大家坐下来谈，成为伙伴，建立信任，抗拒那些让我们关上门、损害信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