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金农：第一，美国需要立即停止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中国人民银行应该被鼓励将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稳定在现行水平上。这是有历史源头的。1995年，美国就曾停止了长达25年的对日本“执行低汇率政策”抨击，当时美国财政部长鲁宾转而表态支持“强势美元”，以制止日元的升值预期，帮助挽救当时已经陷入困境的日本经济。不过，当时美国做得并不到位，日元仍然在大幅度震荡，迫使日本中央银行进行高额外汇储备，也将日本进一步推向了低利率陷阱。
第二，中国需要在稳定汇率之后进一步采取措施，解决储蓄过高的问题。正如我一直强调的那样，中国的贸易盈余的原因不是汇率政策，而是储蓄率过高。中国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大规模政府支出，减税或变相减税，增加企业的股息，直接增加普通家庭的收入，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准备金率等。这样，随着中国企业的出口盈余下降，更多转向内销，美国制造业面临的压力也会减少。这有助于美国减少对华贸易赤字。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开支的增加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需求的减少。
记者：中国国内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次危机反而是建立人民币浮动机制的良好时机。如果是这样，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麦金农：蒙代尔本人对他的模型后来做过一个修正。根据这一修正，在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化的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传导到全世界。那样，中国的4万亿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是帮助其他国家，而不是将财政效果留在国内。
消解热钱之弊
记者：美国国内一些声音认为，中国对这次危机负有责任，原因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致使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涌入美国，推高了美国的资产价格泡沫。您怎样看待这种观点？
麦金农：我认为恰恰相反，是人民币升值才导致美国的大量资金涌入中国，导致美国国内流动性不足，恶化了情势，最终引发了危机。假如人民币一直维持在兑美元8.27的汇率，也许危机还不会那么恶化。
记者：那么，您认为是人民币升值引发美国的危机？
麦金农：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恶化”，人民币升值恶化了美国的金融形势。美国从2000年开始不断强调中国政府“操纵人民币汇率”，说这是“不公平的”。在持续的压力下，中国政府没有坚持住——坦率地讲。
2005年7月21日是一个转折点。那天，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长期以来的8.27上升到8.11，开始了单方面升值，从而开始了外界对人民币持续不断的升值的预期。从那时起，投资者开始对人民币升值的消息非常紧张。大量的资金从美国流出，加剧了美国金融系统的失序。
而对中国来说，升值也造成很多负面的因素，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热钱，还有单方面的升值以及没有私人资本流出去投资。由于根本没有私人资本流出，所以所有贸易盈余都由中国人民银行自己来融资，买入外汇，并且进行对冲。这迫使央行以更大的储备来防范，而这进一步加剧了资金从美国流入中国，也加剧了美国对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就会发现，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升值有可能造成“低利率陷阱”。
热钱问题最严重的是最近一段时间。2007年，当中国政府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成为紧要的政策目标的时候，人民币的利率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美联储为了应对当时已经发酵的次贷危机，不断降息以增加流动性，这就使得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的趋势。当2008年人民币一年期利率超过4%的时候，已经超过了同期美元利率。倒挂的出现引发了更多美元资产作为热钱流入中国进行套利。这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因为这直接引发了美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枯竭，直接恶化了美国的金融局势。可以说，流入中国的热钱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金融危机的“帮凶”。
记者：随着危机的到来，热钱是不是已经不再是个问题了？
麦金农：可以这么说。热钱是由升值预期带来的。其实在2008年7月以前，人民币甚至加速了升值。2008年前7个月，人民币升值6%，相当于此前的年平均升值率。在这种升值预期的刺激下，大量热钱流入中国。
不过，现在热钱可能已经没那么麻烦了，这是因为7月以来人民币停止了升值趋势，打乱了投资者的升值预期。不过，这恐怕不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故意设计，而是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其中标志性的就是相对欧元）大幅度升值，到现在，美元兑欧元汇率大约上升了25%。这是一个巧合，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停止升值。
我认为，这是人民币停止升值、重新钉住美元的良机。对于美国的抱怨，中国可以采取大幅度财政刺激政策，这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是有利的，对美国也有利。现在需要使美国相信，在现行水平上维持人民币汇率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
记者：财政刺激政策与仍然在中国国内的热钱有什么样的关系？
麦金农：我刚才说了，持续涌入的热钱使央行被迫进行对冲，而外汇储备持续走高，流动性并没有显著提升，这说明国内部门对流动性的贡献率是负数，曾一度到了-40%；而升值预期所带来的热钱，对中国国内的投资和消费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现在，需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前几年国内投资与消费被高额外汇储备抑制的情况，使国内部门对流动性的贡献率提高。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开放经济的情况下，在固定汇率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有作用。因此，只要维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财政政策就能够良好运行，也有利于消除前几年“热钱抑制国内投资消费”的弊端。“稳定汇率+扩张财政”，这是中国10年前做过的，现在需要将10年前的政策复制——当然，扩张的规模要大很多。
中国贸易盈余的关键
记者：中国领导人日前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就是对全世界最大的贡献。您是否认同？
麦金农：对，说得非常对。中国的增长将是可持续的。
不过，在中国也有不可持续的，那就是巨大的贸易盈余。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并非由汇率“操纵”，而是由中国传统上的高储蓄导致。如果比较中美两国的储蓄额与经常项目余额，我们会发现储蓄与贸易盈余高度相关。中国需要降低贸易盈余。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汇率将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您一直强调日本的“前车之鉴”。日本的教训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启示？
麦金农：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很类似，只是时间差了二三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成长为国际市场极具竞争力的贸易国家。从70年代开始，美国国内形成“抨击日本”的政治现象，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归结于对日贸易逆差，迫使日元升值——这与今天美国抨击中国非常相似。迫于美国的压力，日元从1971年8月之前的1美元兑360日元大幅升值，到1995年4月达到1美元兑80日元的顶峰。
日元大幅升值引发了“日元升值综合征”。70年代末期，日本工资增长开始减缓，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股票资本市场泡沫酝酿，随即1990～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日本经济严重衰退。而延续至1995年的日元升值更是雪上加霜，1994～1995年短期名义利率水平跌近零点，陷入流动性陷阱。整个90年代，日本处于“失去的十年”。
将日本的教训应用到现在，我认为将美国国内经济问题归结为贸易逆差是错误的，而认为人民币升值是解决途径更是错误的。日本的历史证明，日元升值不仅给日本本国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对解决美国的经济问题也毫无益处。东亚国家传统上的高家庭储蓄才是问题所在。美国长期以来的低储蓄率和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高储蓄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以前的美日之间以及现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源于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失衡。改变汇率并不能解决贸易失衡问题。
记者：有人说如果没有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也许将是第二个日本。
麦金农：确实，正如我刚才所说，2008年7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完全是意外，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得以幸运地维持稳定的水平。而现在摆在中国货币当局面前的议题就是，将这种局面稳定下来。
任重道远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记者：您怎样看待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
麦金农：这次危机的源头，很多人已经讲过，是信贷领域的资产泡沫、不受监管的CDS等导致的。我想这些已经不用再说了。但是，我想强调，危机的杀伤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与美元持续遭到抛售有关。
2007～2008年，美国楼市崩盘，杠杆比例过高的对冲基金和特殊投资工具也纷纷倒闭，加剧了大多数金融交易的对手方的风险。流动性不足的金融机构无法以有问题的私营债券或贷款做抵押获得资金，由此也令美国民间对国债的需求大幅增加。
但是，恰恰是在2008年上半年，美元在汇市上被大量抛售，被迫购入美元以阻止本国货币过快升值的各国央行用所购美元投资美国国债，从而大大减少了国债的市场供应量。美国国内的国债需求增长加上供应的降低，解释了为何在美国信贷紧缩、私营金融机构又面临高利率之际，美国国债的票面利率却下降至不可思议的低水平。
正如我刚才所说，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美元的弱势。资金从美国流出到了中国，最后到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储备里。这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美国的金融局势。
记者：当前，国际上热议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其中，矛头所向就是美元本位制。怎样评价美元本位制？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为多元化的货币体系？
麦金农：我想，美元本位制由来已久，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钉住黄金，其他货币钉住美元。这一普遍的固定汇率制避免了金本位制崩溃后一段时间里“以邻为壑”的汇率战；更重要的是为各国货币提供了一个“锚”，只要美联储成功控制住通货膨胀，就如同给各国价格水平这艘大船放下一个锚，使其不会随经济波动驶向通货膨胀的深渊。此时美联储不仅是美国也是世界的中央银行，只要保持了美元币值稳定，钉住美元的各国货币就如同钉住黄金一样稳定，全球的物价水平就能基本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