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没有人有先见之明。在9月中旬以前，一个合理的考虑仍然是抑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将政策目标很快转向阻止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不过，如果现在问欧洲央行的那帮人，我想他们的回答是：决定性的错误是美国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此前美联储并没有准备足够的资金来应对。这就是欧洲人的视角。
记者：您认为，美联储放任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是一个错误？
古德哈特：我想是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突然带来了市场恐慌、信心缺乏和普遍的流动性难题，而这些难题迅速从美国金融系统扩散到全世界其他的金融系统，造成大面积的恐慌情绪。
记者：怎样评价美国和英国的救市计划？
古德哈特：最初的保尔森计划并非高明，他的设计不好，用钱的效率不高。而布朗的计划要高明许多，因为该计划直接解决了银行偿付能力的问题，而流动性决定于银行的偿付能力，因此也就间接解决了流动性问题。布朗计划的核心是将救市的钱放在偿付能力弱的银行那里。修改后的保尔森计划更好，因为钱用于重新资本化以及为银行提供担保，而不是直接购买资产。
核心的问题是对偿付能力的信心的缺乏，这种缺乏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后达到了新的高峰。如果一家银行的资本充裕率不高，就没有其他银行肯给它借贷。布朗计划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很快重新恢复了银行间的拆借行为。
反周期监管工具缺失
记者：为什么没有任何一家正式的机构成功预测出了这次金融风暴？
古德哈特：这种观点不对。如果粗略地描述，这次危机是被预测到了的。尽管这种预测并没有过多涉及细节。事实上，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和很多其他机构都在2006、2007年度观察到了风险被低估的情形，并发出警报。巴塞尔清算银行更是已就此警告多年。很多研究机构都预测到了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监管机构也对此予以考察和跟踪，并多次发出了警告。美联储也早就对美国过度繁荣的房贷市场心存疑虑。（关于预警的）信息的缺失并非造成此次危机的原因。
记者：那您认为，危机的源头是什么？
古德哈特：尽管这些机构预见到了这一风险，但是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工具以实现反周期控制的职能。目前通行的工具《新巴塞尔协议》规定了资本充足率必须要和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的比率挂钩，以防范风险，这就是所谓基于市场价格的监管。但是，在危机到来之前和到来的时候，这一协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事实上，在危机到来之前，它反而加剧了信贷繁荣。
从监管者的角度说，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预警上，而在于没有一种工具能用于对抗和缩小资产价格的泡沫，以及在出现泡沫时抑制银行信贷。本应该由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 FSC）来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MPC）的对立面，以发挥维持资产价格稳定的作用，但事实上没有。货币政策委员会有确定利率的权力和角色，而金融稳定委员会在确定利率方面根本没有发挥作用，它只是预演可能出现的脆弱性与危险的一个协调和磋商机构。当然，这种危险能在晚些时候被透露给公众。但是，即使金融稳定委员会、国际清算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警告得脸都发绿了，还是不能发挥任何作用。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种反周期工具，而这种工具的缺失部分造成了当前的危机。
记者：中央银行目前有这样的工具吗？
古德哈特：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没有。央行的利率应该出于稳定价格的目的，但是现在没有。我同意这种看法。不过，我愿意补充一些内容。
目前中央银行的工具是改进的《新巴塞尔协议》，其核心是资本充足率必须要和历史价格与当前价格的比率挂钩。这种“基于历史价格的监管”和造成当前危机的按市价调整（Mark-to-Market）是一致的。但是，在危机到来之前，《新巴塞尔协议》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信贷繁荣，推动银行增加繁荣时期的信贷以应对市场繁荣进入成熟期后利润率的下降。在危机到来时，《新巴塞尔协议》增加了中央银行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这部分是因为在繁荣时期准备金不足。
不幸的是，现在很多研究报告，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在谈到危机起源时都对这一点保持沉默。这些研究忽视了对监管者责任的追究。
记者：中央银行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您认为这并非上策（最优选择）？
古德哈特：是的。当泡沫破裂最终来临的时候，央行通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也是个解决办法。但是这里有个道德问题，就是当压力来临的时候，央行被迫向系统的所有部分借贷，这种普惠性的行为似乎没有惩罚那些不顾危险拼命放贷的商业银行。这样一来，商业银行为何还要在好年景时顾及风险、注重放贷的安全性呢，假如中央银行到最后一定会拯救整个系统的话？
事实上，央行在2007年以前根本没有做任何事，它做不了什么事，也没有能力做任何事。在危机到来的时候也一样。现在在英国，商业银行就像妓女一样需要钱和被注入流动性，而中央银行就像太监一样缺乏这种能力。
记者：怎样加强央行的这种能力？
古德哈特：现在大家都在谈注入资本和流动性，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需要一种反周期工具来实现。如果再加上一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因时而变的贷款—价值比率。我们需要金融稳定委员会来执行这一反周期工具。这个委员会应该有权力对流动性安排、资金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率做出修正。
记者：这样做有何问题？
古德哈特：反对者有可能提出四个问题。第一，这样有可能提高好年景中的借贷，特别是伤害到首次借贷买房的投资者。第二，如果只在一国之内应用反周期手段，将使投资远离该国。第三，这将提高银行的信息负担。第四，通过提高在扩张时期的商业银行的借贷成本，反周期工具将进一步提高向相关的资产负债表之外的资产进行投资的冲动。因此，央行需要回应这些问题。要加强对资产负债表之外投资的监管力度。
此外，因时而变的贷款—价值比率还需要得到法律的支持：法律需对二次抵押和房贷做出限制。德国已经做了这样的事。贷款者能够借到相当于其房屋价值的97%的贷款吗？或者干脆像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一样，出借房屋价值125%的贷款？如果不能，这一比率应该是多少？另外，房屋估价者能否也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至少独立于负责房屋贷款业务的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
记者：除了您刚才已经详细说明的监管问题以外，危机爆发的非监管性原因是什么？
古德哈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过分自信。他们相信房屋价格会不断上升，而且永远上升。次级贷款业务的增长也是以这种信心为基础的，因为做这块业务的金融机构也持有同样的预期。
另外，房贷证券化之后，没有人能说清楚这背后到底有多少是不良资产。一旦房价开始下跌，就很难找到这些资产的真正价格和可接受的底线到底在哪里。这种资产价格和资产中不良比率的不确定性，导致没有买家愿意接手这些资产，使得这些资产不管包含了多少不良贷款的成分，都难以找到买家。讽刺地说，这也是一种“杠杆”，是一小部分不良资产撬动更大的证券化资产的情形。而按市价调整机制又使得这些资产价格下降的速度非常快。这些问题导致了流动性变差甚至不流动。
最后，监管方面没有做任何缓解局势的事。就像我刚才所陈述并反复讲过的那样，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反周期机制，在繁荣时期拦截洪水（流动性），而在危机时期放水。
对银行监管的改进
记者：那么，您认为应该怎样改进银行监管？
古德哈特：我认为，应该努力将银行贷款变化率和资本充足率挂钩，以贷款变化率为标准衡量资本金要求。另外，资本金要求还应考虑相关资产价格。
目前，英国房贷问题正在成为困扰政府和大众的议题。以此为例，在改进《新巴塞尔协议》的时候，可以将抵押贷款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与抵押贷款增量和房地产价格涨幅挂钩，而且向建筑和房地产公司发放的贷款也应该与此类贷款增量和商业地产价格涨幅挂钩。另外，还可以对住房抵押贷款采取因时而变的最大贷款额度—资产价值比率。最后，在资产价格指标不太可靠的领域，应该增加银行贷款增量本身的权重，或许可同时考量相关股市价格。
在萧条将要到来的时候，应该准备释放在繁荣时期由于资产价格提高带来的超额准备金。可以在目前的水平上降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比如将资本金占总资产的比率设为3%。当然，我并不认为应该完全放弃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底线。
记者：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改进？将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与贷款增长率和相关资产价格挂钩的做法为什么能防范危机？
古德哈特：这种改进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在资产价格鼎盛时期增加准备金，并抑制银行放贷，以便在资产价格萧条时释放准备金；第二，减少央行在紧要关头调整货币政策的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