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从宋神宗熙宁三年到熙宁九年，即公元1070年——公元1076年，在这六年时间里，王安石曾两次为相，又两次被罢相。在此期间，王安石经历了人生中最为痛苦，最为复杂的世事，他亲手提拔的得力干将背叛了他，33岁的儿子又不幸死掉。王安石可谓是悲愤交加，心灰意冷。西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王安石彻底隐退，在江宁中山附近的半山园住下，从此，再也不问世事。这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改革家、思想家，就这样以了残生，实在是让人叹息不已。王安石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同时也是北宋王朝的悲剧。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得到一如既往，彻底的贯彻执行，宋朝的历史有可能被改写。
但是，不管怎样，王安石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即便是在他隐居后。因为，王安石已经不只是王安石，他还代表着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一个改革的代名词。因此，苏轼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要从江宁过，有一个很重要的愿意就是要去拜见王安石，或许，苏轼是希望王安石能帮助他东山再起？
宋神宗元丰七年的六月，苏轼乘坐的船到达了江宁。现在，苏轼终于又见到了王安石。当苏轼看到王安石的时候，那种场面想必也是让人感叹万分。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位或许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触吧！其实，最大的变化还是苏轼对王安石的看法。当然，王安石的变化也挺大的，至少在性格上。比如，有一次，苏轼跟王安石闲来无事，在谈及到关于当下朝廷的一些问题时，王安石曾这样说道，“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邵伯温·邵氏闻见录》）通过这句话，我们已能看出，此时的王安石再也没有当年的那种敢作敢为的风范了。那么，苏轼呢？苏轼在一首名为《次荆公韵四绝》的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在这首诗里，苏轼说晚年的王安石骑着一头小毛驴，默默的行走在荒野中，如今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王安石了。我曾想起他劝我在江宁买上几亩田地就此安家落户，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要是我能早十年与之为邻就好了。苏轼说这样的话，很显然已经对王安石没有当年的那种敌对情绪了，反而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在其中。的确，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分歧，苏轼跟王安石是很有可能成为知己朋友的。并且，苏轼也曾透露出希望王安石还能出山，自己愿意在他门下的意愿。在苏轼的《与荆公二首》里有这样一句话挺耐人寻味的，“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要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苏轼于王安石都是欧阳修门下的学生。然而，在这句话里，苏轼竟然将自己说成是王安石门下的学生。我想，一方面是出于客套，这当然是可以的。然而，我们只要联系到当时苏轼处境来分析，就可以窥测出苏轼内心的真实想法：苏轼是真的佩服并尊敬王安石，并希望自己能够被王安石所用。我的这个推断，并不是乱说，事实证明，这次苏轼在江宁与王安石相处了一个多月后，他对王安石以及变法有了新的认识，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认识，影响到苏轼今后的政治生涯。
到了宋神宗元丰八年，即公元1085年，苏轼的仕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发生了一件惊天的大事，年仅38的宋神宗病死了。即位的皇帝为赵煦，年龄也很小，才10岁，史称宋哲宗。由于宋哲宗年龄太小，无法执政，就由高太后执政。这个老太婆一上台后，就迫不及待的启用了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任命他为尚书做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大局。由此，北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史称元祐更化。元祐是宋哲宗即位时的国号。而更化的意思也很好理解，就是要废除新法，恢复旧制，大走“司马光路线”。司马光上任后，他得工作重心就是贬黜当年变法的人物，提拔在宋神宗时期被贬谪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苏轼东山再起了。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可谓是“平步青云”，从一个犯官扶摇直上为朝廷三品大员——翰林学士及知制诰。
现在，可能有人就要提出疑问了，前面刚说到苏轼受到王安石的影响，如今苏轼因为司马光的上台而做到了朝廷三品大员，那苏轼肯定就是跟司马光是一丘之貉。这两者之间岂不矛盾？对此，我们来看苏轼在宋哲宗时期是如何对待元祐更化的。换句话说，苏轼在对待革新变法以及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问题上持的是什么态度。
按照司马光的个性，那肯定是全部推翻。当然，后来他也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还不能推翻的，又恢复了其中的部分内容。而苏轼的态度与司马光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苏轼比原先更理性了，不是一味的的去反对。举个例子来说，苏轼在考核官员的问题上，他认为，“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试馆职策问》）什么意思呢？如今的朝廷如果还采取宋神宗时期的治国方略，就会导致朝廷的各个部门不会尽职尽责，效率低下，甚至是消极怠工的后果。如果依旧采取宋神宗时期的励精图治，锐意图强，就会导致朝廷各部门不能整整领会皇上的意图，甚至人心混乱，严刑峻法的恶果。苏轼的这个观点看起来是有些偏执，因为苏轼是将矛头直接指向王安石变法。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意图就是说王安石变法过于激烈，过于刻板。那么，在苏轼看来，到底该如何做才好呢？
对此，我们可以在苏轼的一篇名为《辩馆职策问札子》的文章里找到答案，即“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这句话很好理解，就是权衡比较新法的利害得失，选择那些有利于民众与朝廷的政策。言下之意，苏轼并没有完全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他认为有些内容还是挺不错的。比如，免役法。原先苏轼是坚决反对免役法的。但自从他到地方任职后，实践的经验与事实告诉他，免役法确实要比差役法要好得多。因此，苏轼坚决维护王安石变法中的免役法。在这一点上，他与司马光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与争执，曾大骂司马光是“司马牛”。关于这方面的详细介绍，大家可以参阅苏辙的《龙川别志以及宋朝蔡绦《铁围山丛谈》。这就是苏轼对待革新变法的态度。
现在，我们来看苏轼对待当年参与变法人物的态度问题。可以肯定的说，苏轼对待当年变法的人物是恨之入骨。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毕竟他们把苏轼整得太惨了。不过，他吧王安石归结于罪魁祸首，这一点确实让很多人嗤之以鼻。我们来看苏轼的《论周穜擅议配享自劾札子》中的一段话，“吕惠卿、李定……之流，其为奸恶，未易悉数，而王安石为之首。”苏轼认为当年参与变法的那些人真的是罪恶滔天，邪恶不已，而王安石则为祸首。苏轼这样说，真有一竿子打死全部人的味道。这似乎又跟之前对王安石的理解发生的矛盾。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1．出于政治需要。苏轼如今能做到朝廷三品大员，这都是元祐更化政治背景下导致的。作为元祐里的重量级人物，同时也是元祐更化的直接受益者，苏轼必须旗帜鲜明的表现出自己的政治立场。换句话说，苏轼的内心可能也是矛盾的，一方面出于私心，为了自身的利益。另一方面，或许苏轼内心深处也是不愿意把王安石称之为罪魁祸首的。简言之，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不得不这样做。
2．出于本能的害怕。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有谁能保证当年参与新法的那些人不会卷土重来？因此，苏轼对当年参与变法的人物是严厉打击。比如，那个差点将苏轼置于死地的李定，就被贬到了滁州，后来死于当地。想起来，也真的是太狠了。
3．个人身份所致。我们知道，苏轼bandana在文学上造诣很高，在思想方面也称得上是一个“家”。这样的一个人物，他必定有自己的行为风格。就好比普鲁士的那个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施展他的铁血手腕一样，道理是相通的。
前面我们说到苏轼曾跟司马光有政治上的分歧与争执，这么说来，苏轼肯定还会遭遇到麻烦。世事确实如是，在司马光死后，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洛蜀党争”。那么，苏轼的命运又将走向何处呢？
4
我们先说司马光。这个老顽固，可能自己也没想到死后竟然引起了这么大的风波。其实，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其内部也不团结。主要原因是由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组合而成所致。一句话，人员混闲杂，阿猫阿狗的人物也混杂于其中。这帮人在打击改革派的同时，自身内部也争乱不休。
我们再说苏轼。元祐元年的九月，即公元1086年，为相八个月的司马光便死了。之前我们也说道，苏轼对待王安石变法还是比较理智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导致他与自身所处的派系矛盾激化。司马光活着的时候，就曾被苏轼大骂，说他是“司马牛”。嗝屁后，矛盾就更为激烈了，尤其和道学家程颐是水火不容。并且，俩人的门生故吏也紧随其后，斗得不可开交。于是，就形成了洛党和蜀党两大派系。
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是什么事情引发了洛蜀党争呢？或者说，导火索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说说这个程颐。程颐是何许人也？这里做一下简单交代。程颐是宋朝很有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其门生遍布朝野，牛叉得很。但是，程颐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就是张口闭口谈的都是孔孟之道，仁义礼智之类的东西，一天不说，心里就不舒服。此外，他还对笑是相当的迟钝，甚至说事麻木。一句话，就是以啰嗦、刻板、严肃、顽固的老夫子，真把自己当做是道德圣人了。连皇帝都对他是厌恶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