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有一次，宋哲宗在听完程颐的讲课后，打算休息一会儿。我们都知道，当时宋哲宗不过就十多岁，就是一孩子。那孩子自然免不了贪玩，这也是孩子的个性。这不，师生二人在一亭子里喝茶，以作休息。宋哲宗就随手折下了一根柳枝来玩。你猜这个程颐怎么说，当然，表情肯定是一脸严肃，以老夫子的口吻加以训导，如今正是春暖花开，万物生长的季节，皇上切不可无端摧折生命，破坏天地之间的和气。宋哲宗是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熬到可以休息一会儿，却被程颐不知趣的教训了一番，气得不行。但又不能直接说程颐的不是，为了发泄不满，宋哲宗眉头一皱，将手上的柳枝狠狠的摔在了地上。宰相司马光听说这件事后，无不感慨的说，瞧瞧，这就是为什么皇上不愿意接近像他那样的读书人的原因。
程颐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极度郁闷，不爽的人。那么，苏轼对他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也是很不爽，根据苏轼的一篇名为《再乞郡札子》文章的记载，苏轼是直言不讳的表达对程颐的不满，“素疾程颐之奸，形于颜色”。什么意思呢？苏轼说他一向看不惯程颐的那种故作矫情，虚伪至极，故作姿态的模样。对于这样的人，可不需要花费什么思想去揣测，因为他都直接表现在语言和脸色上呢。想想，程颐要是听到这样的话，那还不把苏轼当做仇人一样。这不，因为司马光的嗝屁，在追悼会上发生的一件事，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激化了们更是的苏门与程门结下了不解之仇。
原来，司马光死后，他的丧事是由程颐来负责主持的。元祐元年的九月六日，即公元1086年，朝廷之前（即司马光死的那一天，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在京城的南郊举行了祭祀天地，安放宋神宗灵位的活动。祭祀活动结束后，朝廷很多大臣都去司马光的相府吊唁，以表哀思。这个时候，不合时宜的程颐毛病又犯了，他竟然不允许在这个时候吊唁司马光。我靠！这还不激起曾受益于司马光的那些人的愤怒？大家可能也想不到，程颐反对大家在此时进行吊唁的原因，竟然是因为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句话的愿意是说，在这一天为吊丧而哭泣，就不再唱歌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参加了一些哀伤的活动，就不要再去参加一些令人高兴的活动了。这样就是对礼仪的大不敬，是一种亵渎。孔子这样说不过是为了对不幸者的真诚同情，没别的意思。但程颐却以此发挥，说你们这帮人一参加完朝廷的祭祀庆典活动，就跑来参加丧礼，一会儿嘻嘻哈哈的，一会儿哭哭啼啼的，实在是太不严肃了，这成何体统？你们还是明日再来。
这都什么理由？人有祸兮旦福，谁能预料下一刻有什么事发生。再说，人死也不是定好时间的，有很多突发性的事件。如果一天中有人结婚，有人死，按照程颐的说法，当天就不能去吊唁死者了？这是什么歪理嘛！因此，当场就有人反对程颐，说孔子是说过这句话，可孔子并没有说歌则不哭啊！这话反驳得相当给力，弄得程颐当场就尴尬不已，甚至脸都涨红了。也不管自己是什么身份，自己处在什么情况下，大声的争辩着。（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相关记载，“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估计司马光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葬礼会吵得不可开交，叫他如何安息？这时的苏轼一看到这样滑稽混乱的场面，觉得非常可笑，就开口说了一句，“此乃鏖糟陂里叔孙通所制礼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大家可能对这句话不大理解。我们先说鏖糟陂是什么意思。这个鏖糟陂就是一个地名，不过，这可不是一个好地方。根据庄绰的《鸡肋编》的记载，“许昌至京师道中……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如泥掉”。简单的来说，鏖糟陂就是位于东京汴梁西南15里的一处沼泽地（《吕希哲·吕氏杂记》载，“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鏖糟陂”），那里不但充斥着污泥烂草，而且还肮脏不堪。我们再看叔孙通，此人为西汉初期的儒家学者，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简言之，大儒也。明白这两个词汇的意思后，我们再来看整句话就好理解了。苏轼说这个程颐就是一个从京城郊外肮脏污浊之地爬出来的“叔孙通”，他的所谓礼仪规矩都是他想当然自己制定的。换句话说，程颐是一个扯淡的家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识大体，没有见过世面的伪专家。要说之前有人反驳程颐说“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是一个相当给力的反驳，那苏轼说的这句话就是相当相当给力的嘲讽。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在，苏轼在说完这句话后，“众皆大笑”。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程颐有何反应，肯定是怒不可恕，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钻下去。也正是因为程颐受了如此奇耻大辱，便引发了洛蜀党争，“其结怨之端盖自此始”。（《续资治通鉴长编》）。同理，也正是因为如此，苏轼后来遭受到程颐及其门生的陷害诬告。比如，程颐有一个叫朱光庭的门生，他是当时的谏官。他就费尽心思的搜集苏轼的文章，从中找出可能出问题的章节，然后断章取义，加以陷害诬告。我们来看这样一段话，“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偷；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苏轼·试馆职策问》）朱光庭根据这段话，说苏轼是在对宋神宗进行恶意诽谤，是大逆不道之举，朝廷必须对苏轼严加惩办才行。但当时的高太后可能是看出了这其中的端倪，没有治苏轼的罪，反正有点和稀泥的味道，不愿意将事情扩大化。
其实，想想这个朱光庭不过是一小小的谏官，苏轼乃三品大员，他如何扳得倒苏轼？问题的实质还在于洛党与朔党的交锋。而他们之间的交锋又被以刘挚等人为首的朔党利用，原先司马光没死的时候，就想着把苏轼挤出朝廷。由于司马光死了，他就没来得及实施。如今，他们正好借着朱光庭跟苏轼斗起来的这件事大做文章，对苏轼群而攻之，说苏轼就是下一个王安石。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或者说托辞。真正目的还在于权利的争夺。司马光死后，宰相的这个位置让很多人眼馋，而苏轼又是德高望重，深受高太后的赞誉与赏识。朔党的那帮人自然是害怕得很，就想着要除掉苏轼。这就是洛蜀党争的真实情况。
朱光庭对苏轼的陷害与诬告，虽然以高太后的和稀泥而结束。但这不过是一小小的争斗，后面更让人感觉到惊心动魄的是，连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也参加到其中，他们跟高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要求严惩苏轼，说他是为臣不忠。苏轼是实在受不了这样的政治争斗，再三请求离开朝廷，到地方上任职。也能为，如果不这样做，苏轼担心自己还会重蹈“乌台诗案“的覆辙。于是，在宋哲宗元祐四年的三月十六日，即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到地方上工作。就这样，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为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府到了杭州。从这一天开始，之后苏轼先后在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四个地方担任过知州。特别是在杭州，苏轼政绩斐然。比如，我们大家熟知的拯救西湖。然而，即便如此，苏轼依旧没有逃过被贬的厄运。尤其是在高太后死后，苏轼的命运更加曲折，先后被贬到了惠州、儋州、海南等地。在这期间，苏轼并没有沉沦，反而勤政爱民，潜心创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直到宋哲宗于元符三年的元月九日，即公元1100年去世，即位的乃宋徽宗赵佶，年号为建中靖国。苏轼的情况才稍有好转。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苏轼决定归老常州。遗憾的是，此时的素食已经年老体衰，再加上身染瘴毒。一个多月后，苏轼便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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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死因，这里我做一点补充说明。早在苏轼离开海南向朝廷“请老，以本官致仕”（《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时，他就身染重病，从建中靖国元年的六月到建中靖国元年的七月二十八死亡，50多天的时间里，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关于苏轼在此期间情况的具体的记录大家可以参阅北宋何薳撰写的《春渚纪闻》以及清朝陆以湉的《冷庐医话》中的相关记载。我所要说的是，苏轼之死有可能是自己仗着自己也懂医术，以自病自诊而导致病情严重恶化。根据苏轼的《与钱济明书》中的记载，“某一夜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如蚯蚓者无数，迨晓乃止，困惫之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
根据医学知识，我们看从这段话中看出，苏轼明显是吃错了药。林孝廉在《昌彝射鹰诗话》中曾说，“公当暴下之时，乃阳气为阴所抑，宜大顺散主之……人参、茯苓、麦门冬三物，药不对病，以致伤生”。也就是说，苏轼选用了人参、茯苓、黄茋等温补的药，虽是对症下药之举，但除了麦门冬为清凉药外，人参、茯苓却是温药，苏东坡可能也是出于补气而将参、茯苓、麦门冬三味药一并服用，岂知这是错误的。正确的治疗方法应该是，先治疗好热毒，然后再补气。而苏轼恰恰相反，以清热解暑之剂来医热毒之症，终于导致了“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的恶果。当然，苏轼之死，就算他不乱用药，可能也活不长久，毕竟身体状况以及年龄摆在那里，用错药不过是加速他死亡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苏轼就这样病死了。
苏轼死后，按照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可谓是“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简单来说，就是全国人民都哀悼他。而苏门的子弟也纷纷用自己行使哀悼苏轼。比如，张耒就用自己的俸钱在荐福禅寺做了一场佛事。晁补之则写下了《祭端明苏公文》，在祭文中他这样写道，“间关岭海，九死归来，何嗟及矣，梁木其催”。意思是说，苏轼好不容易破除万难，以为可以再展雄风，谁知却陡然而逝，真的让人万分的悲伤。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苏轼的一生有过多次超越，而他给人感觉可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就是“旷朗清风”。如今，我们大多数人对苏轼的了解都是通过他的诗词，而在诗词背后的那个苏轼更是我们应该去挖掘的。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所述的也不过是一点皮毛而已。
最后，我以苏轼的一首名为《题西林壁》的诗做为行文的结束。我总觉得，这样一首诗应该是诗词背后的那个苏轼的真实写照，“横看成林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