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阳修死后，苏轼在文坛上的地位迅速得到提升，俨然成为当时的文坛领袖。所谓树大招风，整你没商量。那个时候，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可是相当的牛皮，在北宋文坛上声望颇高。这么一来，再加上他当年也是反对变法队伍中的一员，自然会成为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我们不妨这样去理解，就更能明白其中的原因了。这就是，如果将苏轼给弄垮，那就等于弄垮了他身后的一大帮文人，那反对变法的力量就小了很多。
2．苏轼的性格特点所致。虽然，苏轼为了自身安全而离开朝廷，到了地方。但是，他依然管不住自己嘴巴。在地方任职期间，依然不停的给宋神宗写奏章，阐述变法的弊端。此外，他还写了不少诗文嘲弄、讽刺那些变法的人。如此一来，树敌更多。对改革派中的人来说，苏轼就是一“乌鸦嘴”，阴魂不散，到哪里都有他得声音。苏轼的这种敢说敢为的性格，无疑使他随时随地都有被打击的可能。
3．苏轼的才华所致。对于苏轼反对变法这件事，包括现在，很多人都是持批判的态度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苏轼的才华还是相当了得的。特别是苏轼的文章，宋神宗是相当的喜欢，根据王巩的《随手杂录》中的记载，说宋神宗吃饭的时候，只要放下手中的筷子，他不敢别的的事，也不喝汤，也不剔牙，就看苏轼的文章。再加上，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干得还不错。两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自然会让不少人感到害怕，尤其是李定、王珪等人。他们害怕有一天，宋神宗会重新启用苏轼，以苏轼的才能迟早会爬到自己的头上。倒不如，趁现在苏轼还在地方上，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
有了这样的三点原因，苏轼必然在劫难逃。那么，苏轼到底因为什么事被他们抓住了把柄呢？当时，李定等人经过商量，觉得如果再不对苏轼下手，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就更难办了。但是，苏轼在地方干得好好的，也没犯什么错误。怎么办呢？我们知道，欧阳修当年曾被人说成与外甥女乱伦，其“证据”就是在他写的一首词里找到的。为此，李定等人也采用此招。于是，他们开始广泛搜集苏轼写的文章，经过仔细的甄选，发现一篇名为《湖州谢上表》的文章有问题。
按照惯例，宋朝的官员接受朝廷的任命需要上表言谢，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因为，像这样的文章都是有固定格式的。苏轼写的商标的这篇文章也跟其他官员遇到类情况上表时写的差不多，内容大多都是一些官面上的客套话。然而，就是这样一种跟“应用文”差不多的文章——《湖州谢上表》被“有心人”瞧出了毛病。
比如，“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其原意是说，湖州是一个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好地方，也是朝廷能够发现人才，善待人才的好地方。我们来看曲解的意思是什么？曲解的意思就是说，苏轼表面在夸赞湖州和朝廷，实际上是在埋怨朝廷委屈人在，不懂得唯才是用。
又如，“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养小民。”注意这段话里有一个很刺眼的词汇，即“新进”。这一词汇无疑是那些因附会新法而越次升迁的新党人物的代称。这还得了，我们分析整句话——“难以追陪新进”，就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苏轼跟改革派的人物是势不两立。苏轼为了掩饰自己的这种态度，在前面加了一句“知其愚不适时”，什么意思呢？皇上认为我是既愚昧，有不合时宜。因此，我苏轼才成为了“难以追陪新进”之人。换句话说，苏轼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宋神宗身上去了。然而，这岂能逃过李定等人的“法眼”，你苏轼就是在对改革派中的人进行人身攻击，是大逆不道之人。此外，苏轼说“老不生事”，更是不得了，意思是说朝廷正在不断地生事。加上“或能收养小民”这一句则透露出这样一个逻辑观点，即只有“老不生事”才能“牧养小民”，而“生事者”必然扰民不止。换句话说，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扰民，就是在不断的生事。再往深层次想，王安石变法宋神宗是支持的，那他就是“生事者”的头子。
宋神宗元丰二年六月二十七日，即公元1079年，经过“有心人”的精心准备，以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上奏宋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太狂妄自大了，看谁不满意就要写诗嘲讽人家，尤其是针对改革派中的人，把天灾人祸、山林盗贼的出现归结于新法，最可恨的是，他还对此幸灾乐祸，真是醉倒了极点。如果朝廷不对苏轼进行惩罚，实乃祸害天下。到了七月二日的时候，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紧随其后，上奏宋神宗说苏轼在《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肆无忌惮的讽刺新法，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甚至还侮辱当今圣上。如不严加惩办，难以平民愤。
可能宋神宗是真的很爱惜苏轼，因此，尽管这两道奏章就放在他面前，对于是否严惩苏轼，他没有明确表态。这可急了想置苏轼于死地的那帮人。于是，御史中丞李定决定亲自出马，再加一把火烧一烧，促使宋神宗尽快表态。李定这把火确实烧得够旺，他明确指出苏轼的四大罪状：其一，苏轼是一大骗子，乃不学无术，滥竽充数之徒。其二，苏轼猖狂无忌，不但不对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悔过自新，反而变本加厉的大肆封浜朝廷，攻击新法。其三，苏轼蛊惑人心，惟恐天下不乱。其四，苏轼明知故犯，不顾圣上对他得恩德，反而心怀恨意，说朝廷不重用他。这四条罪状，再加上前面两道奏章，使得宋神宗颇为震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就这样，宋神宗下了一道圣旨，将苏轼的这个案子交由御史台严肃处理。这就是当时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在这里做一点补充说明，为什么苏轼的这个案子叫做乌台诗案，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御史台又叫做乌台，故称之为乌台诗案。
现在看来，苏轼似乎真的是死定了。得到宋神宗的点头后，李定等人立即着手逮捕苏轼，具体执行者为太常博士皇甫僎等人。那么，远在湖州的苏轼知道自己厄运降头了吗？他不知道。好在吉人自有天相，苏轼的一个朋友王诜得知了皇甫僎一行人要去湖州逮捕他的消息后，大吃一惊，为了救苏轼，他立刻派人快马加鞭的到南都通知苏辙。当时苏辙在南都任职。
大家可能要问了，这个王诜为什么就知道这个“内幕消息”。其实，原因很简单，只要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便好理解了。王诜是驸马爷，他的老婆就是宋神宗的姐姐。说白了，他也是“皇家内部的人”，岂有不知？王诜又为什么要帮苏轼呢？原因也很简单，这两人是好哥们，感情好得很。你看，苏轼的身后背景真的挺深的，就凭这一点，我们也可断定苏轼这次必定是有惊无险。
王诜派的人马到了南都苏辙那里，苏辙一听，吓坏了，这可是要命的大事啊！得赶紧通知兄长才行。然而，皇甫僎这面也不是吃素的，可能他们也想到了逮捕苏轼的消息会走漏。因此，也是日夜兼程，并动用了最好的马匹。不过，当皇甫僎到了润州的时候，发生了一点意外，耽搁了不少时辰。原来，皇甫僎的儿子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生病了，可能是水土不服引起的。就这样，因为皇甫僎儿子生病而耽误了不少时辰，所以就给苏辙派去的人争取到了时间。
皇甫僎一行人到达湖州的时候，时为七月二十八日。与李定上奏宋神宗弹劾苏轼的时间相隔26天。在这短短的26天里，发生让苏轼性命攸关的大事，而苏轼竟然不知。可见，苏轼心里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写的诗文会成为他人打击的把柄。其实，古代的文字狱是屡见不鲜。好多朝代都发生过。此时的苏轼在干什么呢？他还过得挺自在，按照现在的话来说，他还在度假山庄乐呵着呢。然而，皇甫僎他们才不管你苏轼是高兴还是悲伤，总之，他们的任务就一个，逮捕苏轼。十五日过后，苏轼的案子开始审理。
那么，这个案子怎么审呢？说实在，很简单，就跟审理欧阳修跟自己的外甥女乱伦的案件差不多的套路。至于具体的审理过程，这里就不再详述了。大家可以参阅周必大的《二老堂诗话》、朱彧的《萍洲可谈》、孔平仲的《孔氏谈苑》、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等书。我所要说的是，苏轼入狱后，朝中有不少重量级人物都想办法营救苏轼。比如，前宰相张方平，他是三朝元老。得知苏轼入狱后，亲自写信希望宋神宗能赦免苏轼。关于这事，还有一段挺有意思的小插曲。根据马永卿《元城先生语录》中的记载，说张方平将信写好后，让儿子张恕直接交给朝廷。但这个张恕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生性懦弱，真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张方平所生。张恕拿着他老爸写好的信，到了登闻鼓院门口迟迟不敢进去，在门外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始终没敢进门去。无语了，这小子要是没有他老爸，估计狗屁都不是。后来，苏轼出狱后，看到张方平的这封信，冷汗都给吓出来了。张方平的这封信写得很是“恐怖”——在苏轼看来。比如，他说苏轼是“天下之奇才”希望宋神宗能以爱惜人才之心赦免苏轼。这句话要是放在平时说说，倒没什么。可在这个节骨眼上，宋神宗看到的话，不但不会赦免苏轼，反而会火上浇油。因为，这样的话语会激怒宋神宗的。好在张恕没有交出这封信，否则，这真的是要帮倒忙了。因此，可以说，张方平的营救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到底是谁在营救苏轼的蛊虫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呢？这个人说出来，肯定会让很多人大吃一惊。不是别人，正是王安石。当时，王安石已经退居江宁，他给宋神宗写信，说哪有圣君杀士大夫的。王安石虽然退居了，可他在宋神宗的心目中地位是很高的。因此，连王安石都劝宋神宗不要杀苏轼，那宋神宗心里肯定要慎重考虑了。此外，营救苏轼的还有宰相吴充、曹太后等。有这么多重量级的人物都营救苏轼，自然，苏轼是死不了了。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王安石，按理说，要是王安石再加一把火，苏轼必死无疑。可他没这样做，这说明王安石的人格魅力真的是让人佩服。可惜的是，苏轼没能跟他走在同一战线上，为新法出谋出力。历史，总是让人遗憾的。
苏轼的这案子最终的处理结果是，以“诽谤朝廷、妖言惑众”的罪名贬谪到黄州任团练副使。而之前给苏轼通风报信的王诜因为泄露机密也受到牵连，被免去一切职务，而苏辙也被贬了官。苏轼从狱中出来，写了两首诗，这两首诗很能代表他此刻的心情。再次，我试举一例加以说明，“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
苏轼说经历这场灾难后，他也不想再去回想，就当是一场梦吧！而大难不死，真的都有原因吗？苏轼说这话，除了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外，还夹杂着一些难以言表的感叹。个人理解，应该与王安石出手营救有关。毕竟，他们两个是“敌人”啊！然而，不管怎样，苏轼在经历了如此一劫后，他做到了超越自己，不去想那些复杂、痛苦、委屈、龌龊的事，就当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即然这样，我们不妨来看看苏轼在黄州期间是如何潇洒走一回的。
虽然说苏轼做到了超越自己，但是人还是要面对现实。苏轼被贬到黄州面临的第一个尴尬就是生活问题。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就算苏轼被贬了，那大小还是一个官，也不至于连生活都成问题吧！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苏轼担任的这个团练副使基本就是一个空头官衔，由于苏轼是一个犯官，他到黄州还得受到当地官府的管制，而且，朝廷在苏轼职务团练副使的后面又加了一个“本周安置，不得签公事”的注明，意思是说苏轼这个团练副使没有行政权和签字盖章的权利。换句话说，苏轼就是一个犯人，不过是在称呼上换了一个说法而已。因此，除了分配一定的实物给苏轼外，苏轼几乎没有薪水和俸禄。再加上苏轼是一个大手花钱，不存钱的人，尽管他之前也做了不少时间的官，到现在他也是所剩无几。对此，连苏轼自己都承认，他说，“俸入所得，随手辄尽”。（《与张子厚书》）
苏轼到了黄州，他是连同一家大小都带去了的，一个人养20多个人，那个窘迫状可想而知。然而，这也没难倒苏轼，俗话说“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大不了精打细算，尽量省之又省。不过，就算苏轼以这样的方式省吃俭用，以他现有的积蓄也只能支撑到第二年，以后的日子怎么办呢？苏轼的想法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到时候再说。“水到渠成，不须预虑”。（《答秦太虚书》）这可够潇洒的，一点都不着急？其实，苏轼这是自己安慰自己，在他心里还是有打算的。我们知道，苏轼又叫苏东坡。这个东坡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苏轼心中的打算就是自己开荒种地，这样以来，不就解决生活上得问题了吗？经过多方申请，苏轼得到一块50亩的废弃坡地。由于苏轼把白居易当做偶像，白居易算是他得精神支柱之一。白居易在被贬忠州任刺史的时候，曾写了一首比较有名的诗，诗名为《东坡种花》，“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你看，四句诗中就有三句含有“东坡”二字。再加上，苏轼得到的这块坡地为黄州城的东门外，也难怪苏轼要自称“东坡”了。
就这样，苏轼带着一家人在“东坡”中开垦种粮，到了第二年，收获还不小，居然有收获了2000多斤粮食，“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苏轼·二红饭》）苏轼将收获的这些粮食在食用的时候还做了改进，名曰“二红饭”。这二红饭是将大麦与红豆掺合在一起蒸熟即可食用。由于小红豆味香，大麦甘滑味长，蒸出的饭色泽微红，味香爽口，苏轼的老婆王闰之笑称为新式二红饭，“老妻大笑日：‘此新样二红饭也’”。（《苏轼·二红饭》）一家人生活得其乐融融。当然，关于苏轼改进伙食的事，还不止这些。比如，我们熟悉的东坡肉、东坡羹。此外，苏轼还根据朋友杨世昌提供的秘方酿造出可口的蜜酒。如此一来，苏轼在黄州过得还真潇洒，有滋有味的。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二红饭+东坡肉+东坡羹+蜜酒”，真是羡煞人也。
现在，苏轼已经把在黄州的生活问题给圆满解决了。苏轼难道就在黄州只顾吃喝吗？其他的事他都不做吗？当然不是，苏轼在黄州期间还著书交友，收获良多，苏轼在给朋友滕达道的信中说自己在黄州专心著述，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对《周易》、《论语》的注释工作。此外，他还写了《书传》、《赤壁赋》、《赤壁怀古》等深具影响力的作品。特别是《赤壁赋》与《赤壁怀古》至今，仍为我们津津乐道，赞不绝口。然而，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问，苏轼难道就要在黄州呆一辈子？他还能东山再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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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苏轼接到朝廷新的任命，离开黄州到汝州任团练副使。经过在黄州四年多的历练，苏轼似乎明白了许多。比如，这一次，他在北上汝州的途中，与一个重要的人物见面了。这个人是谁呢？王安石。
其实，按照常规的路线，苏轼由黄州到汝州，应该是忘西北方向走。可苏轼为什么舍近求远，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这其中到底有何隐秘？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将笔触指向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