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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出生在张端义的《贵耳集》里显得十分有名堂。按照这里面的记载，说的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即公元1036年，在这一年的某一天发生一件天大的怪事，四川眉山县的彭老山突然变得死气沉沉，那些花草树木全部都凋谢枯萎。这一凋谢枯萎就是60多年，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即公元1101年，彭老山的花草树木才重新焕发生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景祐三年乃苏轼出世的年份，苏轼的出生把彭老山的灵气给吸走了，那里的花草树木自然就凋谢枯萎了。而建中靖国元年乃苏轼去世的年份，苏轼一死，自然灵气不再附其体了，彭老山也就恢复了生机。
这当然不足为信，不过是为了给牛叉人物弄上神秘色彩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苏轼的确年少有才，聪颖会顶。26岁的他顺利通过科举考试，从此进入官场。苏轼担任的第一个官职是“大理评事及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一个什么官呢？
先说“大理评事”，大理寺为官署名，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掌刑狱案件审理。大理评事可以理解为司法机关的属官。不过，这个属官只表示官员阶级的高低，不实任其事。至于“签书凤翔府判官”，凤翔府是宋代划分的行政区，如济南府、常德府。而判官一般都是以辅助上司的工作为主。因此，对苏轼而言，签书凤翔府判官才是他得实际职务，为凤翔府的助理官员。
那么，苏轼在凤翔府干得怎样呢？可以说干得是一肚子气。我们不禁要问，刚踏入官场的苏轼又没得罪谁，谁会给他气受呢？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苏轼的顶头上司陈公弼。按理说，陈公弼作为苏轼的同乡，应该多照顾他才是。然而，陈公弼反其道而行之，处处说苏轼的不是。
根据《陈公弼传》的记载，陈公弼是一个有一说一，嫉恶如仇，秉公办事的人。正是因为他这样的性格，使得他很不合群。据说，很难看得到陈公弼一笑，他几乎都是板着严肃的一张脸。而苏轼呢？他可是少年成名，一肚子墨水，自然少不了恃才自负。很显然，这样的性格差异，肯定会闹出不少事来。对此，我举例加以说明。
苏轼的一个同事很是佩服苏轼，佩服他什么呢？26岁的苏轼参加皇帝举行的最高级别的考试，即制举考试，获得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第三等，这可很了不起。因为，第三等为最高等级，乃宋仁宗和司马光亲点，也难怪同事要佩服苏轼了，称其为“苏贤良”。
苏轼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挺牛的，而同事称赞也没什么。但是，偏偏有一次被陈公弼给听见了，当即就很不高兴的说，不就是一个小小的判官嘛，有什么好贤良的。说了这话还没完，竟然还将苏轼的这个同事痛打了好几板——让你一天到晚崇拜这个崇拜那个，给你几板子看你还崇拜不？弄得苏轼心里很不是滋味。当然，估计苏轼的同事心里更不是滋味。这不，到了7月15中元节的时候，苏轼就赌气，没有去参加。陈公弼二话没说，罚！罚什么呢？八斤铜。真实无语了，这陈公弼是不是心理不正常啊！见不得苏轼有才气？
更有意思的是，苏轼的文章那可是没的说，但在陈公弼眼里，我还得给你圈点圈点。因此，几乎苏轼起草的文章都逃不过陈公弼勾勾画画，要求反复修改几次，才可交稿。无疑，这对苏轼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要知道，在当时，连当朝文坛宗主欧阳修他老人家都对苏轼的文章赞誉颇高，如今却被陈公弼看不上眼。苏轼实在是忍受不了了，就写了首诗发泄。这首诗写的挺有意思，“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客位假寐·因谒凤翔府守陈公弼》）
苏轼说，在陈公弼这个老顽固手下干活，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担心丢掉性命，只是心里的那般滋味不好受啊！要一天又天的忍受人在屋檐下的窝囊气。其实，苏轼说这话倒也在理，换做谁恐怕都要忍不住要牢骚几句，以作发泄。而且，在这凤翔府做事，确实要安全得多，你看，像当年范仲淹、欧阳修那些人，他们所处的位置是挺危险的，动不动就会遭到人弹劾，然后被贬。
不过，苏轼心里的窝囊气很快就得到更彻底的发泄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陈公弼在官府的后花园修建了一座楼台，用以官员们闲暇时聊天、聚会、诗文交流所用。楼台的名字取得还挺有意思，叫凌虚台。楼台建好后，陈公弼也学人家滕子京，请苏轼写一篇文章以作纪念。苏轼自然爽快答应，于是一篇名为《凌虚台记》便诞生了。当然，勿用多说，《凌虚台记》这篇文章肯定是写的相当的好。我所要说的是，这里面有两句话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在讽刺陈公弼。“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
什么意思呢？苏轼说，这人的命运可是反复的忽来忽往难以把握，倘若有人想借助在世间炫耀自己来满足那所谓的虚荣心，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很明显，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在说陈公弼不过是想靠整治我苏轼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你看，就苏轼这样的人，还不是得乖乖按照我的要求去做，我多有成就感啊！
陈公弼也不是傻子，他当然看出了苏轼暗讽之意。按照常理推断，这回苏轼就算不挨板子，也得被罚上不少的铜。然而，这一次一向冷面的陈公弼却笑了，笑得呵呵呵的。这倒出乎苏轼的意料。更有意思的是，陈公弼还把苏轼写的《凌虚台记》全文刻在碑上，立于凌虚台旁。我们知道，要是换做那些心胸狭窄之人，绝对是生怕有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流传于世，恨不得将之灰飞烟灭。然后，再伺机报复“说他坏话”之人。因此，陈公弼虽然对苏轼真的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但我想他这样做本意是为了苏轼好。何以见得？后来苏轼对陈公弼当年的行为彻底明白，他在为陈公弼写的传记中这样写道，“轼官于凤翔……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陈公弼传》）
很显然，苏轼认识到自己在凤翔府做官的时候，少不更事，经常跟自己的上司陈公弼发生争执，有的时候甚至直接将愤怒与不满表现在脸上。现在想起来，真的十分后悔。苏轼为陈公弼写传记的时候为48岁，而写《凌虚台记》的时候为28岁。时隔20年的时间，其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足以说明苏轼认识到陈公弼对他要求严格是为了自己好。苏轼能有这样的认识，无疑与他对世事的认识加深有直接的关系。以此，可以说，苏轼这个人懂得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懂得通过不足来超越自己。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后来他跟王安石由对立到相惜也是可以看出来的。
苏轼在凤翔府干了三年，于宋英宗治平二年，即公元1065年回到了京城。之后在直史馆任职，负责编修国史。在这一年的五月，苏轼的妻子王弗去世，第二年，父亲苏洵也去世了。遭受失亲之痛的苏轼还没来得及恢复过来，一场剧烈的政治风暴震动了无数人的神经，也正是因为这场政治风暴，使得苏轼的命运与之紧紧相连。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宋英宗治平四年的一月，即公元1067年，北宋史上最有名的皇帝赵顼即位，史称宋神宗。宋神宗为北宋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立志革新，重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立制，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关于王安石变法在这一章我只做简要说明。
宋神宗熙宁二年的二月，即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政知事，建立起专门负责变法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由此，变法运动便拉开了序幕。对于历代变法，总会引起新旧派别的相争。无疑，王安石就是改革派的代表，而司马光就是反对派的代表。那么，苏轼是持什么观点呢？
说实话，从情感角度出发，我还真希望苏轼是赞同并支持王安石变法的。然而，历史的真相是，苏轼站在了司马光的队伍里。苏轼为什么要跟王安石唱对台戏呢？个人以为有以下四点：
1．在苏轼看来，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有急功冒进之嫌，应当循序渐进，否则定会欲速则不达。为此，他曾谏言宋神宗“求治太速，进人太税，进言太广”。
2．在苏轼看来，王安石变法是要彻底颠覆现有的体制，这会动摇朝廷的根本制度。这当然与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分不开。
3．苏轼认为，改革的关键在于用人，而王安石变法在用人上出了不少问题。
4．苏轼受到朝中一些重要人物思想的影响。比如，司马光、张方平等。
为此，苏轼先后给宋神宗上书，反对变法。这些奏章多以告诫为主，阐述变法的弊端。如《谏买浙灯状》、《议学校贡举状》、《上书皇帝》、《拟进士对御试策》等。正是因为苏轼跟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对着干，让王安石很是恼火。因为，苏轼的文章的厉害是有目共睹的。再加上，宋神宗也挺欣赏苏轼的才华，曾多次想重用他，这更让王安石感到不安。因此，王安石坚决反对给予苏轼重要职务。其实，宋神宗从内心上将使希望苏轼能够辅助王安石，参与到变法中。然而，可惜的是，当时的苏轼没能认识到变法的重要性。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有不少观点认为苏轼这个人在王安石变法上是一个罪人，遭人恨。
一些混入变法队伍中的不法之徒，看到苏轼这样阻碍变法，就想着要除掉苏轼，给他罗列罪名。苏轼可能也觉察到了，如不尽早仇恨，恐怕性命都难保。于是，他主动向宋神宗申请离开京城，到地方上做官。就这样，苏轼便到了杭州任通判。之后，陆续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的知州。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苏轼在地方任职的这期间，他都做了哪些事呢？他是否就像那些“纸上谈兵“的文人一样，没有什么作为？
实事求是的说，苏轼在地方上干的还挺出色。比如，在徐州担任知州的时候，由于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黄河的下游。因此，一旦发生水灾，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苏轼刚到徐州就遇到连续下暴雨。据说，当时洪水都快淹过城墙了。在这紧急关头，苏轼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果断的应对。具体来说，苏轼采取了以下措施：
1．稳定民心。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民心不稳，事态就会朝恶劣的方向急剧发展。为此，苏轼向徐州城的老百姓表示，只要有他在，绝不会让洪水淹没徐州城。对于那些想弃城逃命的富户，苏轼则将其劝回。
2．积极动员城中老百姓，加固城墙。为此，苏轼召集了5000名得力人士日夜对城墙进行修补与加固。
3．想办法让驻守徐州城的禁军参与到抗洪第一线。宋朝有规定，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地方官员不得擅自调配。由于情况特殊紧急，在苏轼的再三恳求下，禁军的将领终于同意调配禁军与徐州百姓共同抗洪。
4．开凿徐州北部的清冷口，将洪水引入黄河旧道，从根本上解决水患。
5．紧急调动库存粮食，确保徐州城的粮食供应。
经过70多天的艰苦奋战，徐州城的洪水终于被引入黄河旧道。通过苏轼在徐州城解决洪水之困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苏轼是一个有高度组织才能，遇事沉着冷静且果断的人。当然，也证明了苏轼不是一个书呆子，是一个切实为老百姓办实事的父母官。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在这地方任职的八年中，在工作之余，他还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诗词。其中，我们很熟的咏中秋的诗词便是创作于这期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耳熟能详的诗句，至今仍被我们津津乐道。由于苏轼在地方任职的八年表现出色，宋神宗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还亲自下诏进行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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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说到苏轼为了避免被混入改革派中的不法之徒的陷害，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那么，苏轼有没有彻底逃过陷害呢？答案是，没有。
宋神宗元丰二年的四月，即公元1079年，44岁的苏轼接到朝廷的新任命，去湖州任知州。苏轼去湖州后不久，一件让他意料不及的灾难降到了他身上。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谁那么狠毒，不肯放过远离朝廷中央的苏轼呢？
宋神宗对王安石变法在一度时期表现得不是很坚定。在这个时期，朝廷的政局发展了较大的变化，即反对派与改革派的核心人物都先后离开了朝廷。其中，司马光为了表现自己对王安石变法的不满，而选择常年闭门著书，《资治通鉴》就是在这段时间得以较大幅度的完成。至于王安石，他也遭到两次被免相。可能有人要问了，既然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都离开了朝廷。那由谁来主持改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弄清楚这个时期的变法到底走向了何处。对此，我的分析如下——
1．宋神宗个人的成熟，以及权力欲望的膨胀。王安石变法之前，宋神宗不过20来岁，那个时候他还年少，而且他自身的地位也不是很牢固。后来，在王安石的辅助下，锐意进取，实行变法。经过十来年的努力，变法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也正是因为如此，宋神宗越来越感觉到个人权力不可撼动的重要性。因此，他对那些反对变法的人，采取了严厉的打压手段。换句话说，只要你反对变法，那就是我的敌人。这必定是王安石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实际上，不论是反对变法，还是支持变法，不过是政见不同而已，但如果演变成敌我的态势，这势必会造成不可扭转的恶性局面。这也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
2．王安石门下的变法人物过于担心反对派会对变法造成严重的威胁，采取了不断抨击与打击的双重手段，以此确保自身的地位不受到威胁。举个例子来说，当时的御史中丞李定以及权监察御史何正臣，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检查、审理、审讯朝廷官员的。这两个的人的权利很大，一句话，千万别让他们看你不顺眼，否则，绝没有好果子吃。如此一来，改革派中的不少人就连成一气，或者说形成一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排斥异己为己任。这也违背了王安石变法的最初意愿，也可以说是造成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3．介于反对派与改革派之间的人充斥在变法队伍中，形成一股可怕的力量。其中，以宰相王珪等人最为突出。根据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王珪是一个有名的“三旨宰相”。什么是三只宰相呢？即“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王珪在位16年，可谓是毫无建树，唯一的作用就是上传下达。人家都说宰相是日理万机，处理问题应该是有自己的见解。他倒好，事事依旨而行，离开了圣旨就办不了任何事情。然而，他对一件事是办得相当的得心应手，就是打击对手。
上述三种人有一个共同点，即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和利益打击对手。换句话说，上至皇帝，下至改革派以及宰相他们连成一片，为了各自的利益使得朝廷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是影藏在幕后的的黑手——宋神宗，一个是走在前台的显眼执行者，台前台后各自扮演者自己的角色，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王安石变法就这样发生的演变成排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的政治斗争。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到底是谁不肯放过远离朝廷中央的苏轼这个问题了。就是上述三种人中的第二种人。为什么偏偏是第二种人呢？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