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即位前和即位之初，亡秦的苛法****仍然严重地困扰着当时的劳动人民，对此如不彻底予以改变，就有蹈亡秦覆辙的危险。这是汉文帝所面临的第一大社会问题，也是铸造他以行仁政的形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知道，秦的苛法与****，是导致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秦末农民起义，就以“诛暴秦，伐无道”相号召，可见秦法与****是当时劳动人民所反对的核心问题。刘邦入关后之所以立即与关中父老相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正是顺应当时关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的心态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刘邦的这一作法只是临时性措施，他并没有来得及“悉除去秦法”，同时也无条件在推行这一措施，故秦的苛法如故，以致于到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正月，她还在说：“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更明显地证明从汉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因为这个《奏谳书》所收十多个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在刑罚名称、罪犯类别、量刑标准和计赃数量等方面，都同云梦出土的秦律相同，却不同于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则刘邦确未曾“悉除秦法”。正因为如此，故惠帝时才有“欲除三族罪、妖言令”之议，高后才有除此苛法之诏。
吕后虽有除秦苛法之诏，却并未实行，或者说实行不久，又恢复了诽谤妖言之法，唐人颜师古即持此看法，故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依然存在“诽谤妖言之罪”。由此可见，文帝即位之初，仍然面临一个必须彻底废除秦的苛法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不如此，就无以求得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汉文帝采取了彻底清除亡秦的苛法与****的一系列措施：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即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便发布了“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的诏书。
前元二年五月，又颁“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之诏，并规定“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前元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即除去擅征捕之苛法。
前元十三年五月，又颁“除肉刑法”之诏。
汉文帝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就给他塑造了一个“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的仁者形象。实则他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仁者”，而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顺应民心而为之，否则，既无以树立西汉政权不同于亡秦的形象，也无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故曰是时代铸造了他的品格特征。
孝文帝即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就是经过秦末汉初****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严重破坏、粮食奇缺、粮价飞涨等状况，使早已疲于亡秦徭役、兵役和赋税的劳动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迫使汉文帝必须缓解这一矛盾，否则随时有可能引发社会****。
我们知道，在秦末汉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汉高祖时期由于此起彼伏的异姓诸侯的反叛，仍然缺乏恢复与发展的条件。是以“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惠帝、高后时期，因鉴于社会经济状况的严峻形势，采取了“俱欲休息乎无为”的政策，虽然一度出现了“衣食滋殖”的局面，但是，由于时间短和基础不牢，以致直到汉文帝时期，仍然是“岁一不登，民有饥色”。因此，继续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减轻劳动人民租税徭役负担，这又是时代赋予汉文帝的历史使命。
事实又证明，汉文帝果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和促进社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改革措施：
文帝前元元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各郡国的岁贡，等于间接减轻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
前元二年九月，再下重农之诏，并以“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的办法以劝农（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此前田租率为十五税一，今收其半，实开三十税一之先河。
前元五年四月，“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开放钱币铸造权，同时由国家铸造新币，以促进商业的发展。
前元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关卡检查制度，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货物流通。
前元十三年六月，又下重农之诏，并颁“除田之租税”的诏令，即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
前元十三年，颁布“除戍卒令”，等于取消劳动人民的戍边之役。
后元六年四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所谓“民得卖爵”，即文帝允许百姓将官府奖励他们从事农耕所赐给的“民爵”出卖给无爵者。
此外，《汉书》卷64《贾捐之传》论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丁男每年应服的一月“更役”，减少为每三年服一月更役。《汉书》卷51《贾山传》在其《至言》中，用汉文帝的改革措施同秦的****作对比时说：“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除贾山所反对的“除铸钱令”等措施外，他几乎对文帝的改革措施作了一个总结。
文帝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表现在农业方面，除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的单一经济经营户，正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姜韮”的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其中无疑包括文帝时期。随着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的出现，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也形成了地区分布的特征，如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越、楚之地，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蚕”；渤海与碣石这些地区，也有“鱼盐枣栗之饶”；巴蜀地区，“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这些不同地区产品特色的形成，必萌始于文帝时期。由于各地区桑麻种植与养蚕业的盛行，就为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仅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纺织品来说，就有绢、纱、绮、锦、刺绣与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在这些丝麻织品之上，还饰以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人物等花纹，其色彩之鲜艳，织、绣之精美，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程度，这难道不说明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的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状况吗？
至于“千亩漆”的经营者的兴起，无疑是漆器制造业兴起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推动漆器制造的发展。上述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装饰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漆器制造业的发达水平。
西汉前期新产生的大冶铁业主，则更是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的直接产物。如吴王刘濞，就是在文帝时期“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邓通，亦于文帝时“铸钱财过王者”，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故文帝的改革措施，直接导致了西汉前期冶铁与铸币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工商业兴盛发达的局面。三决定汉文帝的所作所为和政治倾向的因素，还有诸吕之乱给他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是更贴近汉文帝的历史条件。
我们知道，吕后称制期间，对于扶植诸吕势力作出了一系列精心安排。早在刘邦时期，因为“吕后为人刚毅”，又曾“佐高祖定天下”，故得干预朝政，刘邦“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且得用其二兄“皆为将”。其长兄周吕侯吕泽死后，又“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可见早在刘邦时期吕后就已开始扶植吕氏势力。及惠帝在位时期，一切受制于吕后，诸吕势力得以进一步巩固。公元前188年，惠帝死，吕后哭而不哀，因忧诸吕势力还不足以控制朝政。于是通过陈平之请而立即“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吕后始安，原因在于吕氏家族控制了整个中央禁卫军的兵权。吕后称制后，扶植诸吕势力的步伐更加快了。
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吕后追封其父吕公为宣王、兄吕泽为悼武王，为封吕台、吕产等封王造舆论；与此同时，又重用其所幸者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用以监视刘氏宗亲；同年四月，又封齐悼惠王之子刘章为朱虚侯，并“以吕禄之女妻之”，并封吕种为沛侯，吕平为扶柳侯。其所以以吕禄女妻刘章，是企图以姻亲关系分化刘氏宗亲。与此同时，又立所谓惠帝之子刘强为淮阳王、刘不疑为常山王、刘弘为襄城侯、刘朝为轵侯和刘武为壶关侯，藉以削弱真正的刘氏宗亲势力。不久，就正式立吕台等人为王（注：关于立诸吕为王一事，《史记》卷9《吕太后本记》只载吕台一人，《汉书》卷3《高后纪》却谓同时封王者除吕台外，还有吕产、吕禄及吕台之子吕通共四人，与《史记》异；又《汉书·外戚·高祖吕皇后传》载此事作“遂立周吕侯子台为吕王，公台弟产为梁王，建城侯释之子禄为赵王，台子通为燕王，又封诸吕六人为列侯。追尊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与《史记》亦不同，注之以存疑。）。
吕后二年十一月，吕台死，随而立其子吕嘉为王。吕后四年，又封其妹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吕后六年十月，以吕嘉“居处骄恣，废之”，另立吕台之弟兄产为吕王。吕后七年二月，吕后以吕产为梁王，又以其妹吕媭之女妻营陵侯刘泽，因为刘泽当时为大将军，吕后恐其死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以慰其心”，吕媭要以女妻之，更有拉笼刘氏宗亲之意。《汉书·高后纪》谓高后七年正月后，“以梁王吕产为相国，赵王禄为上将军”（注：《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作吕后八年七月，“吕后病危，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军北军，吕王吕产居南军。”与《汉书》不同。），可见，此时诸吕势力已由控制兵权进入了控制政权。及吕后八年七月病危之时，因自知违背了刘邦“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心知“大臣弗平”，因而告诫吕产、吕禄二人曰：“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宫，慎勿送丧，毋为人所制。”
在这样的形势下，诸吕叛乱，已属箭在弦上。经过吕后的精心安排，不仅中央军政大权已落入诸吕之手；拥有部分军权的刘泽与宗亲刘章，又被吕后以媾姻纽带捆住了手脚；吕后所立少帝及其他诸王，又非惠帝儿子；中央政权中其他官吏、宗亲敢于反抗吕后者如王陵、赵王友等，或被处死，或被驱逐；复有审食其这样的人专司监视反对者的活动。一旦诸吕发动叛乱，要夺取刘氏政权，几乎已成定局。作为刘氏宗亲的刘恒，平时远处代地，毫不熟悉宫中内幕。因此，他只有等待命运对他的裁判，更不会产生被迎立为皇的美梦。
然而，刘恒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终于发生了。这就是陈平、周勃等人以惊人的胆量与智慧迅速铲平了诸吕势力，并且决定迎立代王刘恒为皇帝。而且他们的这一决定，是经过以陈平、周勃为首的大臣和刘氏宗亲仔细研究以后作出的。原因在于代王刘恒符合他们反复权衡的条件，是一个便于他们控制的理想的皇位继承人。
我们知道，代王刘恒本为汉高祖刘邦八子中的第四子。在他的哥哥惠帝刘盈死后且无儿子作为合法继承人的情况下，他自然具备入选为继承人的血统关系。他被封于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消灭了陈豨之后，至吕后死时，已为代王十七年之久，也具备了为政的经验，且在为代王期间表现出“仁孝宽厚”，这无疑又为他作为被迎立对象增添了砝码。刘恒在当时的刘邦诸子中，又是“最长”者，自然更有被迎立的条件。然而，陈平、周勃等人并没有立即决定迎立刘恒为帝。他们首先考虑的是不能在吕后所立“少帝”及梁王、淮阳王、常山王中挑选，因为这些人都非惠帝子，吕后之所以立之为少帝及封王，目的在于“以强吕氏”。当他们已经“夷灭诸吕”之后，如果在这些人中挑选皇帝，则“吾属无类矣”。其次，他们也曾考虑立齐悼王之适子齐王，因为他系高祖长孙，在血统上符合条件，但其母家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意即立齐王不便于控制，且有再度出现诸吕之乱的可能，故不可。再次，也考虑过“立淮南王”为帝，但有人以其年少，“母家又恶”，也遭否定。最后才考虑到代王刘恒，除了上述诸条件符合外，还有“太后家薄氏谨良”，易于控制，加上刘氏宗亲朱虚侯刘章与琅邪王刘泽都极力拥戴代王刘恒为帝，因而共同作出了决定：即迎立代王刘恒为帝。
正因为刘恒是在刚刚平定了诸吕之乱后登上帝位的，也是在获得了诸大臣和刘氏宗族的全力拥戴下为帝的，加上他被迎立前后的既恐惧、又惊喜的复杂心态，就决定了他即位之后必须有深入清除诸吕残余势力和重用与依靠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及刘氏宗族的政治倾向性。前者在于清除隐患、稳定政局和安定民心；后者在于安抚和报偿有功者，藉以重建刘氏宗亲的优势地位。
事实证明，汉文帝即位之后，果真迫不及待地着手清除诸吕残余势力。他即位的当天，即派灌婴与东牟侯刘兴居清除宫殿；随即杀死吕后所立少帝刘弘及吕后所封梁王、淮阳王与常山王；接着，文帝正式入居未央宫，以庄严的即位典礼昭告天下；当日夜，又拜原代国中尉“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拜原代国郎中令“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意在重用亲信控制中央禁卫军和严格宫内保卫。与此同时，文帝“还坐前殿，下诏曰：‘制诏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间者诸吕用事擅权，谋为大逆，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这等于向全国百姓正式宣布诸吕罪状和新政权的建立，全国人民大庆五日。在当时《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的情况下，大庆群饮五日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举措。文帝前元元年冬十二月，又宣布凡诸吕所夺齐、楚诸王故地，一律收回，仍归原主；随即撤销了吕后所幸审食其的左丞相职务，到前元三年四月，淮南王刘长杀之于其家。上述一系列措施，虽然没持续很长时间，但其接连不断的紧迫性，充分反映出文帝对于清除诸吕残余的急切心情。
至于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和优宠刘氏宗亲的措施，较之前者更具有持续性与多样性的特征，兹举其要者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