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文帝于前元元年十月下诏，肯定陈平、周勃、灌婴、刘章、刘揭、刘兴居、纪通等人在诛灭诸吕过程中的功劳，并各益封户和赏赐黄金。二是文帝于前元元年十二月，封被吕后杀害的赵幽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并把诸吕所夺齐、楚等国的故地归还齐、楚。三是文帝于前元元年六月，给“列侯从高帝入蜀汉者六十八人益封邑各三百户。吏二千石以上从高帝颍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户，淮阳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户，卫尉足（《史记·孝文本纪》作“足”为“定”）等十人四百户”；同时又“封淮南王舅赵兼为周阳侯，齐舅驷钧为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为樊侯”。这既是优宠宗室，又是安抚老臣列侯。四是文帝于前元二年三月，又诏赵王之子刘辟强及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有功，可王”，并立即分别被封为河间王、城阳王和济北王，这显然属于旌宠刘氏宗族中有诛诸吕之功者。五是文帝于前元三年十二月，以太尉颍阴侯灌婴为丞相；次年，灌婴死，文帝又以张苍为丞相，直到文帝后元二年张苍被免相时，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而不果，“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余见无可者”，最后不得已“乃以御史（申屠）嘉为丞相”，原因是申屠嘉曾“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足见文帝仍在坚持“将相公卿皆（高帝时）军吏”的一贯原则，这是文帝尊宠高帝老臣、宿将的典型反映。六是文帝于前元四年五月，诏“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赐诸侯王子邑各二千户”，这显然是优待所有刘氏宗亲和诸侯王子的措施。七是文帝于前元四年九月，又“封齐悼惠王子七人为列侯”；前元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前元十二年正月，“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直到前元十六年五月，文帝还在“立齐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厉王子三人皆为王”。这既是尊宠刘氏宗亲，又与回报诛诸吕功臣有关。所有这些措施，对于安定社会、巩固政局和维护西汉王朝的传统都起了作用。
综上可见，文帝依靠与重用刘邦时期的老臣、宿将和尊宠优待刘氏宗亲及诛诸吕有功列侯的举措，从时间上说，几乎终文帝之世未曾中止；从范围来说，几乎包括追随过刘邦的所有老臣、宿将和全部刘氏宗亲、列侯；从程度上来说，封王侯、赐爵级、益封户、拜丞相、赏钱财和免租税徭役，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文帝时期是尊宠刘氏宗亲和依靠刘邦时期老臣、宿将最为突出的时期。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人诛诸吕和迎立有功，另一方面同文帝想极力维护刘邦所确立政治原则有密切关系。如果说文帝除亡秦苛法****和实行轻徭薄赋、放宽禁令等措施给他塑造了“仁者”和改革者的形象的话；那么，他的一系列尊宠刘氏宗族和依靠老臣、宿将的措施，就赋予他以因循守旧和固守刘邦政治原则的形象。造成这种形象上矛盾的原因，在于他为老臣、宿将及刘氏宗亲所迎立，从而使报恩的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出现了人格上的二重性。四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往往使历史的进程发生为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后果。特别是剥削制度下，一些本来有益于劳动人民的措施，却会转化为对剥削阶级有利的政策；一些本来是为了发展经济的作法，却会引导出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一些本来可以收巩固政权、安定社会和维护政治传统的举措，却会产生严重的消极后果。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的结果是这样，他的一系列以巩固政权和维护传统为主旨的依靠老臣、宿将和刘氏宗亲的措施也是这样。这种以为善始而以祸害终的历史进程，是汉文帝所始料未及的，这是汉文帝的历史悲剧所在。
首先，文帝依靠、重用老臣、宿将和尊宠刘氏宗亲的政策，主要带来两个方面的消极政治后果：一是由于汉文帝依靠与重用老臣、宿将，忽视了对年轻官吏与将领的提拔和培养，从而造成高层统治集团成员的老龄化和丧失活力，使高级官吏与将领后继无人。前述张苍免相后文帝不敢起用窦广国而勉强以申屠嘉为相的事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汉武帝时董仲舒曾指出这种只用老臣、宿将的弊端说：在这样情况下，为官者“累日以取贵，积久而致官”，即任用官吏只看资历。论资排辈的结果，造成了“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因循守旧和无人可用的局面。他认为原因在于“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他的所谓“更化”，即“更张”和变革之意。由于不改变用人政策，官吏久任不变，以致形成了“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长期僵化状况，这给统治集团带来了政治上的人才危机。二是尊宠与优待刘氏宗亲政策的实行结果，使得诸侯坐大，日益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影响中央集权国家政令的执行，甚至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反叛。文帝时期已出现这种反叛的事实，如济北王刘兴居的反叛和淮南王刘长的谋反，就是明显的例证。至于景帝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反叛——“七国之乱”，也是在文帝时期埋下的祸根。例如“七国之乱”的祸首吴王刘濞，早在文帝时期就已心怀不轨，文帝却对他百般迁就、容忍，甚至只赐以几杖，嘱其安心养病，毫不追究其不轨行为，反予优宠，以致他更加肆无忌惮地招兵买马，积聚势力，终于酿成大祸。
其次，汉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更为严重，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帝的轻税措施，适足以资豪强，主要获利者并非劳动人民，以致加速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二是文帝的弛山泽之禁、开关津之阻和任民冶铸的政策，虽然促进了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却使大批冶铸业者有了兴风作浪的本钱，造成了商人富贵而农民贫贱的反常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