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候的大名人司马相如，是个名噪一时的流行写手，可他的志向并不是当写手赚女生眼球，而是像蔺相如那样建功立业。为这他咬牙练了好几年功夫，然后兴冲冲跑到长安城去应聘皇帝亲军，想大显身手。
可是怪事儿来了，他录取倒是被录取了，却给安排做内卫工作，职责是给皇上看家护院，别说没机会打仗，就算敌人真的打进来，外围防线是另一路土生土长的陕西兵，轮不着他立功。这司马相如郁闷了好些日子，最后只得灰心丧气地找门路外放，走了一大圈弯路才算给提拔起来。
司马相如心里肯定叫一个怨啊：俺一腔热血保家卫国，您这大皇帝又不是没眼珠，为啥就是不把我用在合适的地方呢？
其实呢，他怨的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不仅是他，整个西汉朝，皇帝都是这么安排卫队的。
汉朝皇帝的亲军卫队分为南军、北军。南军大约一万多人，担负内卫，防御宫殿；北军大约三万多，担负外围，防御都城。两支人马的构成是完全不同的：北军都是本地人，土生土长，家属都住在市区二环线以内（那会儿的二环线就是外城城墙了）；南军都是外地人，家属不能随军，而且不许在驻地附近谈恋爱。
皇帝这样安排自然有他的道理：京城是官民杂处，如果让外省兵把守，大敌一来，这些无牵无挂的单身汉很容易抱着保命回家的心理，来个一哄而散；而让本地人守城，他们就算为了自家老婆孩子，房子产业，那也得玩命打仗。要是外城守不住，敌人打到皇宫门口，皇宫的卫士若都是本地人，很容易化装回家，来个变兵为民，保住小命再说，把皇帝一家晾在那儿；而外地招募的单身官兵就不一样了，他们口音不同，就算潜逃那也是死路一条，只能陪着皇上战斗到底。这司马相如是四川人，他便再怎样毛遂自荐，那也是只能当内卫，没法出外勤的。
皇帝是天下最大的财主、最大的军阀、最大的实业家，他们当然贪生怕死，一心保住自己，整天琢磨的便是这个用人之道，他用不用您，怎么用您，自然有他的考虑，这套学问早在西周那会儿就已经很成熟了。比如都城里的京官，必须以外姓大臣为主，而外地的诸侯则要多一些同姓的王族，这是因为京城王族太多，容易闹宫廷政变；外地的外姓诸侯过多，则容易搞地方割据。您若不明白这些门道，明明是不可能得到的职位，却削尖脑袋拼命钻营，轻了那是白忙一场，弄不好就会惹祸上身。南宋有个大臣赵汝愚就是这么一位弱智，他辛辛苦苦当到宰相，板凳还没坐热就让人给搞下去，最后弄得接连贬官。他要是脑袋好使点儿，给他当宰相他也不敢--除了开国皇帝赵匡胤用过赵普，整个南北两宋，有哪个同姓当过宰相？他最后不就让人拿这个“硬指标”给做了吗？
有时候皇帝本人未必想得这么长远、这么深刻，可中国人是最讲惯例的，等到用人关键时刻，自有人捧出不知哪朝哪代的案例，提醒皇帝该怎样、不该怎样。您就算上去也得下来，到时不但这不合适的板凳没得坐，连本来合适的那张，怕是也做不得了，何苦来呢！
所以，您毛遂自荐也好，大胆应聘也罢，一定得弄明白那些规矩、惯例，以及当初之所以出台这些规矩、惯例背后的文章，否则只能是白费力气。
当然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情况不同，用人的规矩也会不一样。隋文帝的儿子汉王杨谅在老子死后不服哥哥炀帝，在山西起兵造反，他的参谋王
提出个选用人才的标准：若杨谅志在跟哥哥争天下，就要用外省人，不能用山西人，否则这些人眷恋故土，根本无意进取；若他只是想守住地盘，谋个割据局面，那就该专用山西人才，否则这穷乡僻壤，外聘的人才迟早都得给洛阳、长安的花花世界给勾了去。
您看，是不是很弯弯绕？有时候连很聪明的人都想不透呢。南北朝时有个能人叫王镇恶，是大名鼎鼎的王景略的后人，自个儿也是文韬武略，无一不通。他帮着刘裕从建康（南京）一路打进长安，灭掉后秦，创下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南方王朝北伐全胜范例。可就这么一位能人，功成名就后不到一年就混了个死无葬身之地。他是陕西人，先是被安排独当一面攻打陕西，后来又被安排留守陕西。任命他的是同一个刘裕，为何结局却完全两样？
打陕西、灭后秦时候，刘裕的名望还没达到顶峰，亟待建功立业，好为日后称帝积攒资本，更因为大本营建康有能干的亲信刘穆之看着，心无旁骛，一心在陕西开疆拓土，土生土长、又有一身本领的王镇恶自然是块宝，加上自己当主帅，对驾驭人才把握十足，也就敢用这样的争议人物。等打下长安、灭掉后秦，声望已经达到顶峰，刘裕人还在长安，心早飞回建康等着篡位了，加上刘穆之突然病死，他急着顾家，更不敢在陕西多待，只能托付十来岁的二儿子留守。这时候陕西对他而言最大的危险不是守不住（守不住就守不住，能当皇帝比啥都强），而是叛乱，加上儿子太嫩，缺乏驾驭能力，王镇恶就不再是栋梁，而是定时炸弹了。事实上王镇恶之所以被内讧害死，正是刘裕安排了很多人相互监视牵制弄出的事儿。您说，这王镇恶若是晓得刘裕用人政策变了，晓得为什么他非变不可，跟着一起凯旋，以他的大功，什么官儿他当不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