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我收到了一封信，受命参加军队基本训练。不久前，有人曾问我：战争时期的军旅生活教会了我什么？我想除了学会调整、苦中作乐以外，我还学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我知道，在体力面临极大挑战的状态下，我仍然能够和战友“友好相处”；我能够在炎热和严寒的环境中，依然保持良好的心态；当我迎着头顶扫射的密集火力、震耳欲聋的炮声，携着伽兰德半自动步枪，在铁丝网下匍匐前进时，我依然能和战友保持融洽。
我也学会了和另类人群的相处之道。我和战友朝夕相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多样性和多元化是我们这群人的特点。我们的年龄从18岁到45岁不等，我们的出身贫富不同，受教育程度也参差不齐，有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而有些人则目不识丁。
尽管一开始我们互不相识，然而一起经历的逆境和磨难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共同追求的目标增进了兄弟情谊。我们大家都相处得很融洽，每个周五的晚上，我们都痛饮啤酒，欢度良宵。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身、背景都已经不再重要。
正是一位与我相处得最要好的战友的促成，帮助我做出了前往美国陆军在佐治亚州班宁堡的候补军官学校（Officer Candidate School）的决定。受到鼓励做出这一决定对我来说相当偶然，因为当时战争已经结束，我正乘船前往海外。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我这般幸运。
身处逆境时，人与人之间虽然差异显著，但人性的慈爱足以将大家团结在一起。
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我接到命令，前往日本的北部岛屿北海道，后来辗转到东京。映入我眼帘的，是满目疮痍的东京。
我清晰地记得，行走在市区时，所见所闻让我震惊。尽管战争毁坏了城市的建筑，但是我们仍然经常遇到日本的百姓。孩子们毫无顾忌地走过来和我们攀谈，劝我们不要吃口香糖或糖果，也不要吸烟。没有人视我们为英雄，也没有原先我们想象的经过岁月冲刷也难以抹去的战争引起的仇恨。
在日本的日子，我再次认识到，身处逆境时，人与人之间虽然差异显著，但人性的慈爱足以将大家团结在一起，大家彼此关爱自己的同胞，平等相待和睦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