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形式的慈善机构巨头名单列表上，“洛克菲勒”的名字永远独占鳌头。
当我开始阅读有关洛克菲勒家族的资料时，我注意到：洛克菲勒家族和我们的家庭之间有着意外而细微的关联。
第一个帮助约翰·D·洛克菲勒用“洛式”方法从事慈善事业的人，名字也叫盖茨。
弗雷德里克·盖茨（Frederick Gates）不是我们的亲戚，他通过开展慈善事业前举足轻重的准备工作体现了他的价值。他咨询了大量的专家学者，并声称阅读了成百上千本书籍，最终集百家思想之大成，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事业作出了贡献。
当我了解弗雷德里克·盖茨的学识时，我们家的盖茨正开始狼吞虎咽地吸收并消化一切知识，希望能够解决他和梅琳达在慈善事业中遇到的问题，当然，他那时的阅读量还没有达到成百上千本书。
通过研究，我了解到是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小洛克菲勒接过了其历史使命—将父亲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我怀疑我是不是慈善事业历史上唯一将儿子的钱用于慈善事业的父亲。
洛克菲勒家族为环保及慈善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积极地参与文化、卫生与慈善事业，将大量资金用于建立基金，投资大学教育、医疗机构等，他们所从事的慈善项目不胜枚举。洛克菲勒家族慷慨地让整个社会分享他们的财富，开了美国富豪行善之先河。
今天，我们在进入全球健康领域相关的每个课题时，都惊讶地发现，洛克菲勒家族慈善事业涉足相关领域已久。
当我们致力于儿童免疫接种领域时，我们发现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发起相关基金，而我们的工作正建立在他们的贡献之上。
当我们开始关注防治疟疾和肺结核时，我们获悉，洛克菲勒家族早已在世界各地研究这类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在某些地方已逾百年。因为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我们才有能力对这些肆虐世界的疾病进行有力的反击。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艾滋病毒/艾滋病（HIV/AIDS）领域。
通过向洛克菲勒家族学习，我们学习到一门重要的课程：在追求远大目标的道路上，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相互配合，通力合作。
我们也同样认识到：远大宏伟的目标绝非目光短浅的人所能理解。
洛克菲勒家族世代都在和棘手的问题作斗争。
他们一贯关注的重点领域—农业领域就是最好的例证。为解决全球温饱问题，让穷人摆脱贫困，他们着眼于提高农业产量。
在20世纪初，当时美国南部乡村就像一个发展中国家，洛克菲勒家族资助了新作物的培育，赞助了流动学校，给贫困的黑人农民夫妇讲授现代农业课程—从最现代化的耕作方法，到如何通过密封罐储存食物。
在追求远大目标的道路上，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相互配 合，通力合作。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与发展中国家政府一起，资助建立改良小麦和大米的品种中心，推动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农业耕作方法的改进。这项工作后来被命名为“绿色革命”，使发展中国家的食物产量翻了一番，成功地抗击了饥饿，拯救了数百万生命。197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科学家诺尔曼·伯格（Norman Borlaug）博士，因其引领“绿色革命”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受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功的激励，我们的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已经联合他们在非洲启动了一场新的绿色革命。
历史表明，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如果不提高农产品产量就无法脱贫。
我们预计，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农产品的产量将实现2~3倍的增长，而他们剩余的产品可以实现贸易出口。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非洲南撒哈拉地区提高经济水平，使成千上万的非洲人民生活将变得更加美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付出多方面的努力，从支持繁育适应性更强的非洲主要农作物新品种，到鼓励商业银行以更低的利率向农民提供融资渠道。这要求我们创建新的市场，扭转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关注小农户，使非洲国家经济从净进口型向净出口型转变。
我们选出那些最有机会成功的人，帮助他们获得技术和知识。
乌干达种子种植企业家约瑟芬曾经受邀于哈佛大学作演讲，她介绍了自她后院繁荣起来的大规模种子种植产业。
如果没有洛克菲勒家族所做的工作，很多像约瑟芬这样的人开创的产业就不会存在。
许多人认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慈善传统，可以一直追溯至约翰·D·洛克菲勒的母亲伊勒·戴维森·洛克菲勒（Eliza Davidson Rockefeller），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教徒，积极培养自己子女的基督教信仰。
我相信洛克菲勒女士见到约瑟芬时一定会像我一样激动，当年她的基督教信仰传承了六代，改善了许多人生存和生活的环境，使女性能够养活家人，促进国家繁荣。
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的著作《洛克菲勒基金会故事》（The 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描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前50年的慈善史。我发现许多故事值得分享，其中有一个故事让我终生难忘。
在20世纪40年代，两个生活在德国的男人，死于大屠杀集中营，他们身后都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留下了大笔遗产。这两个人一个是一名医生，另一个是一名工业家。
他们之间素不相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他们也从未有过往来。唯一合理的假设就是，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是这两个人认为唯一值得信任的组织机构。
如果许多年以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能得到素不相识的公民的高度信任，我们的工作就算成功了。
